（注：自2月1日，我利用“两会”时机一直在发布十多年来所写的医药、医改文章，意在引发全社会关注。“两会”结束两个多月后，之所以继续重发相关文章，是将问题甚至解决方案集中提出来，希望新成立的国家医保障局领导的重视。该文写于2018年4月25日）。
各位，请与我一起呐喊：我们不要“天价药”！
以下为原文：
周蓬安：药企销售费用高企，行贿占比究竟几何？
4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制药企业花几十亿推广销售 究竟能花多少钱搞研发?》一文披露，2017年，有11家上市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人民币。在同花顺数据统计中发现，有53家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占比超过了30%，有8家甚至超过了50%。其中，海特生物、舒泰神、龙津药业的销售费用占比超过了60%。
中国药品一般不需要多少研发，只需两大法宝：一是非处方药广告狂轰滥炸；二是处方药全程贿赂。 想想看，一个原本可以由药品生产企业将产品直接卖给医院、药店，销售费用理应低得不能再低的药品，销售费用竟然占比超过60%，这至少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患者付出了几倍“冤枉钱”。如果不考虑加价因素，且不考虑中间商依然不低的销售费用占比，患者原本只需要花4元钱就可以用上的药，经过政府集中采购，人为增加流通环节之后，就变成了需要付10元钱才能用上。
而笔者推测，药品生产企业在强制推行“两票制”后的实际销售费用占比，应该远高于该文披露的比例。十年前，我曾预测患者承担的药品平均价格，是出厂价的5倍；十年后的今天，我预测患者承担的药品平均价格，已经变成出厂价的10倍。那么，“虚价”十倍甚至百倍的药企，利润是不是随之也涨了十倍、百倍？绝对没有。那么涨价部分都去了哪里？我的回答是，绝大多数变成了“黑钱”。
我曾经写道：中国没有真正的药品市场，中国药品市场仅仅是“权力与金钱苟合”后，被用于盘剥国人财富，甚至是既谋财又害命的一种交易场。以十倍、百倍的“虚价”将药品推销到患者手中后，药企除额外承担因“虚价”增加的增值税及其附加外，更多是用于促销，而所谓的促销，主要手段无外呼贿赂官员和医生。
笔者关注涉医、涉药腐败十多年，但怎么都看不懂中国药品市场缘何会如此混乱？不少网友给我留言，称政府在“高药价”中有利益，我认为非常“不靠谱”，在此也集中做一个回应。因为虚高的药价，吞噬得最多的是医保资金。而税务或社保部门征收的医保资金，是直接进入国库的。一旦医保资金出现缺口，政府必须动用财政资金填补。
这里我再来说一下完全违背市场规则的药品交易现象，那就是同类药品中，价格越高就越好销售。很多人看不懂这样的怪现象，我曾经分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药品作为特殊商品，采购单位、使用单位与费用最终承担者分离，价格再高也不需要采购者承担，因此漠不关心，谁给好处多就买谁的。二是医院更青睐“天价药”，因为药价越高，医院从药品销售中得到的利益越大。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是，别以为全面推行“零差价”后医院与药价没有关系，大家拿脚后跟想想就明白，医院失去这一块收入又如何生存？其实还是依照药品消费总金额，得到政府相应的补贴。那么政府这块钱从哪来？肯定是采购环节说不明的“差价”。因此，医院更喜欢与行贿无法分离的“天价药”。三是因为有“回扣”空间，医生更喜欢“高价药”。药企不搞学术推广，产品就不好理直气壮地进入医院，而以学术推广费、参会劳务费等名目变相行贿专家、医生并支付个人所得税，也是销售费用的一部分；而不给、少给“回扣”，医生就会选择其它同类药。
这些上市公司为何没有将所有的销售费用做在自己的账上？就因为上市公司需要较为透明的信息披露，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若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就很自然让人想到用于“行贿”，这就有损于企业形象。那么，在不使“黑钱”就无法销售的中国药品市场，就只能将销售费用一分为二，由流通企业（医药公司）在账面上分摊一部分，这部分费用当然通过与生产企业重新核定价格来解决。
实行“两票制”就逼得这些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占比的增长速度弄到惊人的地步。例如，灵康药业同比增长42.24%，龙津药业同比增长33.90%。其中，灵康药业的销售费用金额更是同比增长了890%。我就在想，如果强制推行“一票制”，会不会将与腐败如影随形的巨量虚拟“销售费用”打回原形？
我不知道证监会是否对上市公司销售费用进行合理性审查？如果证监会没有这个职责，我建议新成立的各级监察委去做，这是一条非常好的反腐线索，因为这些费用绝大多数都被用于行贿或变相行贿官员、医生了，而且一定是有帐可查，办案极其简单。今天，就算我向监察委公开举报了，希望你们在查处涉药、涉医方面建功立业，为这个新机构立信、立威。（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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