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逼住院患者去药店买药，是医改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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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患者有这样的经历：医生看完病后，开出两张药方，一张在医院内拿药，另一张要“出门左拐去XX药店”。院内部分药品是可以医保报销的，院外拿的药则是自费。有此经历的患者对于在医院看病却要在院外药店自费买药表示不解，质疑“医生勾结药店拿提成了”，而医生们则喊委屈，表示这种操作原因复杂，他们也有些无奈。到底是谁的“锅”？（7月28日《本月谈》）
这篇题为《医院隔壁开药店，生意好得不得了？见怪不怪的“外挂药店”调查》的文章，揭示的主要问题，是患者去医院看病为何非要到药店买药？因为对于多数患者来说，在药店买药，既不能报销又凭空增加了麻烦。而在此话题下，又延伸出另外至少六个问题：
一是药店的药品价格高，比如50元买一盒的前列桂黄片，网上一盒仅20元左右。二是医院控制药费占比，医生多开药要被处罚，因此只能让患者外购。三是医院严控抗生素使用，患者家属只好自费去附近药店买。四是医院药物品种有限度，湖南某三甲医院“只能进1500个品种的药品”，导致常用药也开不出来。五是受医保限额影响，医生每次开药有限，患者为避免反复排队就诊，只能自费去药房购买。六是药品全面推行“零差价”后，医院不愿意多开药。
在笔者看来，该文采编人员对当今中国医药、医疗、医改现状还是相当陌生，因此有的内容显得相当幼稚、相当外行。比如药价问题，虽然药店比网店贵得多，但未必比医院贵。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医院推行“零差价”后，药品价格会比药店高，但他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药店的实际进价远低于政府集中采购的药价，这点我在《武进“二次议价”，揭开“零差价”画皮》一文中已经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因此，医院不愿意多开药，也与药品全面推行“零差价”无关。
医生开处方后让患者“出门左拐去XX药店”卖药，除了以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外，拿高比例“回扣”当然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因。
我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过当今中国一个“不堪现象”，那就是“药店比粮店多”。因为一般粮店都开在背街背巷“不起眼”的地方，而且不会“扎堆”，为的就是节约成本，薄利多销。但药店都开在街面上，租金都很高，且布点非常密集，没有暴利根本无法支撑下来。而满街都是药店，也会让不明就里的外国人产生一种错觉，还以为中国人的体质又回到“东亚病夫”状态，需要满大街药铺，以方便购药。而实际上，这仅仅是管理药品的官员们病了，而且患的是“重金病”。那么，由他们设计出来的药品、医疗管理机制，也就是被吹成巨大政绩的“医改”，肯定难以避免地患上了“先天性重金病”。（下图系谎言）
个人缴纳医保的钱越来越多，财政对卫生投入越来越多，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却越来越多，这种道理能说得通吗？或许正因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这么思考问题，设计公立医院改革的官员就想出了另一种办法，即逼你去药店，以有效避免住院、医保记录，至少账面上的个人费用没那么高了。这无疑也是此轮公立医院改革的一大负面结果。
我不止一次地谈到“医改”，但若让我为此轮公立医院改革给出总体评价，那也只能用“失败”二字，甚至认为负责制度设计的哪些人还没有找到，或者不愿意找到“医改”的正确方向。那么，医改的正确方向究竟在哪？当然是尽量“拧”掉医疗过程中的水分，尤其是必须挤掉药品、医用耗材令人咋舌、丧尽天良的“虚价”部分，让医疗真实成本显现在阳光下。
2013年年底，我将《建言总理：以大幅度降药价为切入点，推进医疗改革》提交了民盟中央第四届“民生论坛”。2016年4月6日，李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把“药价”作为深化医改的“突破口”。
我一直在抨击围绕药品中的腐败行为，包括药名审批、药价核准、集中采购、医药公司和医药代表行贿、医生拿“回扣”等，也得罪了不少官员、医药代表及医生朋友。今天我还要再强调一点：你们其实不需要这笔钱。这些对于患者来说，有“既谋财，又害命”之嫌疑的“脏钱”，对于你们而言也仅仅是增加了银行存款的数字。但你们肯定始终有一种担心，那就是如果有一天反腐机构较真了，将药企管理层控制起来，让他们交出账本，他们还敢死扛到底？医药代表手中的那本帐，敢不拿出来？如果有一天，你们的院长被抓了，你还能睡得了安稳觉吗？你们原本可以过着十分安逸且相当体面的生活，又何必冒着“有可能进监狱养老”的风险呢？
再次呼吁负责“医改”的高官们，没有药品、医用耗材的大幅度降价，没有医疗成本的真实透明，任何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医改”方案，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的主公众号为“zhoupengan1”，请关注）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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