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必须彻底斩断“过度医疗”的黑手

杨八里 周蓬安谈医改

注:“两会”期间继续集中发布十多年来所写的医改文章。该文写于2012年2月19日。一些网友不知道何为“过度医疗”,也不愿意在网上搜索,笔者在此将搜索来的内容转过来,供大家了解: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 或者说,在治疗过程中,不恰当、不规范甚至不道德,脱离病人病情实际而进行的检查、治疗等医疗行为。简单说,过度医疗是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的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

应该说,七年前撰写该文时,全国“过度医疗”问题还没有这么严重。经过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后,医院、医生个人的盈利目的更为明显,一些医生甚至已经变成“卖药的”,原先可以一盒药治好的病,为了卖药就会开上三盒、五盒甚至十盒;原先“打屁股针”可以解决的病情,现在就要一瓶又一瓶地输液,用药越多,“回扣”越多,这也是导致中国抗菌素泛滥的直接原因之一

以下为原文:


周蓬安:必须彻底斩断“过度医疗”的黑手

今日《法制晚报》一篇题为《媒体批公立医院过度医疗心血管病人放7个支架》的文章,读后令人胆颤心惊。该文披露,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而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指出,“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

为什么医生不愿意用最优的方案给病人治病呢?原来其中藏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供应商、采购商、医院、医生,都有自己的“黑心利益”。

——供应商:本是以推销出更多产品、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目标,他们不择手段行贿医药集中采购的官员、医院,风险一向很小,因为我们的社会对“行贿”行为一直非常宽容。

——药品定价、集中采购部门:有拍板权的官员大肆受贿、工作人员“捞好处”实际上已成“显规则”了,否则不可能出现差价近100倍的药品。我一直呼吁反贪机构把工作重点放在关注政府集中采购人员上,特别应该放在药品定价、药品集中采购的那些人身上,那里绝对是一座“金矿”,可中国的反贪机构却视而不见,估计是忙不过来。


——医院: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大家不要奇怪,医院肯定更愿意进标价为1.2万元的支架,而不愿意进标价为3000元的同一种支架。因为医院必须执行有关部门核定的15%加价规定,使用3000元的支架,医院仅能得到450元差价;而使用1.2万元的支架,医院就可以得到1800元的差价。也正因为如此,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大家也不要以为医院就那么傻,会眼睁睁地看着供应商、集中采购部门“发大财”,自己就挣这么一点差价,实际上供应商还得另外向医院进贡一部分,医院把这笔钱放在另一本帐上,用于职工的福利、给权势人物送礼。医院敢这么做,主要是中国的“商业贿赂”很少受到惩罚。


——医生:“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面对如此诱惑,那些本该“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又岂能抵挡得住?

不难看出其中奥妙,“放七个支架”完全是腐败的社会现状,加上荒唐的管理制度催生出来的,是社会治理无效的集中表现。

“放七个支架”只是过度地透支了患者的金钱,而还有一些“过度医疗”手段却伤害了患者的身体,比如十分随意的CT扫描,会大幅度增加被检查者患癌症的机会;“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的后果,就必然会导致抗菌素的泛滥。

公立医院尚且如此,私立医院还能怎样?我们不要责骂少数无耻的医院和少数丧德的医生,也不要责骂见利忘义的供应商和腐败的药品定价、集中采购官员。我们最应该痛骂的,是荒唐的医药管理体系。

笔者正在撰写的《周氏医改方案》,从大幅度降低医疗成本的角度去解决目前“看病贵”的问题,将彻底斩断制造“过度医疗”的黑手,全国“两会”前将与读者见面,敬请关注!敬请支持!(注:在网上可搜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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