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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旧文重发】周氏医疗改革方案

杨八里 周蓬安谈医改

注:本文写于2012年。

周氏医疗改革方案

引言: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几个年头,可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患者的负担却在“医改”不断取得成就中大幅度提高,“看病贵”的问题在“医改”后变得更为严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此前的各种“医改”方案均因受利益集团绑架,而未触及“医疗负担为什么如此沉重”这个核心问题上。本方案的提出,就是效仿医生看病“找病因”、“开处方”的医疗流程进行,核心在于剥夺利益集团的“黑心钱”,用省下的社保钱来补贴医院。 

一、给“看病贵”把脉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就得首先弄清导致“看病贵”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解除“看病贵”的病根。笔者以为,目前中国“看病贵”的问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造成:一是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人为制造的“高药价”;二是医生肆意制造的“过度医疗”;三是医生肆无忌惮收“红包”。下面我以简单的文字,逐项解剖造成“看病贵”的病因。

(一)“高药价”产生的成因

近几年,“天价药”被不断曝光,前年我们还在抨击中间利润高达13倍的芦笋片、20倍的恩丹西酮,去年我们却发现了中间利润为65倍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91倍的葡醛酸钠注射液。药品中间利润,只有“更高”,没有“最高”,恐怕谁也说不清。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推行“零差价”,完全是舍本求末,对浇灭“高药价”连杯水车薪的作用都做不到。大家一定疑惑,作为国家定价的药品,价格怎么会如此混乱?且听笔者帮您分析:

自1997年开始,发改委已经28次对国家定价药品降价,最大一次的平均降价幅度甚至超过60%,可为什么患者的药价负担反而呈几何级数上涨呢?其实原因极其简单,其基本流程大致如下:

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这些所谓的“新药”,和此前降价的药品“成分相同但名称不同、名称相同但包装不同”,只因通过药监局换了一身马甲,就身价倍增,药价管理部门和政府集中采购部门又相当配合,最终助推药价。

《2010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药监部门共批准药品注册申请1000件。2005年,共批准新药1113个,新药申请更是超过万件,达10386件之多。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仅批准81个新药上市,此中差距正是导致中国“高药价”的病根。

(二)导致“过度医疗”的原因

不久前媒体曾报道一名患者因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而专家称“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了”。而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就是因为“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

此外,由于现行制度让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合法存在,医院管理者、药房司药及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相互勾结,自然就有了开“大处方”的冲动,不但导致医疗成本的无谓大增, “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其后果就是必然会导致抗菌素在中国的泛滥。一些“过度医疗”还直接伤害患者的身体,比如十分随意的CT扫描,会大幅度增加被检查者患癌症的机会。

(三)医生收“红包”的原因

现在患者动一个较大的手术,家属如果不给主刀医生及麻醉师送“红包”,除了特殊关系外,那一定会被视为“外星人”。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是受较为腐败的社会环境影响,医生这个职业虽然因为“救死扶伤”而显得崇高,但也无法独善其身,收“红包”实际上已成医生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二是公立医院的“大锅饭”体制,让一些业务尖子在承担大量医疗业务,相应承担更多风险的同时,却无法得到院方更多的经济回报,引发心理失衡。患者对名医求知若渴,也愿意“花钱买名医”。

三是医患双方的信任危机,弄得患者不送“红包”不放心,一些医生心安理得收“红包”;医德特别好的医生害怕患者不放心,也只能先收下、后退还。而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没送“红包”往往还会成为怀疑医生不够尽职的一条重要理由。

四是诊治费标准过低,无法体现医生的人生价值。中国医院最怪异的现象,就是靠药品、耗材赚钱,而不是靠医护人员的知识赚取体面收入,过低的诊治费、护理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贬低了医护人员的人生价值,有些医生收取“红包”,在一定程度上或是为了感受自身的价值。

二、给“看病贵”开药方

当我们弄清了当今社会“看病贵”之患产生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制定出一个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彻底消除“看病贵”这一社会之痛。笔者就以上三大问题逐一开出的“处方”如下:

(一)解决“高药价”问题

第一步,解决“一药多名”问题。同一成分药品弄出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名称来,这正是造成目前药品价格混乱的罪魁祸首。比如口服青霉素类药,目前有“青霉素V钾片”、“安必仙”、“阿莫仙”、“阿莫灵”、“阿莫西林”等多种名称,就有必要统一改称为患者更容易接受的“青霉素V钾片”,包装上可以统一使用“药企名称”+“青霉素V钾片”这个格式,以解决同一成分药品之间的价格不可比问题。

第二步,摸清药品成本,确保合理的交易价格。就目前国家规定的307种基本药物而言,因为必须严格按照《药典》规定的成分进行生产,所有生产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应该是大致相当,因此调查这些药品的成本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据笔者对一些药企的调查,如果取消中间环节的不必要成本,目前药品平均降价七成,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依然能得到有效保障。如果摸清了药品成本并能向社会公布,“天价药”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在群众的监督下,就能够制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药品最高价格。

第三,采取政府集中采购,让药企通过物流公司向医院和药店直接配送。最优的方案,是国家对药品进行定价,允许所有具有资质的生产企业参与供货。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品种,可以依据各药企上年度销售业绩来分配市场份额,药品质量监督部门加大对药品的监督检查,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对于一些供不应求的药品和真正的新药、特药,国家在定价时,可充分考虑其研发费用,鼓励企业在研发上加大投入。

这么做,毫无疑问会将药品批发环节的费用节省下来,将医药代表、医生、医院在药品上的灰色收入“连锅”端掉,最终节约的是患者的负担,和社保资金的支出。

而对于常用的医疗耗材,我们最需要解决的,是集中采购环节的腐败问题,而“透明”则是最好的防腐剂。

(二)解决“过度医疗”问题

要想彻底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必须斩断医院、医生因“过度医疗”而得到的利益链条。

药品在大幅度降价,并实行集中采购、就近配送后,医生开“大处方”的冲动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但只有继续推广“零差价”政策,才能最终割断医院和药品消耗多寡存在着的利益关系。

此外,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维护费用,应由财政或医保资金保障,让大型设备的检查收益和医院剥离,医院仅代收必要的成本费,以有效避免“过度检查”。

(三)解决医生收“红包”问题

应该说,本方案中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这绝非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更多是社会大环境所致。笔者以为,宜从两个方面入手,或可解决部分问题:

一方面,要在经济上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个人价值。世界上多数国家医生都是个高收入职业,但中国目前医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及“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状,全面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也是不现实的。但医院有必要建立一项正常的考核机制,以拉开医生与医生之间、护士与护士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体现个体价值差异。

与此配套,诊治护理费用标准也应该适当提高。对于一些专家级的医生,诊断费用就该比普通医生高出数倍、数十倍,以体现专家的价值;对护理人员也应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照不同的标准计费,以鼓励护理人员提高自身业务技能。

另一方面,建立严厉的退出机制。对于收“红包”的医生,有必要制定出极为严厉的惩处措施,甚至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常的退出机制,吊销其执业资质,剥夺其继续从医的权力。

三、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

就目前体制而言,财政对医疗的投入已经十分可观,2009年到2011年,全国各级财政累计医疗支出高达14099亿元(非最终决算数),而患者为何未感受益?就是因为被畸形的医疗成本挤占了。

解决好“高药价”问题后,总体药价约可降低七成,再解决好“大处方”问题,患者的药费开支将降低八成以上;“过度医疗”及高价耗材的问题解决之后,医疗成本还会进一步大幅度下降。

如果该方案能够得以实施,患者的总体医疗费用将降低七成以上,而在“全面医保”的今天,节省最多的将是医保资金,然后我们将节省下来的医保资金,用于对医院的补贴,以及购置大型医疗设备,或许还有节余。

此外,通过提高诊治护理费用标准,不但可以避免患者“小病大医”,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可谓一举多得。

再乐观地预测,如果该方案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全民免费医疗或将在不增加现有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轻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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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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