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28岁女博士获聘大学教授博导，乃一股清流
周蓬安：28岁女博士获聘大学教授博导，乃一股清流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官网9月16日更新信息显示，出生于1991年的李琳已于2019年7月起任该学院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据官方简历介绍，李琳主要从事单细胞表观基因组学研究，2014年获电子科技大学学士学位，2014年9月至2019年6月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作为李琳的引进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官网显示其人才类别为“优秀学术骨干”。（9月23日《微博热议话题》）
早上看到这则新闻，我不仅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让28岁的李琳担任该学院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甚至从李琳身上，看到了中国长期死气沉沉的学术界，再次露出了丝微“曙光”。笔者以为，提高一个社会的总体学术水平，最忌讳的无疑是“论资排辈”。对于那些天资特别好，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年轻“优秀学术骨干”，就该早点打破各种“体制性框框”，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可能地展露才干，尽快登上应该登上的舞台。
大家知道，中国大学虽然发出的“博士帽”全球第一，但在半个多世纪里却没有培养出一名大师，科技界也就出了屠呦呦这么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造成这种不对称的现象，体制性弊端恐怕是重要的原因。这种体制性弊端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学术成就，而是“论资排辈”，甚至“有权就有权威”。代表学术头衔的教授、副教授甚至院士，并非凭借你的学术成就得来，而是凭他的教龄、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多寡（不论质量）来决定。最令人大跌眼镜的，中国的职称很多是“评”来的，即所谓“评职称”。
9月21日晚，由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办、清华大学承办的“2019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举行。除“求是终身成就奖”授予杨振宁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宁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研究员也收获2019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奖金各一百万元人民币。
说起颜宁，想必中国网民都有所了解。她1977年11月出生，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2017年12月15日，荣获“影响中国”2017年度科技人物。2019年4月30日，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7年8月，颜宁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二轮候选人，但却遗憾地落选，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议。而外籍院士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并不少见，比如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李爱珍女士，曾先后参加1999、2001、2005年的科学院增选和2003年的工程院增选，居然边也没有摸到，惨得一塌糊涂。
除了外籍院士李爱珍落选中国院士外，袁隆平三次申请中科院院士，均落选，但他却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此外，现任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去年曾获得“生命科学奖”，并获得100万美元奖金，这个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含金量可不低。他于2013年4月25日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13年4月30日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美国“双料院士”，可他在2012年中科院院士增选时，却最终落选。
在中国学术界，你年纪轻轻，虽然学术上很有成就，但你得把晋升教授、博导甚至院士的机会让给年长的人，理由是你今后的机会还有很多。但这么不断地让，你就永远都别想占领学术的制高点，就只能永远给那些“伪教授”们当助手。这样的学术氛围，哪里能培养出大师，半个多世纪能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是上天眷顾了。
我们从反方向有说服力证明“论资排辈”弊端的，是七、八十年前中国“大师辈出”的盛况。网上有个描述1917年北大拥有一群年轻教授的帖子（未完全考证）：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
要是搁在现在，这些人绝大多数只能当助教，如徐悲鸿、梁漱溟这个年龄，不大可能有博士学位，那么连去一所普通高校任教的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待科学、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但没有进步，甚至明显倒退了。这正是社会需要反思的地方。若从这个角度看28岁女博士李琳获聘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实乃中国学术界的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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