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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土皇帝”太多,学术界被弄得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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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土皇帝”太多,学术界被弄得斯文扫地

继核心学术期刊《冰川冻土》发表“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论文、核心社科期刊《银行家》发表“主编10岁儿子散文”引发广泛关注后,一张涉及2019年高等教育专业博士论文答辩海报,近日也开始在网络流传。该海报被普遍解读为: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张楚廷教授,指导学生撰写研究自己教育思想的论文,并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有“既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之嫌。(1月17日《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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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新闻用《前校长指导博士研究自己的教育思想 校方:合法合规》做标题,就至少显示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显示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张楚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可以在自己曾经的“王土”上为所欲为。很明显,作为一名即使涵养很不够的官员,遇到有人这样“恶心”地吹捧自己,也会很不好意思,一般会叫停这类“捧杀”。如果是稍有涵养的官员,对这种明显的“马屁文章”,一定是断然拒绝并对作者进行“呵斥”。

而更为不堪的是,在中国知网中,以“张楚廷”为篇名的论文竟有114篇,包括《张楚廷体育思想研究》、《张楚廷校长领导特质研究》等。这说明张楚廷非常喜欢“这一口”。

张楚廷作为一名正厅级官员,对这篇“谄媚”元素已经浸透骨髓的文章不但喜滋滋地接受,还亲自指导这名学生撰写吹捧自己的论文,并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谦恭”素养。如果往坏处想,这篇文章也许就是他本人“自吹自擂”的杰作,学生仅仅是他的代言人而已。

仅凭这一点,你张楚廷哪里还有值得他人借鉴的“教育思想”?说句不好听的话,这都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

另一方面,是学校根本就没有是非观,或者说校方的价值观与普通大众的社会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面对如此严重的利用原校长身份的“自吹自擂”行为,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晏昱竟然振振有词地回应媒体:经过认真核查研究并了解相关情况,张楚廷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答辩,所有程序都是合法合规合理的,没有问题。

这个回应与山东省教育厅回应#官员3年跨专业攻读硕博#的做派是完全一样:“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甚至就是“你服不服”?

这个“3年跨专业攻读硕博”的主角,是刚刚被提拔为济南市副市长的尹清忠,他19岁据说是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从未接受过全日制大学教育,可他于2006年3月至2008年6月在山东大学在职攻读机械工程学院工业工程专业硕士学位,于2006年9月至2009年6月在曲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且都顺利地拿到了学位。

面对社会质疑,山东省教育厅回应,经核查,尹清忠“以学士学位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同等学力通过报考资格审查,经招生考试,修完规定课程,通过论文答辩,经曲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后,授予博士学位。”

在读三个月的硕士研究生,有多少进修班结业证?糊弄谁啊?

中国领导干部一个个都很忙,尹清忠先生在担任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与经济研究室主任、发改委副主任期间,花了三年零三个月,不但拿下硕士、博士学位,还是“跨专业”的两个学位,真是复合型人才,担任正厅级副市长确实太屈才了。想想那些寒门学子,全天呆在学校里,花费六、七年时间,有的还“挂科”,他们亏不亏?

无独有偶。前天媒体还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松奇长期在其担任主编的《银行家》杂志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王青石的文章,至今已有数十篇。检索知网发现,王青石2006年首次在《银行家》发表散文和诗歌时年仅10岁。王松奇还曾在该期刊发表《爸爸的话》,推介儿子新书。

这个王松奇的做法,就只能用“无耻”二字来形容了。在其“丑闻”被曝光后,他还理直气壮地称“谁的文章好,就发谁的”,这不是士大夫所有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品德,而是典型的学术腐败、权力自肥。王松奇所在的党组织,难道就没有教会他“回避”二字吗?

刚刚看到,《银行家》杂志主管单位山西省社科院机关纪委书记孙勇对此回应称,情况正在调查,对《银行家》杂志社进行全面整顿,规范制度,完善机制,对主编王松奇进行相应处理。

以上事件或许因为新闻“搭车效应”引发。因为前几天媒体曝光了核心学术期刊《冰川冻土》于2013年10月发表的一篇题为《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最近被人翻了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章内容真诚而深入地研究了“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这几天“赞美师娘”一词在网上疯传,不少网友甚至预言“师娘的优美感”将成为2020年“流行语”。

而令人津津乐道却也无可奈何的是,作者单位就是该期刊的主管单位,而文章的男主角——那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导师就是这本期刊的主编。《新京报》评论:这是怎样一种架构呢?自己学生写了一篇吹捧自己的马屁文,刊发在自己主管的杂志上——也不知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中国学术界之所以不断出现这类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只因为如今很多“一把手”都是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家庭,他就是大家长,公私不分(当然,只有“私”挖“公”,没有“公”挖“私”)。如原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的报销理论:“我认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我想不通,想不通,我是人民的公仆,我花人民的一点钱算什么?!” 连外出开会购买卫生巾,也叮嘱随行人员“莫忘开发票”。

我们应该反思,单位“一把手”为何能如此任性?社会怎么就培养出这么多的“巨婴”领导干部?为何这种“太监文化”在学术界也这么盛行?学术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哪去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事情之所以频频发生,就因为“土皇帝”太多,缺乏有效的监督,才令最该斯文的学术界斯文扫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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