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应提级查“在逃首富”案，深圳警方该跟进

8月15日，湖南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通过资阳新闻网就8月13日媒体报道的“商人倪福林涉嫌违法违规问题”作出回应。资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介绍，因商人倪福林籍贯在资阳区长春镇，获知此情况后，资阳区高度重视，针对媒体反映的商人倪福林涉嫌违法违规的问题，按照“依法依规查清事实，回应社会及舆情关注”的要求，将开展相关调查，查清事实真相，依法依规进行处理。（8月18日《澎湃新闻》）

一些不太熟悉网络，不太熟悉舆情事件处理程序的网民，可能对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做法叫好。但在笔者看来，这个回复的背后，更多的是先“敷衍”一下如潮的舆情，等网民的愤怒慢慢退去，甚至已经完全忘记《南方周末》还曾刊发过一篇题为《皇家湖边的在逃富豪：涉嫌行贿追逃无果，育有多名非婚子女》的文章后，再以各种貌似认真、公正、严肃的态度，就该事件向社会做出一个对“首富”倪福林明显有利的调查和处理结果。

笔者之所以有此判断，一方面是官方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各地政府“招商”心切，因此必须营造“亲商”的投资环境。而要营造好招商“软环境”，很多时候政策上就会迁就某商人，甚至做出一些保护富商非法利益的事来，这些往往会美其名曰“地方保护”。如倪福林这样的“在逃首富”，就是在深圳发家之后，“衣锦还乡”投身当地经济建设与公益事业中，头顶诸多耀眼光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曾是深圳市宝安区政协委员、益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深圳商会会长。而每一顶光环，对于违法违纪的商人也都是一层“保护色”。

另一方面就是在“亲商”背景下搞官商勾结，商人赚了大钱，与商人勾肩搭背的官员也得了实惠。涉及这种“交易”后，官员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原则性，很自然地担当起不法商人的“保护伞”来。我在《涉与10女育11子，谁在保护“在逃首富”？》一文中就很不客气地写道，倪福林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深圳警方成功“追逃”，金钱的作用恐怕是不言而喻的。除了某些官员以“发展经济”为幌子袒护倪福林外，其“金钱勾兑”怕也是少不了的东西。

倪福林的“丑闻”之所以此时被曝光，缘于其一场百亿家产官司，更在于媒体的报道。他那73岁的前妻刘雪时状告倪福林及其名下的深圳市福中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她要争取的，是自己早在2001年过户给前夫倪福林的福中福17.85%股权（目前价值至少二十亿元）。在起诉前，倪福林还曾向刘雪时口头提出3亿元的和解方案，被她拒绝了。

因为这个官司，倪福林“与10位非婚女子有染，并育下11个孩子的生活糜乱者。在这些有染女子中，年纪最小的仅为00后，这意味着其与倪福林的年龄至少相差半个世纪”这种皇帝般的生活才浮出水面。

同时，倪福林因涉嫌行贿，于2013年被深圳检方列入网上追逃名单的事才被大众所知。倪福林逃回家乡益阳后，摇身一变，成为一些媒体报道中“热心家乡经济与公益事业的企业家”，公开出席活动的消息也才被曝光。

特别令司法机关颜面扫地的是，倪福林逃回益阳后，深圳警方两次前往当地搜捕均告失败。其中一次，明显暴露出益阳警方积极配合倪福林逃避深圳警方搜捕。

据媒体报道，倪福林看病挂号时使用了自己的身份证，立即触发报警。情急之下，倪福林疏通关系火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当警方赶到时，看到的已是插满管子的倪福林，抓捕再度中止，原因不得而知。有知情者称，没有当地配合，深圳警察不可能找到藏身南洞庭水域的逃犯。讽刺的是，逃犯反而屡屡获得“配合”。

我相信益阳警方积极配合倪福林逃避深圳警方抓捕，应该不是某一个基层警察所为，他们没那么大的胆子，更有可能是在“保护投资者”的旗号下，由当地官员做出的决定，甚至是“集体决定”。

而像倪福林这样的“百亿富翁”，在益阳市投资巨大，益阳市资阳区政府平时做好服务那是肯定的，但遇到重大事项，区委区政府未必有资格与其对接，更有可能是直接在市级层面解决。

因此，让一个区级政府来处理“在逃首富”涉嫌违法违规问题，就有了非常大的“伸缩空间”，等资阳区明显偏向于倪福林的处理结果出来后，如果舆情反弹不是太强烈，那就这么结束了；如果舆情反弹过于强烈，特别是导致上级不满，益阳市政府再出面处理，收拾残局。

但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不恰当的。即使我们认定仅仅是资阳区相关人员涉嫌袒护、包庇“在逃首富”，那也不应该由资阳区政府层面来处理该事件，而起码应该由益阳市政府层面直接组织处理，甚至处理这种“跨省”案件，省公安厅也有必要直接参与指导。

因此呼吁，该案应该提级审查。同时，深圳警方应该趁机介入，完成对倪福林的“网上追逃”工作，请益阳警方协助抓人、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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