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干事：我是这样“滚”出军区大院的！
来源：前哨午报
公元2016年1月，南京军区与其他六个兄弟大区一起，被新的五大战区所替代，悄然隐身于历史舞台的幕后。这次转身，惟有梦里，已难再见。由此让我想起曾经见证了我的青春与梦想的那个机关，那个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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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哪，叫啥不叫啥，去哪不去哪，不过一张纸罢了。
26岁的时候，一纸调令，将我从第一集团军军部调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职务依然是干事，干事，在哪个机关都是干事的，稍感自信的是，象这样的年龄，在大军区高级机关营帐里坐办公室，为数不多。仅此而已。
进了军区大院，顷刻就颠覆了我脑子里有关大与小的地理概念，之前以为大的地方，一比较就变小了，甚至小得没名堂。这让我更加明白：大与小、高与低、长与短……等等，都是相对的。
南京军区机关大院里面，实际上只有军区首长以及司令部、政治部在此办公，后勤部（后来叫联勤部）则在新街口有一个独立院落。大院座落在南京紫金山下，玄武湖畔，明故宫旁，是金陵古城极为静谧的一处绝佳胜地。
从南京市区图看，军区大院与紫金山连成一片，皆为绿色，找不到任何标注。这一大块绿之地盘，越是不着墨痕，看似平淡，却越是平添了人们无尽的遐想。南京市的黄埔路、珠江路、太平门的路口，过往的市民、游客，总会好奇这个并不起眼的院子，绕着走了大半天还是大院的围墙。可见的是门口执勤士兵的肃穆严整，再顺着大门往里看，能见院内道路两旁挺拔的法梧、雪松、香樟等大乔木，还有整洁笔直的道路……如果碰巧，能看到哨兵换岗时威武正规的军姿队列。
目之所及的景象，很多人能想象到的是，这是一处军事重地，却鲜有人知这个大院，就是神州版图东南战略区域的军事指挥中枢。
若是往大院深处走，便走进了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骄傲。
这里是明代官员御赐廊街的遗址……
这里是清朝精锐部队的营地……
这里是清末陆军学堂的旧址……
这里是广州黄埔军校的北迁地……
这里是蒋介石的‘‘憩园’’府邸……
这里是日军签下投降协议书的所在地……
这里是国民政府国防部的办公区……
这里是昔日华东军政大学的校部……
这里是早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的校址……
这里是刘伯承、廖汉生、刘浩天、张震、钟期光、王平、许世友、唐华、江渭清、杜平、聂凤智、彭冲、廖汉生、向守志等老将运筹帷屋之地……
这里培树了“英雄硬六连”“南京路上好八连”“鼓浪屿好八连”“红色尖刀连”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郭兴福教学法”创始人郭兴福、“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好干部”范匡夫等一大批军中楷模……
如果说，大院之大是其形，历史之盛是其本，那么架构之大便是其骨。
‘‘长话台么，请接第1集团军……
请接第12集团军……
请接第31集团军……
……
是的，当时南京军区领导指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省和上海市五省一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防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和台湾岛隔海相望，是祖国大陆的东南门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军区下辖3个集团军，1个守备区，3个武警机动师（武警2师、93师、181师），光底下的军级大单位就有11个，总兵力愈32万之众。
军区机关二级部有35个，在院内散步，一抬头便能遇见将军；师职干部在周边早晚菜场随时可见，与普通机关干部一样骑着自行车……
021
人说‘‘宰相府的丫鬟七品官’’。身处高位，一不留神，很容易生发飘然之感。如若真是这样，保准干不多久就会让你走人。
大院里聚集着各方面的精英，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撇开首长不说，能写能说、能干能唱的人，多得去了。就拿政治部来讲，有一次课间休息，机关几个人在室外打羽毛球，我也活动了一下筋骨。事毕，有人告诉我刚才与我对阵的人是朱苏进，我眼睛瞪得老大老大：他就是以军事题材小说《射天狼》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作者朱苏进？那可是我的崇拜偶像呀！还有一回，政治部内部组织了一次联欢活动，非正式那种，谁都可以拿个话筒哼哼唧唧几句。我听一个青年女歌手唱得不错，赞扬了一番，边上的人说她就是——毛阿敏，政治部属下前线歌舞团的……
就连这里的战士也非同寻常。我拨第一次电话时与长话台表明身份，不到半天再拨电话一出声，便传来女话务员的甜美话音：‘‘刘干事你好，请问要哪里？’’厉害！居然还不是同一个人！
我当年在纪检部调查研究处，故名思义，调研调研，那就是动脑动笔。处里包括我四个人：处长于温，皮肤白皙，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看文文静静的儒雅表象，便知是一个高知；副处长王学华，是福州、南京两大军区合并时从十二军选调过来的，那时多出那么多干部，他能脱颖而出，其能耐可想而知；干事孙乃兆，是军区一位老首长的秘书，干秘书的哪个不是才俊？大机关通常是培养将军的摇篮，我们处里的几个人后来都成长为军队的中高级干部。
普遍认为，有才的人大多桀骜不驯。这是以偏概全。真的有才学，焉能不知盈虚消长的哲理？倒是半桶水才会晃荡作响。那时，军区机关有本事的人一个比一个低调。我——区区羽毛未丰的后进小生，丝毫没觉着受人轻视，反倒消受不住格外的器重与关怀。我每次下部队或是探亲，处里的领导或同事都会到车站接送；我家属来队，三天两头能收到他们的恩惠，不是米面，就是鱼肉；我生病住院，来看望我的人不仅有同处的，还有部里的，将军都有两三回。有好几次让我这个硬汉子感激涕零……
在部队机关，常常让年轻人当党小组长，我也有了一个带‘‘长’’的称呼。当时军区纪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洛阳营’’营长张明中将也编在我这个小组里。有一天他秘书打电话给我，说首长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向我汇报思想，我听后一时不知所措。这么大的首长，都没架子，机关干部还会得瑟显摆？
有一次，政治部办公区一条文化长廊更新版面，负责此事的一位熟人知道我的字写得好，要我帮忙一起搞。如此举手之劳的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用了半天加一个晚上时间搞定。本以为这是发挥特长做好事，事后便向处长作了汇报。处长听后淡淡地说，你刚来不久我不批评你，你去帮忙如果是利用业余时间，无话可说，而用工作时间就不妥了。顿了一会，他接着说，这涉及工作程序问题，同时也反映你有急于表现的思想……一席话，使我醍醐灌顶。
年轻人偶尔犯错很正常，不犯错或是在一个坑里跌倒两次，那都不正常。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机关里的人白天桌对桌，晚上各顾各，相互间不会扎堆串门，连散步都少见同行的；平时说话办事很讲分寸，讲与不讲、什么时机讲、讲到什么程度，拿捏准确；份内事往极致上做，做了也不表功，不是自己的事需要‘‘补台’’另当别论但通常不闻不问……这种不张扬，正是大机关潜行的一种大智慧。其中奥妙，稍稍琢磨一下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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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以为，在大机关就能轻易接触到大首长，连二级部的部长也不是想去见就能随便见着的，何况参谋干事。我在军区机关近三年时间，军区司令员、政委办公室的门，朝向在哪都没摸清。
我进军区机关不到半年时间，军区1号首长准备在机关上党课，主题是共产党员要做清正廉洁的模范，起草讲课稿这个任务下到我们纪检部。按惯例，军区主要领导的讲话材料，都是由处长一级的大笔杆子主笔，可我们部长顾兼听想试试我的文笔，就指名道姓要我承担，时间一个月。
没错！一个月。
接受任务后，我的心情有些忐忑不安，担心弄不好误事。可静下来一想：那么长时间，即便绣花也能绣出来吧；再说，给首长写材料总该有机会与首长接触吧。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不着调、不靠谱。
我很快拿出写作方案，有三套提纲供首长备选。方案由纪检部报政治部，再由政治部转呈首长办公室。虽然我们与首长近在咫尺，但公文一走，这一来二去，等我拿到首长敲定的写作方案时，已过去一周多时间。
这种节奏，我真担心打仗时怎么办？可和平年代谁又能坏此规矩？循此惯例，我掐指一算，接下来，要在司、政、后三大部召开机关干部座谈会，征求各方面意见，时间又是一个礼拜；写好稿子再按正常程序转一个来回，又去掉一个星期。这样，留给我写作的时间仅剩四五天了。假如出现修改反复或中间环节出现什么意外，根本无法按时完成任务。这一分析，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为了赶时间，我白天参加座谈会，晚上就捜肠刮肚开始动笔。座谈会开完了，我的初稿也出来了，提前了一个星期出稿，以留下修改时间。顾部长看完初稿，非常满意，题写了很长一段表扬鼓励性的批语。讲课稿顺利通过，机关听完党课反响很好，后来还以首长之名编书出版。
完成任务的过程，我只跟首长秘书通过两次电话，意在让秘书把此事当急件办。至于首长，连影子都没见着。当然，首长也不可能知道是谁写的稿子。听说，首长拿到为数不多的稿费，还说：名我得，稿费应给作者。
机关干部随同首长下部队是常事，风雨同舟在一个工作组里，与首长同吃同住同出行，但仍然没什么机会和理由近距离接触首长，除非首长主动找你搭话。
1988年授衔后不久，我有幸随同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中将到上海警备区检查指导工作。第一餐晚饭，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江书记出面接待，席间，江书记还到我们机关干部这桌敬了酒。饭后，我们几个人在宾馆院内散步，恰好遇见于主任送别江书记后也在院子走。见首长，我们立正、敬礼，首长竟停步与我们打招呼。于主任问我是哪个部的，我一一作了报告。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前一阵在北戴河集训获知识竞赛一等奖的，就是你吧！’’我说谢谢首长鼓励。首长和蔼地说：‘‘不错！为我们南京军区争了荣誉，好好干！’’
这是我下部队同大首长最亲近的一次对话，至今历历在目。
大机关有大规矩，冒失僭越，绝对犯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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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机关靠近‘‘核心’’，高层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手势，必须心领神会，迅速反应，不然指导部队就容易偏离方向。那可是政治问题。因此，眼光，视野，层次，思维，敏锐性……等等词语，机关干部毫无疑问地需要强化再强化。
在诸多能力和素质中，站队、跟风能力是第一位的，这方面若是木讷，其他的都可以归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智能手机，手指一划天下事皆知，要想变得耳聪目明，就得随时听广播。这样，机关干部便无一例外的备有一个小收音机，散步随身带，下部队也不离身，好像统一装备似的，成了一道风景。这种现象，在军、师级机关较为少见。带收音机的目的不是听音乐而是听指示，每天的最高最新指示，得马上记录下来。如果正好起草首长讲话，你加上一段某某人的语录，文章就生色添彩了，受表扬是少不了的。
军区纪委机关刊物《纪检工作通讯》，当时由我主编。为把刊物办得更有特色更有质量，我接手此刊后便对刊物的风格作了些调整，比如将原来散乱的一些内容，归类于高层言论、法规解读、摘英撷华、廉洁之风、工作动态、案例剖析等醒目专栏。有时结合重大新闻事件和首长的重要言论，时不时地写点评论员文章，以体现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态度，充分发挥刊物的导向和喉舌作用。改进后的刊物，让人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部队的同志说这本刊物是指导工作的好帮手。
那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起步阶段，‘‘计划’’与‘‘商品’’两种经济双轨并行，权贵一张条子，可以让一个穷光蛋一夜成为万元、十万元、百万元富翁，‘‘官倒’’一词应运而生。部队并非世外，经济案件也时有发生，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较为典型的是发生在某部油料科集体贪污腐败案，一个科级干部床垫下面塞满了现金，赃款数额之大、涉案人数之多，为军区部队历年罕见。为有效遏制此类现象的发生，军区纪委专题召开了查办经济案件工作会议。期间，我连续两天听看新闻，得知高层发声关注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立马起草了《南京军区对深入查办经济案件提出四条措施》的信息。该信息上报总政治部、军委纪委后，军委纪委办公室迅即以电报形式，加按语转发全军各大单位供决策参考。
权力核心握在谁之手，与官位关系不大。光绪皇帝，太后管着。若是不明这点，不配为官。所以，不加辨别的一味关注高层、紧跟高层，也会出问题，甚至是原则性、方向性的问题。
在最近的那个己巳年，我只能用干支纪年法表达那个年份，因为这个年份，十分敏感，那段时间，军区这级每天都会收到统帅机关频频发来的密电、文件，有时导向是矛盾的，这个说打狗，那个说撵鸡，简直无所适从。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情况下，军区首长和机关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政治定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掌控部队，确保部队不乱，并相信党能应对处理一切复杂情况。
波浪甫定，人心未稳，便迎来了党的又一个生日。
我初出茅庐，心怀治乱之志，早早组备了一批部队中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典型事迹，在刊物集中刊发。同时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了一篇‘‘让廉洁之风吹遍军营’’的文章。文中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党内腐败现象不是主流，反腐败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把消除党内腐败现象有一个过程，作为丧失对党的信任的理由；抓好部队包括党风建设工作在内的当前各项工作的落实，是对党的生日最好的纪念。
这期刊物的编发，连平日不大表扬人的于处长，也面露笑容，摘下眼镜不住地说：好，好！有思想，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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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机关大院就是一个社会，有医院，有商店，有菜场；澡堂是两层的，很大很考究，可旱蒸可淋浴；院内体育设施齐全，连封闭式网球场这样奢侈的设施都有；政治部食堂两处，主食、副食品种多，荤素搭配，来个客人随便打几个菜，体体面面，生活很方便。
刚进大院，我住在当年国民党军政部大楼里，位于大礼堂南面的西侧。这里东西两侧有近二十栋一模一样两层斜屋顶的楼房，外观青砖红瓦，整齐有序地掩映在高大的法国梧桐树绿荫之下。楼口设在南面中间，楼内房间南北相向，以中间过道相隔，盥洗室和卫生间设在楼道口。卫生间每层相邻两个，各自独立封闭的木板房，不分男女，可兼作淋浴室。我的宿舍在二楼南面，房间足有60平米，就安了张床、放了张桌子，显得非常空荡。地面是红漆罩着的杉木地板，一落脚就‘‘咚咚’’作响。住在这里的人，多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机关单身干部，我的左邻右舍就住着保卫部、联络部和人民前线报社的几位干事、记者。
我的宿舍，是名符其实以宿为主的居室，平常的多余时间基本上在办公室，因为办公室夏有空调，冬有暖气，舒服。休息日要搞个人卫生，不得不在宿舍。年龄相仿的人在一起，生活的色彩自然是丰富的。我们经常相聚一室，下棋，喝酒，聊天……有时，他们会邀请前线歌舞团的一些女演员过来唱歌跳舞，这个时候，我那台打仗时购买的收录机就派上了用场。磁带转个不停，舞步转个不停，时光转个不停……
在大房间里，我和我的爱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年三十那天，政治部给每个干部准备了五、六个大菜，有鸡、鱼、牛肉、猪肉、大对虾等，每个菜都是装盆切好的，连配料都配上了，在食堂加工或拿回家加工，随便！不但吃的为干部想到了，居室的春意装点都有考虑，一盆盆娇嫩欲滴的水仙花，给人一种满满的春的气息。我们差点喊‘‘主任万岁！’’
我和我的她在舒缓的轻音乐声中，抿着红酒，尽情享受着两人世界的春节。中央电视台春晚开始，我们从餐桌上挪身在床上，打开花了2400余元巨款凭票购来的‘‘金星牌’’18吋彩色电视机，欣赏着赵忠祥、倪萍的胡扯八癫。看着，看着，怎么睡着了也不知道……
大年初一，机关不兴串门拜年，也没手机短信、微信你来我往的客套，嫌清静就往人堆挤。南京最热闹的去处，照例是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夫子庙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主要有孔庙、学宫、贡院三大建筑，另有照壁、泮池、牌坊、聚星亭、魁星阁、棂星门、大成殿、明德堂、尊经阁等建筑相衬托。那些年的春节灯会，年年有踩死人的传闻。我们那时年轻，不怕！可还没近东牌楼入口，就挪不不动脚了，看灯的，买吃的，杂耍的，游玩的……人山人海！文德桥是不敢去的，忘了哪年中秋节人们在此桥赏月，结果因为人太多，把桥栏杆挤断了，好些人掉进河里。所以南京有句歇后语，文德桥的栏杆——靠不住。我们只好转到瞻园赏腊梅，那里的人少一些，赏了一阵，接着尝了一些小吃，便返回了。
需要特别补一笔的是，就是那个春节，我们复制出了我们生命的延续——儿子！小家伙悄无声息地来，我们没一点思想准备，以致他母亲洗衣被劳累过度出现先兆流产症状，好在小宝贝的生命力顽强，挺住了！
后来，我搬到了政治部生活区的‘‘工字楼’’。政治部生活区的住房，等级差别很大：部长楼是单门独栋有院子的小洋楼；团职干部楼是多层楼房，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不等；干事楼通常是一室一厨一卫，卧室和厨卫隔着一条公用的走廊，面积也就二十个平方左右。住在‘‘工字楼’’的好处是，可以自己做点饭菜，家属来队无疑是方便多了。
在这里，小家伙天天吸收着牛奶、骨头汤的营养，长得很顽皮。听到音乐声，他便不安份地转身翻腾，我常常能摸到他的小手小脚，逗玩一阵。他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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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区机关难，主动要求出军区机关也难。
人生的走向，有时就是一念之间。我儿子的生命起源于军区大院，本来说好在军区总医院生产的，我妻子曾多次去做过产前检查，与那里的医生、护士混得很熟。隔壁战友家属也热心准备着帮忙。临盆前，她打了个电话回家，她母亲执意让她回家生产。由此她便改变了先前主意。没办法，我只好请假护送她回家。
小孩出生后的第三天，因处里有事催我归队。临别时，我妻子泣泪涟涟地说：你回部队了，小孩有个头痛脑热的叫我一人怎么办？你还是调回来吧！
这个问题非常突然，之前我们从未议过。我很清楚：一个好军人，很难同时是个好丈夫。是做好军人还是好丈夫？看着襁褓中的儿子，看着妻子的哀求，看着岳母黙许的眼神，我犹豫了，动摇了，内心柔情的弱点控制了心智……
回到处里，我很快向领导提出调回的请求。几位领导听后都感到惊讶，当即驳回所请。那个时候，我去意已决，就寻思找军区一位在职首长、也是老部队的老首长出面放人。与首长秘书联系后，首长答应在办公室见面。
‘‘报告！’’
随着一声‘‘进来’’，我推门而入，接着边敬礼边说：‘‘首长好！’’。首长在老部队就认识我，见我后亲切地说：‘‘小刘，你可是第一次登门呀，有什么事吗？’’
我回答说：‘‘想跟首长汇报一下思想！’’
‘‘好的，你坐下慢慢说。’’这时首长秘书进来给我递了一杯茶水，并为首长茶杯续了水。等秘书出门我开始汇报：‘‘首长，我家属刚生小孩，家里没房子，身边没人照顾，我想调回去帮帮家里。请首长帮忙说说话！’’
首长听完后明白了我的来意，于是开导我：‘‘小刘，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坐在这个位置？’’
我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因为首长水平高，能力强！’’
‘‘错了！我就是不顾家，连家里油瓶倒了也不扶。你还年轻，听说你在机关干得不错，那正是干事业的时候。跟你说吧，好男儿志在四方，恋家的男人没出息！’’首长显得很耐心。
我知道，首长这话饱含了对我的关爱、期望。我只好说：‘‘那我回去再想想！’’
辞别首长，我原原本本将情况告知妻子，她依旧坚持己见。未几，我硬着头皮再访首长。首长这次见我，说了句‘‘来了’’便旁若无人似地继续看着文件，约摸过去十分钟，抬头淡淡地对我说：‘‘没想通吗？这事没商量！我还有事，你回吧！’’
我想，肯定没戏了。懊恼之际，我突然想起首长夫人，她可是个好心人，上了年岁的女人心肠软。于是，登门拜访，一五一十地向阿姨说了原委，并请她转告首长：人各有志，我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没想到‘‘柳岸花明又一村’’，不到半个月，部里通知我可以办理调动手续。
离别前，我向首长辞行，未踏入门内，只听一声雷吼：‘‘滚！’’
惊愕中我应了一句：‘‘谢谢首长，首长保重！’’便‘‘滚’’出了首长楼。
这一‘‘滚’’字，道出了首长的无比失望，结束了我的追梦之行，荣衰之择由此落幕。
三年，在人生历史长河中一晃而过。可这三年对我而言，每一个日日夜夜都是蚀骨铭心的。真正离别军区大院时，我竟是那么的不舍。“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人世间，能遭逢几次如此沉重的别离？
那天，我特意到大院毛泽东主席塑像前挥手作别。那一刻，已是泪湿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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