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变态的脑子都是怎么长的？| 专访变态学之父、初代“心灵猎人”黑尔（后篇）
在“前篇”中，我们提到，50年前作为一名监狱心理学家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让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将余生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对心理变态这种最令人不解，也是最危险的人格障碍之一的研究中。下面是他终其一生得到的关于心理变态的发现。
心理变态学之父的坚守
1963年，黑尔回到了温哥华，接受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心理学系的教职。他原本的研究计划是通过实验考察生物在面临恐惧、受到激励或奖惩时的反应。
那时候，UBC还是一所小型的本地学校，心理学系的教学办公点是由位于校园边缘地带的二战时期建成的军用棚屋组成的。黑尔没有实验场地，也没有设备和被试，所以他拜访了以前监狱的同事，并说服了加拿大惩教署允许他对罪犯群体进行风险测评研究。
黑尔对心理变态的第一个研究突破来自于他对罪犯们生理唤醒度的测量。当被试们(都是男性)被连接到汗腺监测器上后，他们被告知在12秒的倒计时内，他们会受到共计8秒钟的短暂电击。这项研究于1965年发表在了《变态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上。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大多数罪犯和对照组被试在等待不知何时会降临的电击时都展露出了显著的生理压力迹象，但心理变态们却没有。在第二年发表的一项类似研究中，被试可以选择要求立即接受电击或在10秒后被电击。80%到90%的非心理变态罪犯和对照组被试都选择立即接受电击，但只有56%的心理变态选择了这个选项，这表明他们不介意等待一件痛苦事件的发生。
《心灵猎人》剧照
这些结果激起了黑尔的兴趣，但在当时，犯罪心理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心理变态的研究领域里也几乎荒无人烟。“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献相当贫乏，”黑尔说。“克莱克利和我就像是两个在荒野中呼号的人”他说。“时不时地，我都很想把它彻底抛诸脑后，然后去研究考古学。但我坚持了下来。”
心理变态核查表的诞生
1970年，黑尔出版了《心理变态学: 理论与研究》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境况开始有所好转。”他说，“我的门下来了好几批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他们让我重新振作起来，而且他们常常也是我心理变态学研究项目的主要执行者。我会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让他们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而每当我遇到瓶颈时，也是我的学生们帮助我继续前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黑尔终于搬出了心理系的军用棚屋，有了自己的一个地下实验室，虽然简陋，但实验室配备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设备，包括一台500磅重的测谎仪。然后他最大的障碍变成了缺乏有效的测评工具。临床医师靠DSM中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以及自我报告测试来鉴别心理变态，但这些测试很容易就会被他们识破并开始耍花招。
黑尔根据克莱克利对心理变态的核心特质的描述，编制了一份核查单，但效果并不理想。“专家们会质疑说，‘但是需要有哪些具体表现才能判定一个人是心理变态呢?”黑尔回忆道。“我需要一种能够像精准测量地震里氏震级一样测量出心理变态程度的量表。”
之后黑尔埋头苦干，分析数据，与两名独立的评估人员一起，对大量的罪犯进行了访谈。利用心理测量学的方法，他将清单从100项减少到22项，然后在1980年，他专门发表了一篇论文来介绍他的新工具——心理变态核查表(Psychopathy Check List)。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就吸引了整个北美以及英国地区相关学者们的注意。黑尔说:“也许他们并不赞同表里的某些条目，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料库，让所有人都能建立起一张诊断页面。”
他和自己核心团队的一组学生对核查表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到1985年，他们编制成了包含20个题项的黑尔心理变态核查表（PCL-R），该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这意味着大多数研究人员在表中题项的分值上达成了一致。“在那之后，它便一跃成了主流的心理变态测量工具。”他说。
黑尔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80%被核查表评为心理变态的罪犯在3年内会有二次犯罪行为，而在非心理变态罪犯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20%。此后，加拿大国家假释委员会的人员曾来拜访黑尔，想要用核查表测试所有在押罪犯。
黑尔对核查表在可控的研究环境之外可能招致的滥用风险感到十分不安，但经过再三的思虑之后，他在1991年将版权卖给了一家出版商。他说:“设计核查表的初衷是想将它单纯用于研究,”“但当研究成果能被应用于实际时，它会更有价值。做学术不能把自己锁在象牙塔里。”
与众不同的大脑
到80年代末，黑尔在UBC全新的心理学系大楼里运作着的实验室是全校最大的几个实验室之一，他的课题组有18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有专门为脑电实验设置的隔音室，还有大把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
“研究真的进展得很顺利，”黑尔说，他继续进行着开创性的实验，其中一个测试了克莱克利关于语意性失语症的理论——“心理变态出于某种原因无法理解语言中的情感成分，”黑尔解释道，“对他们来说，语言纯粹是一种语义上的知识，而无法理解语句背后驱动我们做出某种行动的情感基础。”
《心灵猎人》剧照
在这项实验里，被试接入到追踪大脑活动的脑电图扫描仪(EEG)后，会看到中性或具有某种情绪属性的单词——桌子、书桌、地毯、尸体、蛆虫、酷刑——后接一些拼凑的假单词。“在情绪化词汇的实验条件下，大多数人都能快速而精准地将它们与假词分辨开来，”黑尔说。
“但心理变态就不一样了，他们对情绪化和中性词汇的反应是一样的。相关的脑区也没有明显变化。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发现的。1991年，我们向著名的《科学（Science）》期刊提交了这篇论文，起初被拒了，因为编辑们认为这些被试不可能是真人。那一年晚些时候，《科学》期刊还是刊出了我们的论文。”
几年后，黑尔和布朗克斯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Bronx VeteransAffairs Medical Center)的药物成瘾诊所合作，首次重复了对心理变态的脑成像研究，并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科学即正义？
黑尔在心理变态方向的尖端科学研究的声誉吸引了很多学生慕名来到黑尔实验室，其中包括肯特·基尔(Kent Kiehl)，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们发现了心理变态和非心理变态者的大脑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基尔说。他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新墨西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但鲍伯（黑尔的昵称）告诉我，更重要的是要听他们讲自己的生平故事和生活经历。他访谈了加拿大一些最臭名昭著的心理变态。这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经历。80%研究心理变态的学者——其中一些可能名扬海外——实际上从未在现实中见过心理变态。可以说，他们很少花时间研究这些鲜活的材料。”
46岁的基尔是心智研究网络取证实验室(Mind Research Network forensics lab)的科学执行官，该实验室使用可移动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设备前往当地监狱，追踪被试在接触中性和暴力词汇以及图像时的血流变化。
到目前为止，基尔对5000多个罪犯的大脑进行了评估，发现心理变态者的大脑存在功能及结构上的异常，会对情绪、冲动控制和认知产生影响，这些发现使他将心理变态视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和心理学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神经成像如今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司法领域，包括2009年对布莱恩·杜根(Brian Dugan)的死刑审判。杜根是芝加哥的一名囚犯，已经被判多项谋杀罪，后来因1983年强奸并谋杀一名10岁女孩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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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受雇于检方对杜根进行了心理变态评估以及脑成像扫描,说服了陪审团相信嫌疑人的智商在140以上，而且存在脑神经障碍,导致他可能再次实施不受控制的犯罪行为。基尔不知道大脑扫描和随之而来的心理变态标签是否影响了陪审团最后做出的死刑判决。(一年后，伊利诺伊州废除了死刑。)但和他的导师黑尔一样，基尔认为，只要判断由可靠的专家做出，大脑扫描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就可以跟DNA一样可信而普遍。
“我认为，有一天，大脑扫描将被列为用于筛查心理变态的常规操作，并成为法庭审判的标准程序之一。这将会像将DNA作为证据使用一样具有革命性，”基尔引用他最近关于冲动的研究结论称，“在预测心理变态二次犯罪的可能性方面，大脑扫描比核查表更精准——被检测出的心理变态罪犯比一般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要高出4倍之多。”
黑尔对于在法庭上使用脑部扫描图像作为证据持谨慎态度。“神经认知科学现在很火爆，脑部扫描也十分能抓人眼球。”当我们坐在他的阳台上喝着卡布奇诺时，他这样说道，“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发现表明，心理变态前额皮质和边缘系统之间的细胞可能存在异常，即在一些神经通路间存在‘凹坑’。这被视为是心理变态主管计划行动的大脑额叶和主管情绪的边缘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脱节的证据。”
但正如黑尔所指出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正常’大脑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可能心理变态的确与大脑功能和结构缺陷有因果关系，但目前还没有定论。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弄懂的东西。
邪恶亦或是进化策略？
尽管目前学界对心理变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可能比对任何其他人格障碍的研究都多，但专家们仍然无法就心理变态的具体成因达成一致。“大多数人把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异常看作是一切的根源，”黑尔说。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教养胜过天性，他们将心理变态视作是早期虐待和创伤的结果。
“这是一部分原因，”黑尔承认。“在我看来，把心理变态解释为一种人类进化的产物同样说得通，而且更合理，”他说。他引用了加拿大安大略省佩内坦基新(Penetanguishene)一家临床和法医学医院的研究心理变态的专家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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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心理变态不是一种疾病; 他们将其称为“一种适应性的生活方式策略（an adaptive lifestyle strategy）”，黑尔说。“你可以通过生一两个孩子并为他们的成长教育投入大量精力来传递你的基因。但我们知道心理变态的本性是冷酷淡漠的，他们倾向于生很多孩子，然后将这些后代抛诸脑后的策略。
这种生物适应理论将这种方式定义为一种具有优势、但恶劣的遗传繁殖方法，而不是一种神经发展性障碍。
这两种病因学理论都可能对现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儿童是否会被诬蔑为坏胚子（bad seeds)，或被提供特殊资源或医学治疗?雇主可以测试前来应聘的员工是否有心理变态倾向吗?仅凭脑部扫描就能判罪犯终身监禁吗?
“这些都是大问题，”黑尔承认，他现在每次在演讲中都会回答有关心理变态和自闭症之间的神经学比较问题。“我不认为心理变态这有一个更原始或更先进的大脑……大千世界里，每个人都自有其独特之处——这才是重点，不是吗?我们之中有一些十分敏感、极富同理心的人，即使是一只苍蝇死了，他们都会感到非常难受——这是一种极端。另一个极端可能就是毫无同理心的心理变态。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两者之间。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变态者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可能略有不同，但它们是为参与掠食行为而精心进化成这样的。它们可能是进化过程中基因选择性遗传的产物，不过是怎样的触发机制可能造成了特定基因的表达呢?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环境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黑尔说道。
黑尔说:“我的观点是，心理变态有足够的智识去了解社会规则以及是非黑白——而且他们有能力选择遵循或忽略哪些规则。”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具理性。我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个心理变态者曾经告诉我，听从自己的大脑而不是良心给了他某种优势。他把自己看作是‘老鼠世界里的一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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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也许我们也只是一堆算法”
几十年过去了，黑尔声称他在识别心理变态的方面并不比别人强多少，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会时不时地盯着我眼睛（灵魂的窗户）。我问黑尔关于心理变态的拉丁词根的定义，意思是灵魂的病态。“人们会说他们的行为是纯粹的邪恶，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黑尔不解道。
“我从来没用过这些词。心理变态者可能是危险的，并会在社会上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我不知道灵魂是什么。我想一个更好的词是良知，但那是什么呢?是某种自我意识吗?一台计算机能以这种抽象的方式思考吗?我不这么认为，但也许我们也只是一堆算法。这是关于人性的一个谜题，让我头疼。”
记者也有比格犬的特质，所以我又回到了是什么吸引他专门研究这种暗黑课题的问题上。是否就像一个考古学家希望发现一个新世界?
“好吧，当然，这听起来很在理，”他点头道。“想到我的墓碑将刻上我是心理变态核查表的开发者，我就觉得很想笑。这就是使我闻名的原因吗?或许很多人都知道海姆利克急救法，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海姆利克还做了很多基础科学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