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裴勇〈“校”文〉
《“无诤之辩”的佛子格调》
回应〈“校”文〉（之一）
大陆友人传来裴勇先生大作：〈校准人间佛教、重建中国佛学——写在王雷泉教授玉佛禅寺讲座之后〉（以下简称“校”文）。
对于“校”文一改过往“批印”人士杀气腾腾的作略，能用理性与平和的态度，来回应这波“批印”风暴，并且正色谴责：“不应该充满戾气和嗔心，以怨艾相对，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是政治陷构”，个人自是额手称庆！这样的论辩，才是“无诤之辩”的佛子格调，而不会沦为无厘头的泼妇骂街。
由于笔者正在赶润书稿（即将于五月发行的口述历史新书），无暇全面回应，也无暇浏览视频，因此单只针对裴勇先生之〈“校”文〉，提出几点管见，用供“批印”诸君反思。
【未完待续】
《为印顺导师“画靶射箭”》
――回应〈“校”文〉（之二）
“校”文对发扬“中国佛教传统主流”的热情可感，但对印顺导师思想，则显见隔阂。许多对他扣上去的帽子，连“专研印顺学”的敝人都很陌生。
例如：裴勇先生受到批印人士影响，认为印顺导师“过高推重西方历史进化和学术考证方法”，“以世间共许的以人本理性为特征的治学方法”（这句话真的很不通顺），不能“基于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立足人间而又超越人间”。
事实上，“基于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立足人间而又超越人间”，这不恰恰就是印顺导师毕生的职志吗？他又何尝“过高推重西方历史进化和学术考证方法”！印公正是认为西人与日人的治学依然有所局限，因此才会揭橥“以佛法（三法印）研究佛法”的方法论。
请问，印公治学三大法则之二的“诸法无我法则”，印公治学三大法则之三的“涅槃寂静法则”，是哪里不够“超理性”？是哪里不够“超越人间”？
这种误解，显然受到批印人士为印顺导师“画靶射箭”的误导！但是平心而论，“校”文对印公思想的扭曲与误解，较诸其他批印人士对印公的罗织成罪，还是厚道得多了。
【未完待续】
《“求同存异”的“后现代”精神》
回应〈“校”文〉（之三）
“校”文特别强调“中国佛教传统主流”，但又希望中国佛教“需要能够避免现代化的弊端而向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过渡”，如此一来，业已深陷思想矛盾。须知，以“主流”自居，无形中就贬他人为“非主流”。以“中心”自命，无形中就视他方为“边陲”。而这种态度，恰恰与“后现代”精神严重捍隔。“后现代”的特色，正好就是“解构”（deconstruction）──去中心化，去主流化，去规格化，去普遍化。
太虚大师与印顺导师在思想与精神层面，有钜大的共通性。批印人士无视于此，专挑师资二人之间的学说差异，拿来放大特写，而且“尊太虚”以定于一尊，“贬印顺”而磨刀霍霍，不断将二人划清界线。这种“夸大彼此差异，标榜我为正宗”的作略，已是政治斗争的手法，绝非观顾全局的治学态度。
“校”文无察于这种“前现代”与“现代”思维的盲点，依然以“尊太虚以贬印顺”，作为其“校准”人间佛教的思想工具。这样一来，虽然声称“中国”本位，好似站稳了“政治正确”的中心位置，殊不知业已严重抵触了“后现代”的解构精神！
特别是在“文明冲突”严重加剧的今日，跨宗教或跨宗派间“求同存异”的对话，业已具有重大意义。“人间佛教”倘要符合“后现代”精神，最好的作略，不是“定于一尊”，而是赞许性空、唯识或真常论述的人间佛教，率能“千山竞秀，万壑争幽”，共同映现法界的光辉。
【未完待续】
附：裴勇：《校准人间佛教、重建中国佛学——写在王雷泉教授玉佛禅寺讲座之后》
校准人间佛教 重建中国佛学
这次讲座有这样几个主题词：太虚大师、佛法的特质与方法、人间佛教之定位、中国佛学之重建。这几个主题对当前及未来我国佛教的良性健康发展极其重要！
首先，我们看太虚大师，大师是中国近现代佛教革新的先驱者，是人间佛教的奠基者和总设计师，为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人间佛教的成长和中国佛学的重建定下了新与融贯的总基调，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玉佛寺与太虚大师有着深厚的因缘，是太虚大师生前最后的驻锡地和圆寂地。我们今天讲座所在的觉群楼，“觉群”二字就是来自太虚大师。在觉群楼的不远处，就是太虚大师曾居住的直指轩。在整个讲座过程中，我都仿佛看到大师的身影，仿佛看到大师在微笑注视着我们。大师的思想、大师的开示总是那样直指人心、总是那样给我们以无限的启迪。大师的道德学问永远让我们景仰，至今无人能超越，他的思想仍然是当今中国佛教发展和走向的指路明灯。
今天，我们循着王老师的讲解引导就能够正确、准确、恰如其分的把握好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点、基本面，把握好中国佛学重建的核心精髓和基本原则。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审视人间佛教的定位？简言之，就是因为在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理路之后直到今天，人间佛教在推进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部分层面，以及某些学人对人间佛教的实质、理路和定位产生或模糊、或错误、或偏颇的认识，致人间佛教发生某种程度的错位、失位、甚至是荒腔走板，南辕北辙。甚至还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人间佛教推进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和流弊，就提出要否定直至取消人间佛教。因此，才有必要对人间佛教的定位进行一次再检视，也只有这样，人间佛教才能在当前的更新时代条件下整装再出发。
关于太虚大师面对的时代课题，也就是人间佛教的缘起和发生，王老师概括为三：一是佛教需要进行现代化转型，二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传统主流佛教面临来自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的质疑。三是佛教内部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反省与批判。正是面对这三个方面的时代课题，驱使当时的佛教界重新思考和界定佛教发展的整体思路和策略，展开一轮在当时新的时代条件下佛教如何“契理契机”的新的探索。
在契机方面，总的来说，佛教界在当时能够逐步达成基本共识，即在当时新的时代条件下，佛教应该走人生化、人间化、社会化的道路，佛教要以发达人生、立足人间、建立人间净土为指归。然而在契理层面，对佛教的反思批判出现了偏差，分歧和问题、认识不一致的地方较多。如支那内学院派，欲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但单执法相唯识为正宗标准，结果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中国传统主流佛教这个婴儿也一起倒掉了。另如有的法师，唯以阿含佛教、大乘空宗为正宗标准，过高推重西方历史进化和学术考证方法，某种意义上支离解构了作为整体的佛教。还有一些赞同人间佛教的学人，存在“割离余有情界，孤取人间为本”的偏颇。另有“太过者，唯知以办学、宣传、服务、作工为事”，更有把依人乘行果趣向菩萨乘而证佛果的人间佛教正行，浅化局限为人乘行。总之，在不能准确契理的情况下，人间佛教被错解和打为两截，走进只重人间，而忘失佛教根本和实质的误区。而太虚大师的反省、批判和革新则强调以佛教为中心，以中国佛教为本位，侧重“正理转机”，坚守中道圆融，强调“新与融贯”，从而为人间佛教做出准确定位。
王老师在讲座的第二、第三部分，集中为我们准确分析了太虚大师关于佛法的特质与人间佛教的定位。王老师指出，佛法是内自证型的宗教，太虚大师在《佛学概论》中基于佛教信仰的本位，强调佛教的教理源于佛陀的自证，证法是整个佛教的神圣来源，也是一切佛弟子学佛的终极目的。太虚大师说，“佛之学理，尤贵实证。如依佛典固可得其理解，然所求之理解乃是佛智所实证之境，若仅作为一种研究，则实际上仍未能得证。”这样就把佛学与世学做了明确的区分。佛学不但要精研佛理还必须实践修证，而世学只是以有限的人类思辨理性进行研究的学问。王老师在讲座中明确指出：“佛学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修学体系，基于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立足人间而又超越人间。佛法在世间的流布，当然必须借助一切学问共许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同时，又必须时刻警惕世俗理性的局限，不能把出世指向的佛学囿限于世俗的理性”。今天，我们通过王老师讲座中提到的太虚大师的三次定境体验，就可以了解到实证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这里，我再引用我国另一位佛学研究大家陈兵老师的一句话进一步加以说明。他在其《人间佛教导论》中指出，“人间佛教是佛教而非世学，应符契佛陀教法、佛法理趣，有根源性的经典依据；应保持佛法出世间的主旨和了生死的主题，具超越性、神圣性。若片面强调顺应时机而取消、掩盖了佛法出世间的超越性、神圣性，世俗化、庸俗化为一般的世学，这种佛教便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这些分析阐释都说明，不应把佛法当作一种世间学问来研究，推行人间佛教，重点还是在佛教，无论是人间佛教，还是什么其它对机的佛教都始终不要忘失佛法的实质，不要忘失佛法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太虚大师在《评大乘起信论考证》中曾指出：“东洋（方）人之道术，则皆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又不然、则从遗言索隐阐幽得来。故与西洋人学术进化之历程适相反对，而佛学尤甚焉。用西洋学术进化论以律东洋其余之道术，已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况可以之治佛学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图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网耶！”无论是太虚大师时代，还是我们所处的当代都有一些治佛学者投入此迷网矣。我的老师楼宇烈先生也曾指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是要量体裁衣”，此与太虚大师讲的是同一道理。这里也可以再加上一句：“况之佛学乎”？中国儒佛道之学，包括其他宗教，与西方哲学、科学从根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也可以说，人文、宗教领域与哲学、科学领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宗旨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当然，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强调佛学、世学以及中西不同的治学方法，并不是反对以世间共许的以人本理性为特征的治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从外部增上、丰富对佛学某些层面的审慎辨识。太虚大师也早就指出：“所以本人三十年来宏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评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强调的是，人本理性方法有其局限性和范围界限，超出人类理性的遍计所执范围则无效，永远也达不到对实相法进行体证的领域，治佛学尤其如此。我们只是要慎思明辨、反对高推此种方法而走向理性迷信和科学迷信，而人本主义的剑走偏锋也将导致人类中心主义泛滥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研修佛法不与研究世法等同，不应仅以治世学的方法为准对佛法议题轻下、妄下结论。就人间佛教而言，当前，与大虚大师时代相比，佛教的人间性已经得到完全的确立，人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应机走向。现在的问题是佛教的人间性过浓，而佛教性反而被冲淡和忽略，甚至被障蔽。
人间乃是对机，佛教仍是中心，这是人间佛教的基本定位之一。
我们在王老师的讲座中也了解到，太虚大师的《佛学概论》以及《我怎样判释一切佛法》，是以五乘佛法的判教，统摄大小乘一切思想，说明各宗理论的立足点不同，显其并非矛盾，故对各宗应持平等态度，普遍弘扬。太虚大师一向主张“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抉择、综合、整理佛法精要，太虚大师针对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受众根机中的流变，梳理出清晰系统的思想路线图：
在时空流布上的“教之佛本及三期三系”；
对真理领悟上的“理之实际及三级三宗”；
在修行实践上的“行之当机及三依三趣”。
王老师概括指出，针对教内外“大乘非佛说”的论点，以及推高藏传佛教或南传佛教的倾向，太虚大师的分期说有三个特点：1、肯定大小乘佛法都是佛说；2、对显密各宗都一视同仁﹐视为一味的佛法在世间流布的不同表现；3、把大小显密各宗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辩证过程，故有主从﹑显隐的区别。大师的分级说，即通过对佛陀全部教法的判释，划分出经教中的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全部纳入人间佛教体系。对大乘佛教，根据各派对实相领悟和阐释，区分为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大师的三依三趣说强调，对世间佛学修行而言，则依时代机宜，对当机者实践要求各有侧重，即正法时期：依声闻行果趣发起大乘心。像法时期：依天乘行果趣获得大乘果。末法时期：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其中，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就是指人间佛教是依人乘正法为基础，但并非局限在人乘，而是以趋向佛乘为究竟目的。从王老师以上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另两个基本定位：
人间佛教融摄全体佛法及各个宗派，五乘兼收、诸宗并弘（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主流八宗）是人间佛教基本定位之二；
人间佛教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人乘正法是基础，但非局限于人乘，而是以趋向佛乘为究竟目的，有人生改善，后世增胜，生死解脱，法界圆明逐渐递进的阶梯，人间佛教只是特重人间、不是孤取人间，并不排斥天乘、解脱乘、菩萨乘、佛乘。这是人间佛教基本定位之三。
太虚大师通过这三个方面对人间佛教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对人间佛教做出了明确的定位。
我们再看王老师讲座的第四部分。前面的部分，王老师为我们分析了人间佛教提出的背景、考察梳理了太虚大师关于人间佛教的基本定位。让我们清楚了解到为什么要提倡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什么，人间佛教的基本定位是什么。人间佛教定位的清晰明确，是人间佛教发展推进的一个重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那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为人间佛教建立起恰当的思想理论基础，就是在新的时代机宜条件下，稳妥地重建中国佛学，以之作为推进人间佛教和佛教新一轮复兴的重要指针。王老师在讲座的第四部分结合太虚大师的《中国佛学》等撰述，为我们清晰勾勒出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原则和愿景。
明代高僧藕益大师曾说：若非契理，决不契机，若非契机，亦绝不契理。太虚大师也强调：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因此，契理契机必须有机统一。人间佛教所契的人间之机已经基本明确，几乎没有争议，在海峡两岸佛教主流上应该说存在共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已经成为了佛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理所当然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太虚大师当时就强调正理转机，对两千多年来的整个佛教发展史和中国佛教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综合考辨和梳理，应该说比较恰当明确地指出了在人间佛教对机的时代，中国佛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架构，但在太虚大师在世时特别是在太虚大师圆寂后直到今天，人间佛教在契理上一直存在很多问题、争议、淆乱、甚至错谬。人人都在讲契理契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应该契哪一个理？人间佛教究竟要契什么理才是确当的，在今天的佛教界也确实还处于认识模糊、尚未达成基本共识的状态。契理契机尽管存在辩证关系，但契理似比契机更加要紧，在人间佛教的机用下，不契理将失佛学之体，问题很严重。用王老师的话说，人间佛教如果只是单向度去适应社会，而不能很好地把握贯通“佛之知见”，将失去信仰合法性。有识之士、明眼人都能抓住这个要害，太虚大师当年就已经在关注思考、研究梳理在人间佛教时代中国佛学建设的重大问题。我们从王老师今天的讲解以及所依据的太虚大师的著作《佛学概论》和《中国佛学》都能看到大师思想的宏博深广，大师给我们勾勒出中国两千年来佛教发展的大脉络，非大师不能为也。在当今的佛教界和学术界也有很多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关注中国佛学的重建这一重大问题，就我所知，王老师还有四川大学的陈兵老师都曾为此专门撰文加以考察论述。王老师今天的讲座就是他长期观察研究的结果。
王老师在讲座中指出，太虚大师特别强调道安大师——慧远大师一系，他们开启了中国佛教的主动流，而且这个主流一直延续到今天，太虚大师将之概括为四大特点：本佛、宗经、博约、重行，因这几个特点符合汉民族性格，中国佛教主流诸宗派尽管不断受一些旁流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这个主流而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英雄所见略同，陈兵先生也指出，太虚大师概括的中国汉传佛教本佛、宗经、重行的道安系传统主流无疑是应该肯定、继承和发扬的。汉传佛教各宗派莫不以释迦牟尼佛为本，为本师，而不是本他佛、本某师。汉传佛教绝大部分宗派都以佛经为宗，而不以是源非流的论为宗。因为最可靠莫过于直承佛陀、宗依经藏，以佛之知见、佛证悟的真理去应机设教弘法。王老师提到的太虚大师说的二大旁流，中观和唯识学派，也有四大特点，即：本理：强调的是空或唯识的理；重论：因为是本理，所以主要依据各祖师发挥此理的论典；授受：受限于师徒传承的论典范围；重学：注重钻研讲说。
在太虚大师时代，两大旁流的影响也很大。或可以说支那内学院一系本唯识学派，重学重研究；印顺法师一系本阿含佛教和中观学派，也是重学重研究。而且两派对中国传统主流佛教宗派持严厉批判甚至否定态度，支那内学源一系更为激烈，印顺法师一系相对温和，但也判真常唯心系佛学类似印度教梵我论。这两支当代的佛学旁流对继承中国佛教传统主流构成巨大挑战。幸有太虚大师慧眼独具，通达博大，仍然牢牢坚持中国传统佛教主流，同时把旁流也融摄进来。
陈兵先生在其《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一文中指出了否定中国传统佛教主流的错误所在，并用正理予以批驳，认为他们是“以虚无主义态度贬弃传统佛学，或者从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路子，以所谓‘原始佛学’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学为准则，否定中国佛学的核心内容心性论及台贤禅净之学，证《楞严》、《圆觉》，《起信》为伪作，斥心性本觉，‘真常唯心’说为印度教梵我论。殊不知心性本觉义，出《华严》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义，不过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静印的表诠，台贤二宗之圆教义理，质诸佛经，无不有据，禅净二宗之经久流传，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机的坚实基础。另一种人则对本土传统佛学丧失信心，舍本外求，唯认南传、藏传、日本的某种宗派之学为真正佛法，欲图原样移植，以取代汉传诸宗。殊不知吸取南传，藏传，日本佛学之精华，取长补短，固属必要，但南传、藏传、日本的宗派之学，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当地时机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积弊，原样移植以取代本土诸宗，更难契合时机，即使得以流布，也难免产生弊端。”
即使中国佛教今天走入人间佛教时代，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不可能因之改变，因此，在人间佛教时代，重建中国佛学首先仍要继续保留和延续中国佛教这个主流传统。这是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王老师在讲座的最后，强调了重建中国佛学的社会基础和基本方法。可以说这两方面构成了重建中国佛学的另两个基本原则。
在坚持中国传统的同时，还必须面对新的时代、注重把握时代的社会基础、文化特点。太虚大师的时代已经开启了东西文化的碰撞、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太虚大师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特征，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根据发达人生、利益人生的根本需要，提出“依人乘趣大乘行果”的路径，开启了中国佛教人间化的进程。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深度全球化的时代，总体上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而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过渡，中国当前物质方面的现代化已经突飞猛进了，而社会和文化方面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中国处于一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的状态下。一方面需要继续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够避免现代化的弊端而向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过渡。由于全球互联互通程度越来越深，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佛教、中国的人间佛教也必然要更加面对全球共同的问题，应对全人类共同的时机”。 太虚大师曾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的特点何在，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才能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根据佛教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大师的思想在今天依然适用。只不过当时，是要全力奔赴时代和社会的现代转型，而我们今天当前不但要继续完成现代转型，还要注意去除现代性的弊端，超越西方文化，而创生新的普世文化，而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应时代的当代新佛教将有可能担当此任。发达人生、利益人生的“由人乘正法取大乘行果”的对机仍然适用，只不过范围可能要扩展至整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契理契机、如理如法的人间佛教未来将可能成为世界佛教的主流。时时充分应对新时代的思潮和人类未来发展之机、跟上时代、乃至引领时代，是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原则之二。
王老师还为我们分析指出了太虚大师关于重建中国佛学提出的两条非常具有远见的看法，一要“普遍融摄前说诸义为资源，而为中国亦即世界佛教的重新创建。” 二要“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而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 太虚大师还说过：“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综合其精要而整理之。”用王老师的话说，佛教不要有狭隘的门户之见，要普遍融合中国佛学主流和旁流的优点，作为重建中国佛学的思想资源，从而为世界佛教作出贡献；中国佛学的重建是直探佛的本源，既不是泥古不化，也不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就中国传统佛学的欠缺方面而言，在今天还应重视参酌南传藏经，补充以藏文藏经，进一步从全部教典中体认全体佛法的内容和结构。应该说，在坚守佛法本质、接续佛教传统、坚持中国佛教本位的基础上，把握全体、兼收并蓄、普遍融贯、综合提炼，是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原则之三。
借此机会，最后我想强调，关于人间佛教问题存在争论是很正常的，应该在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同情理解、合而不同、中道圆融的原则上，围绕学理来探讨，进行如法辩论，而不应该充满戾气和嗔心，以怨艾相对，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是政治陷构。这点上我们应该学习古德，向太虚大师那一代人学习。太虚大师与支那内学院派和印顺法师在学理观点上有很大不同，有时观点对立很尖锐，但互相都能待以君子之道。虽然王恩洋批大乘起信论最激烈，但太虚大师还是请他去佛学院授课。太虚大师尽管在学理批驳印顺法师不留情面，但在感情非常包容印顺法师。印顺法师也非常感恩大师对他的包容和提携，在《我怀念大师》一文中情真意切地表达对大师的思念，而且也正是印顺法师比较全面客观地整理了太虚大师全书和太虚大师年谱，为保存大师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在未来的义学研究和学理探讨中，大家都能心平气和，为了佛教而互相增上，共同提升。
简言之，重建中国佛学的基本原则是：继承传统、因应时代、综合融贯。而具体内容可能将从基础佛教建构、修证次第建构、应用佛学建构等方面来一一展开。至于如何具体展开，王老师肯定已经在持续地深入思考中，期待大家不久就能聆听到王老师未完待续的高论卓见。
今天我的点评就到这里，有不对的地方敬请王老师和各位指正。
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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