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矛盾并存的千年关系史——伊斯兰和西方及基督教
全书主旨
【文末有音频 】 分别在土耳其、马来西亚和美国三地受过教育的当代土耳其穆斯林学者易卜拉欣卡伦，应该是一位典型的“穆斯林公共知识分子”，他在这本书里梳理了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呈现复杂形态的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千年关系史，极其精彩地在读者眼前呈现了从早期的龃龉到今日的所谓“冲突”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影响了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他对这一宏大历史完美驾驭且不失时机地借之提出自己的主张:历史事实环环相扣的同时紧密论证双方各自视角中的“自我”与“他者”这一对关系——贯穿全书且对今日世界格局有深刻影响的一对关系。在作者看来，双方的千年关系史就是接触对方认识自身——即确定他者以定位自我的历史，当由于由来已久的文化偏见、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姿态”以及本身面临的诸多后现代疑难问题，西方在当今依然积极塑造着一个添加幻想成分的作为“他者”的伊斯兰形象；而伊斯兰世界则因为近代殖民主义遗留的心理创伤、现代化探索的艰难与失利，也在使自身有意无意地陷入一种“西方主义”的陷进，这与古典时期伊斯兰世界“没有严格区分东西方的观念，积极汲取其他文化里面的有益有利成分”的姿态是迥然不同的。针对这一现实问题，他在一开始就对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论进行了批驳，呼吁一种包容他者、文化共存的新理念，最后他又进一步重申了需要发掘古典伊斯兰里面的存在观与他者观，并将其推至现实当中，以实现伊斯兰和西方的和谐共存，甚至是实现全世界所有文化之间的“美美与共”。
文本解读
全书共分为十章，除了第一章是针对“欧罗巴”和“伊斯兰”这一组概念的阐释展开外，其他九章则大体上分别代表了双方关系从公元571年到新世纪的九个阶段，这种阶段划分虽然以时间轴为基础，但也不尽然，因为作者在不同阶段不时会加入一些其他时代的观点或主张。
在开篇引言里作者确定了本书的研究缘起，研究主题是自我与他者关系、两种文化里的时空观念及语言和形象对政治的影响，研究方法是针对千年历史交集进行动态分析，而研究目的则在于通过历史承认差异、寻找合作的机会，减少误解与偏见。
第一章的主题紧紧围绕“欧罗巴”和“伊斯兰”这两个概念，通读全书，会发现这样两个简短的概念作为“镜子”在千年历史长河里的演变，结合伊斯兰文明“多元统一”的理念和时间，其在西方世界里“被定性”“被曲解”的状况遭到了作者的严厉批驳。文化具有动态性和丰富性这样一个常识被提及，伊斯兰世界古典时期的开放胸怀与当代文化异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章讲述的是伊斯兰的兴起，早期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关系被作者着重提及——这无疑对现今有借鉴意义，以及伊斯兰崛起后基督教世界从宗教神学、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感受到的恐惧与不安，以及由此开启的至今依旧的种种反伊斯兰尝试与努力——反伊斯兰的认知从中世纪延续到了今天，作者同时也认为双方共有的建立普世话语权的内在诉求是产生对立的根源之一。
第三章回顾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不像其他学者通常只关注血腥的战争和由此而“侥幸”导致的文化碰撞，作者对幻想出来的“神圣东征”进行了还原，东方“有经人”对十字军的反抗和双方治下民众的相对安宁，当然，作者没有否认战争带来的恶劣影响，尤其强调了西方“野蛮入侵者”的形象长久留存于穆斯林的群体记忆中。
第四章论述了中世纪伊斯兰思想在不同维度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包括宗教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以及由此带来对的文艺复兴的先声。作者以极其欣赏的笔触写下了几乎与十字军东征同期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文化共存”——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塑造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建设的繁荣。
第五章讲述了长达数百年的安达卢斯历史的盛衰，作者几乎对当时的包容和谐的共存理念进行了讴歌(因为那一时期友好共处及其所获得的成效达到了顶峰)，伊斯兰力量从公元711年的烧船演说开始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奋勇开拓，到最后因为内忧外患而分崩离析。1492年之后西班牙政权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以及由此导致了西班牙伊斯兰文化的绝种，附录里的安达卢斯哀歌，凄惨绝伦。
第六章是奥斯曼土耳其与欧洲的相遇，这意味着双方关系转入了近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双方虽然不乏文化分歧和政治对立，而这些更多的是让位于政治实用主义，商贸往来、互派时节和文化辩论等几乎从未中断。引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两人截然相反的观点，证明这一时期西方对土耳其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既爱又恨”的复杂态度。
第七章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对伊斯兰的态度愈加复杂，爱恨兼有，思想家们一方面在借伊斯兰这一“他者”对天主教进行攻击的同时，另一方面也用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伊斯兰进行批评，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西方对伊斯兰的形形色色且相互矛盾对立的丑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定型:传统的神学视角和现代的理性一起指责他们“共同的敌人”——伊斯兰。与此同时，出现了少部分赞扬伊斯兰的理性和简朴的学者，如吉本和斯德堡。除了不和谐的声音，歌德、塞万提斯、辛迪、哈桑瓦赞以及两位音乐家的观点与经历，也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双方之间普遍存在的文化交融。
第八章是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兴起的时代，其要处在于西方崛起后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对伊斯兰社会的侵扰，以及穆斯林世界所表现出的不同回应:传统主义者的反驳(杰巴里:拿破仑对埃及的“谄媚式”通告和学者杰巴里的逐字“回敬”)与泛伊斯兰思潮的出现(企图用伊斯兰拯救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的阿布都哈米德二世)。作为一种“学术”的东方主义服务于殖民主义并积极解构伊斯兰思想的企图和实践，加剧了双方在这一时期从政治到文化全方面的对立。同时在美洲始于的宗教宽容理念和杰弗逊《古兰经》的“美式阿拉伯文化”及“黑人伊斯兰”让我们看到了殖民时期的文化交融，游走于奥斯曼和欧洲之间的旅行家们也为了解对方做出了贡献。
第九章的重点是伊斯兰世界对西方全方面挑战的不同反应，伊斯兰思想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西化主义者(主张欧洲就是文明、就是发展方向)、伊斯兰主义者(团结整个乌玛来抵抗西方)以及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独立)，在我看来，从他们时代开启的“伊斯兰为什么衰落/欧洲为什么兴盛”的疑问直到今天依然在回荡。在历数伊斯兰世界思想家们的主张之后，作者提及了三位皈依思想家:勒内盖农、波德和皮克索尔，他们立足于伊斯兰传统思想，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心态、自我中心主义和物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传统伊斯兰思想里精炼出“永恒的大传统”(马效佩教授译为圣道伊斯兰观)、人与自然以及造物主之间的和谐、有尊严的被造物需要与至高的真主之间建立联系等在当代世界别具一格的思想主张，这些主张不仅对西方也对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东方的正确认识自我有着跨时代的启迪意义。
第十章与今日接轨，就在当下双方是如何看待彼此的，这一点尤为重要。除了上述各章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固有偏见之外，当代的巴勒斯坦问题、民主自由理念以及全球化和互联网的都加剧了双方的隔阂，伊斯兰恐惧症就是这种隔阂最典型的产物。作者同时也认为，对伊斯兰的种种指责本质上是西方对自身问题的一种“他者化”手段，反映的是自身的问题。
最后的结语中作者从哲学层面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放弃单一化的定位和偏见，通过他人来丰富自我，亦即呼应主题——认识镜中的自我。尽管他在前面多次批评了错误的主体观(显著特点是自我中心至上，不承认他者的主体地位)，但到最后才提出了古典学者毛拉萨德拉的主体观:即承认自我是存在的一部分进而承认他者和自我一样的主体地位，以便最终趋于终极之存在。需要将这种观念从哲学视角推广到其他层面，从而实现伊斯兰和西方之间乃至全球所有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扎根于自身文化，拥抱普世文明，树立公正、对话和“争先为善”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