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与沈从文先生的往事
本文里面关于马悦然先生来中国与中国文学界人士私下见面，并讨论推荐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有些信息是第一次公开透露。本着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的原则，征得当事人同意，记录在此。
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可谓由来已久。
但如果要谈论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渊源，瑞典的马悦然先生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绕不开的人物。
马悦然，原名约然·马尔姆奎斯特, 欧洲汉学权威高本汉的高足，1924年生于瑞典，早年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对东方哲学颇感兴趣，1948年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奖学金，到中国搞学术研究。
马锐然的汉学研究地点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调查，结识了陈宁祖女士，成就了一段中国姻缘，后回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语言系教中文。1965年接掌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85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成为18位院士中惟一的汉学家，且拥有诺贝尔文学奖投票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初见起色，文学创作一度百花齐放。有领导人认为建国已近40年，无论从国家形象、还是从文化宣传等各方面考虑中国都需要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官方认为中国最适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王蒙，王蒙当时是文化部部长。
1986年有关方面遂盛邀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博士访华，拟做一些相关的介绍和游说工作。
接到邀请的马悦然先生自然明白这份邀请所谓何来，但他对中国文学一向有自己的见解。所以来到北京之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见官方的人员，而是在瑞典大使馆通过他的学生（文化参赞）魏安妮小姐邀请了三位中国文学界知名的出版者和创作者到瑞典大使馆面谈。
当年像这种见面并不容易。
在80年代中国公民是不能随便进入外国使领馆的。见面过程颇为曲折，当天参与会见的出版人恰好是笔者认识的一位老大哥舒大沅，他是花城出版社创始人之一，笔者故此了解他们和马悦然先生见面的一些细节。
安妮小姐把车开到北京工人体育馆，三位中国朋友（其中两位作家现在均在海外：北岛和孔捷生）预先“埋伏”在工体旁边的小树林里面，听到约定的三长两短汽车喇叭声后，马上从小树林里跑出，迅速进入小轿车伏倒在车座里，绕了一圈才在大门值班武警的眼皮底下进入瑞典大使馆。
六十多岁的马悦然先生非常高兴地用他地道的四川方言欢迎来宾（他只会说四川方言），并且开了一支30年代的威士忌招待中国客人。
交谈中当他问到中国有哪些作家可以推荐去竞争诺贝尔文学奖时，作为对中国文坛非常了解的出版人，舒大沅给出的答案是：老一代作家当然是沈从文先生；年轻一代的可以是北岛。并特别强调：千万不能推荐喉舌式作家，那会引发跟风，进而毁掉中国文学。
马悦然先生对中国朋友的意见深以为然，他说自己在青年时代就被沈从文那散文诗般的小说迷住了，老早就想翻译沈从文的作品，但害怕译得不好，就搁下了。 “沈从文的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翻译的， 据我看，他确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边城》非常动人，是部杰作。”
马悦然先生回到瑞典后遂加速翻译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出版了瑞典文的《边城》和《沈从文作品选集》，并在瑞典读者中引发一股中国热。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先生的声誉无疑是起伏最大的一个。
一直到1948年，他都还是中国文坛著名的作家，1948年，文坛大哥郭沫若带头对他做出“桃红色作家”的斥责，使沈从文先生被迫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退出文坛，不仅就此封笔，还一度精神崩溃、企图轻生。
这位只有小学学历，行伍出身的湘西汉子在二十多年间里写了各类作品600多篇，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独特，文字优美。他故乡湘西的风土人情、他自己丰富而曲折的经历，给他的创作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1948年后，退出文坛的沈从文先生一头扎进“历史的瓦砾堆里” ，凭借考古苟活于世。
80年代开始，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沈从文先生以明确的崇高地位的，金介甫是第一个。金介甫是美国白人历史学家，他也是第一个为沈从文写传的人。
他在《沈从文传》引言中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
在金介甫著的《沈从文传》的“跋”中，也有一段关于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记叙：“80年代沈曾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推荐工作是异常严肃的。在沈的西南联大学生钟开莱教授的倡议下，我邀集了夏志清、许芥昱、德国的马汉茂等在1982年联合向瑞典学院提出推荐，别的人则单独推荐，同时钟开莱还联络瑞典友人和美国知名作家参加推荐。
1983年和1984年，我收到瑞典学院信，邀请我提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自然向他们正式提出沈从文。这也说明瑞典学院方面有意考虑沈。
1985年我的朋友，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马悦然成为瑞典学院委员，而他是学院中唯一的汉学家。
我还要指出：马悦然教授此后数年间把沈的作品译成瑞典文，这是瑞典学院最通用的语言……”
在1987- 1988年，马悦然先生等人翻译的《边城》和《沈从文作品选集》正式出版。这成为瑞典文化界年度重大事情，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之美立即赢得了酷爱阅读的瑞典读者的心。
1987年，全球几个地区的汉学家和文学专家提名沈从文为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经过激烈的角逐，沈从文最后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只有5人的“决选名单”。
首次被提名便进入“决选”，可见沈从文先生的实力非凡。
因为一般情况而言，被首次提名的作家，在“资格确认”和“初选”阶段即遭淘汰，很少有进入“复选”阶段的，更不要说进入“决选”阶段。
但当年的评选经过激烈的辩论、评议和表决，10月份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美籍俄国诗人布罗茨基。
沈从文先生此次没能获奖，原因是多方面的，金介甫也进行了分析。
首先，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激烈”，这是事实；其次，“沈的杰作译成外文的不多”，在外国除了极少的所谓汉学家知道沈从文这个名字和读过他的作品外，并没有很多人能对他有所了解；再次，“他多年未从事创作”。
确实，从1949年即与文坛的彻底隔绝，这个遗憾和损失无论是对中国文学还是对中国读者都是巨大的和无可挽回的。
事实上沈从文先生始终没有忘记给他带来荣誉和希望的文学，也时时有重新提笔的“冲动”，他曾说：“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努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 ......”
但是，接踵而来的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最终把他的希望彻底浇灭了。
“要么闭嘴、要么在狱中继续写他的......” 毛对鲁迅先生的命运预测尚且如此，何况“桃红色作家”沈从文？
1988年，沈从文先生再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这一次提名，沈从文先生具有更大的优势: 他是第二次被提名，更容易进入“决选名单”; 瑞典在上一年出版《边城》而引起的“沈从文热”还未冷却，这时又出版了他的两部作品选集，这两部作品选集仍然被翻译得很美，因而人们加深了对他的作品的好感; 他前20多年的作品之美和后30年的沉默之美更能打动瑞典学院院士的心。
但是不幸的事情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
沈从文先生于1988年的5月10日与世长辞。
马悦然最先接到台湾作家龙应台打来的电话，得知沈从文先生逝世。
他心里一时非常非常难过，也非常着急，因为他为之努力并奋斗的事情一一让中国优秀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愿落空了。
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但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回答说不知道沈从文此人。再多方联系记者朋友，终于证实：沈从文先生确实是逝世了。
沈从文的逝世，使中国在20世纪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本来，经马悦然等院士的努力，院士们已互有默契: 将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来自中国的作家沈从文。
后来，在2000年8月15日，马悦然先生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如果沈从文没有逝世的话，他1988年就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马悦然先生这位令人尊敬的“中国女婿“”，此后又继续翻译了很多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优秀文学作品如《桃花源记》、《水浒传》 、《西游记》和闻一多、老舍、艾青、北岛、高行健、李锐以及4卷本的20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等许多中国作家的几百种作品。
从1985年进入瑞典学院开始，马悦然先生感到把辉煌灿烂连绵3000余年的中国文学介绍和传播到全世界的紧迫性，认为那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并希望中国优秀作家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发自肺腑地说:“ 我顶大的心愿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能够给一位中国作家。”
这才有了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也有了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大陆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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