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国军上将的忧虑：日本投降游东京，所见所闻，备受打击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密苏里”美舰上，日本签字投降。
盟国代表齐聚甲板。
徐永昌，是国民政府派去的中方代表，但整个过程中都面无悦色。
面对向全世界报道的记者，他神色凝重地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
多年抗战，今朝雪耻，世界当同欢共庆才是。中方派去的代表，为何如此愁眉不展，还扫兴“忏悔”？
不寻常的历史浪花之下，必有暗流涌动鲜为人知。
签字背后有何背景？
徐永昌是何许人？
为啥是他而不蒋介石，到现场亲自受降？
徐在日本看到了什么？
他的“忏悔”，是即兴发挥，还是蒋的授意？
……
历史上，有很多本不出名的人物，因为一个历史瞬，名垂青史了。
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东京审判上的梅汝璈、扑灭鼠疫的伍连德……
徐永昌也是如此。
如果不是举世瞩目的“密苏里”号受降式，如果不是受降签字本上“徐永昌”3个钢笔字，恐怕许多中国人，至今都不会知道其名。
他在众多的国军上将中，太普通了。
简要说下徐的身世。
徐永昌是个命苦的人，尤其童年。
135年前的今天，1887年12月15日，徐永昌在山西忻州原平市出生。
他的家，是一个叫沿家沟的农村。
祖上耕读传家，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父亲在大同城内一个面铺做工。
徐永昌是家中幼子，老爹44岁方得，可谓老来得子，故名永昌。
出生不到2年，他的生母就去世了。
13岁时，他的继母又去世。
继母去世3个月后，父亲也因病去世。
几年内，兄妹父母接二连三的故去，转眼，这孩子成了孤儿。
适逢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为避乱，携光绪帝“西狩”，途径大同城时，队伍小憩。
护卫军队中，有一个姓徐的师爷，叫椿龄，看这小儿披麻戴孝，还在马店打工，便问缘由。
得知了小儿不幸身世，这同姓的师爷，便动了恻隐之心。
徐永昌此时也颇殷勤，为师爷端茶倒水，至真至诚，令人动容。
一番交谈，你情我愿，老徐就携小徐入了军营。
师爷藏书颇多，这小徐，跟着他读了不少书。后来，一考而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
武卫军，这名字虽不咋样，但属于慈禧治下的国家正规军队。
之后，世事变幻，徐永昌一直在军校接受正规军事教育。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26岁的徐永昌，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3年后以榜首成绩毕业，旋即被任命为直隶军官教育团教官。
邀他的伯乐，是陆大的学长、京畿警备的副司令，孙岳。
从1917到1926年（1928孙岳病逝），徐永昌追随孙岳10年，一直是孙的心腹干将。
孙病期间，徐拒绝冯玉祥盛邀，带国民军第三军，整编投靠山西阎锡山，兵制仍然保留着孙时的旧制。
为阎带兵打仗，他每每主动请缨，深得阎的信任。
孙去世，徐当晚即求见阎锡山，要求改制，将自己所带部队归阎，并说：
“以前保留国民军第三军番号，是因为我只是代孙‘看家’，无权处理其部队。今孙下世，若不速改编，我无以自处。”
阎嘉其诚，赞其忠，大为感动，当即委任他为晋绥军第三军军长。
从此，他成了阎锡山极为倚重的干将。
从1928年到1937年，徐永昌跟随阎锡山，也是10年。
这10年，阎锡山对徐委以重任，将绥远省主席给他。
而他为不使人生疑，赴任之前，主动自释兵权，纯粹以文官上任。令同侪肃然起敬。
这种信任，是基于徐是山西人的地缘情结。
徐带兵打仗，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打山西老家，二是力避内战。
这两个特点的背后，是深沉的家国情怀。
即便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时期，徐永昌也一直未与解放军正面冲突。1949年宣布的国民党战犯中，也没有他的名字。
徐永昌不愿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与阎锡山联合其他军阀攻打蒋介石的主张，渐渐相悖。
徐劝无果，中原大战开打。
5个月后，阎大败。
徐作为阎部的前敌总指挥，镇定指挥大军撤退，让各部先行，自己殿后，全军得以保全而归。
这令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
阎败后，避居大连，徐一如当年对孙岳之忠诚，为阎张罗起山西的军政要务。
而蒋介石，对他则暗送秋波，任他为山西省主席；
徐永昌呢，也对蒋暗通款曲，不时跑过去面见蒋委员长，指陈利弊，分析时局，所持观点颇得蒋心。
比如，谈日本，他说：
“日人之得寸进尺，固然是因其国策，但亦因我中国人之无见识，是以助成。
“日本之国策，在于不要中国之统一。凡有统一中国力量者，日人均视之如蒋委员长……”
对“满洲国”与苏俄商谈收买中东铁路一事，徐说：
“余自始不认俄人有诚意于我者，今更得证明。”
他还常就日本外交、军事等事端，缕析条陈，坦诚电告交流。蒋甚慰，复电曰：
“一鞭一条痕，针针见血！”
如此深中蒋之下怀，两人遂越走越近，信任亦越来越深。
至抗战前夕，蒋已数次邀徐到南京就职，然徐也数次婉拒。
期间，他并没有完全抛弃阎。
借通蒋护蒋、拥立中央之机，徐不断争取对阎锡山的赦免。他指陈利弊，解释为何山西需要阎锡山，云云。
同时，自己主晋4年，积极改革省务，应对风云情势，也是尽职尽责，公忠不遗。
这种“大管家”的操持，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所以，蒋在任其当山西省主席后，又晋升他为陆军二级上将。
到1937年3月，徐永昌终于从了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办公厅主任。
这一年，徐永昌50岁整，正式进入了蒋介石的抗战中枢系统。
总结：
能轻松取得别人信任的人，是一种可畏的情商。
邂逅慈禧卫队的师爷，仅以一面之交，就令师爷对其怜悯、信任，遂收为侍从；
跟随伯乐孙岳，又深得孙岳信赖，被视为心腹；
投靠阎锡山，阎锡山亦将其列为股肱，予以厚待；
后与蒋介石暗通款曲，蒋数次抛来橄榄枝，求之不得邀予重任。
这就是徐永昌的“发迹”史。
从孤儿到上将，从草根到庙堂，40多年，4个贵人，4个知己，成就了他自己。
——不。
事实上，不是4个贵人成就了他，而是他的至朴、至诚、至忠、至信，打动了每一个接触他、了解他的人。
跟随蒋介石，徐永昌都干了啥？
首先看他在哪个位置。
全面抗战爆发后，徐永昌负责国防工事的构筑和改进，提出在华北设立第一战区。
之后不久，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一部长，负责抗战计划、军令指挥的下达。
此部在1938年改称军令部，徐仍为部长。
1941年7月，抗战4周年时，徐永昌总结4年抗战得失、因果，写出《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检讨》一文，被后人称为“世人了解中国抗战获胜原因之必读权威之作”。
书中，徐永昌结合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中国实际，从军令业务的专业角度，条分缕析，指出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走向。
抗战8年，徐始终为蒋执掌军令部，是蒋身边为数不多的、嫡系之外的心腹之士。
8年军令部长的经历，也让他成为最了解国民政府抗战内情的核心将领之一。
加之他视野开阔，思虑周密，行事谨慎，在派系内争中总能妥善解决各种矛盾，故而深得各方赏识、包容。
所以，至抗战结束、撤退台湾，他一直受蒋重任，稳居军事指挥中枢。
其实，徐永昌正统的专业教育、周密的行事风格，都不是他人生行稳致远的根本。
飞春探微认为，他最重要的竞争力，是人品底色。
不论立身还是治军，徐都相当严正。
追随孙岳时，孙抽大烟，徐却终身不抽，甚至连纸烟也不碰。
自己不抽，也不让军队人沾。
张学良赞佩：“这军人当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跟我脾气差不多……他什么嗜好都没有。”
或许身世经历使然，徐永昌对名利看得十分淡泊。
他曾对内弟刘步瀛说：
“要决心在社会做事，必先拿定个帮人的主意；与人同事，必决心不做第一个露脸人。”
他对第一个恩人徐椿龄师爷，始终不忘。在他功成名就时，携妻回去拜年，妻子鞠躬，他则当场跪拜。
事后，妻子责他不早提醒自己也行跪拜礼。徐说，行礼但求心安即可，不一定都要跪拜，自己跪拜，是因为一直都是这样。
不拉帮，不结派，不拥兵，不内战，不争名，不夺利，这样的作风，在民国军阀中，实在是难得的君子品行。
也正是这，他才显得“寂寂无名”；
也正是这，他才一直备受尊重，不论世事变幻，事主更迭，均得各方倚重。
细想来，这些软实力，也是我们后人在今天要反思、学习的。
1945年8月3日，徐永昌判断，日本在“八九月间，必有政变，或投降或成立军政府，年内可结束战争。”
8月7日，广岛原子弹爆破的消息传来，徐更坚信“日寇投降当在目前。”
1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即将投降，就安排参加盟军受降式的人员。
紧接着，就是各种场合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在国内，投降受降的签字，是各战地的主要将领，代表的是军队的投降。
而原定于8月底（因天气缘故，延至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签字仪式，参加人员代表的，则是参战国之间的关系。
“密苏里”号上的签字，代表着世界上一个时代结束。
彼时，为顺利使日本投降，盟国统帅给日本留足了面子，签字仪式没有强令日本天皇或首相必须到场，只要来个有分量的代表即可。
最后，他们派出是的，是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和代表政府的外务大臣等一干人。
所以，相对应的，盟国诸国来现场的，也都不是元首。
当时，国民政府能派出的代表中，已经各有分工：
参谋总长何应钦，负责国内日军受降；
军政部部长陈诚，负责战后复员整编工作；
而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素为蒋介石不喜，
所以，这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受降式的任务，就落在了功勋卓著、位阶甚高、备受蒋倚重的徐永昌身上了。
谁料，他这一去，竟然在现场撂出了个自己“忏悔”的惊世之言。
8月12日，徐永昌接到派遣令，选了军令部的8名要员，作其随从。
8月17日，启程，先赴马尼拉，会晤麦克阿瑟，与各国代表在此聚一周，商议受降式细节。
8月25日，准备赴东京，却因飓风袭扰，延期出发。
8月26日，盟国代表一行人，乘美舰从菲律宾出发，历经5昼夜，来到了日本。
徐永昌是个一直在国内土生土长、接受朴素中国军事教育的高级军官，他既不同于黄埔嫡系，又有别于蒋百里等留洋派，所以，出国这事，对他来说还是头一次。
因此，他观察得特别细。
在日本，有两三件事让他开了眼界，由此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件：
8月31日凌晨，徐永昌所乘的美舰，抵达横滨港。在甲板上眺望日本，徐永昌大受刺激，日记中载：
“四周望去，但见舰艟围绕，灯光闪烁，照耀海滨，如一扇形，大有辀舻千里之象，不禁感慨：‘甲午之役如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合似！’”
日本虽战败，但其军事实力粗略观览，也令徐永昌感到震撼，自愧弗如。
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如此落后？
深解中国军力状况的徐永昌不禁反思，想到半个世纪前的甲午之耻，国力衰败，延宕至今，无奈而可叹矣。
第二件：
9月3日，晚饭后，大家到东京街头游走观看，“见警察守岗如常，民众静肃，各报刊载亦毫不隐饰，直认降伏。”
徐永昌再受刺激。
本觉得，一个战败之国，应该处处见到垂头丧气、萎靡不振、混乱不堪的样子，但在日本街头，却发现日本民众并非如此。
他们工作正常，表情严肃，社会舆论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战败，面对事实。这在徐永昌看来，颇感意外。
在日记中，他继续写道：
“盟方对日如无一具体管制严密方法，则日人之兴可计日而待。”
第三件：
这是最受刺激的，就是在抵日的途中，徐获悉英国军队已经向香港开拔，而蒋求助美国无果，只得宣布不派兵赴港。
接着，有获悉外蒙正在酝酿“自由投票”，欲从中国版图中独立出去。
外蒙本为中国一民族，如今却不得不面临“以地和苏”的结局。岂不令人心痛？
这等于是国家虽胜，却仍不能保国土完整！
这与五四何异？
以上几件心痛大事，让这个深知国民政府军事实力的军令部长，忧心忡忡。
9月3日晚，徐永昌的随从们建议，经过8年抗战，终于直捣黄龙，报仇雪耻，今日当痛饮一番。徐永昌连连劝说，切切制止，不许大家喝庆功酒。
“诸人不悟忧难之降临，似怪余不近人情者。”
也正是这几件压心的大事，让徐洞幽烛微，见微知著，深感这场签字仪式的过去、未来，情势皆不容乐观。
所以，在9月2日的“密苏里”号上，他一筹莫展，接受记者采访，只凝重地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
9月4日，他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再次表示：
“我觉得大家皆应反省……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的过失者外，皆应有所忏悔！”
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
而独见之虑，每每见疑于人。
徐永昌的“不经之言”，传到国内，引发各种猜测。
乃至现今，仍有误读，实乃不解一个军令部长的内心忧虑。
5年后，1950年，庆祝抗战胜利5周年时，徐在台北撰文，详细解释了当年“忏悔”的内涵：
“1️⃣ 这次大战，源于14年前日本九一八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有70余年，长期久战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国的必要措施，这是应该忏悔的。
“2️⃣ 从九一八开始，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但国联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未能有效制裁，反而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
由此，日本一试得逞，意大利随之而起，希特勒进而试于欧陆。企图苟安者，终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
“3️⃣ 苏俄……德国……性质上根本冲突，犹如冰炭之不相容。
而苏俄贪图瓜分波兰之利，竟与德订协定，终分赃不均，引希特勒袭击。若非美国加入战争，苏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苏联是不是应该忏悔？
“4️⃣ 即使侵略者最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而世界无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已无法计算，这都是应该忏悔的。”（完）
参考资料：
●《民国政治人物》，吴相湘，东方出版社 , 2014.04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近代名人辑要》，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1992.08
●《民国高级将领档案解密》（第1卷），章冼文主编，党史研究出版社，2011
●《“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叶铭，《 同舟共进》，2017-11-01
●《密苏里舰上受降的中国将军:徐永昌》，刘传吉，《中国档案》，2015-11-15
●《历史深处的徐永昌将军》，邹金灿，《南方人物周刊》 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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