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与诗：花朵，梦，尤利西斯
这是 敖学院 的第 24 篇 原创 文章。
一
里约奥运会开幕式过后，我们被一首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花与恶心》刷屏。“巴西人办奥运居然还读诗？”各大媒体和很多微信公众号都惊叹了，齐刷刷转载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胡续冬几年前的译文。让胡续冬不由得感叹，这真是一种“应景式的充电”。景倒是应了，可惜诗歌的电未必充得上多少。
在当前关于诗歌的大众想象里，最流行的莫过于“诗与远方”的套路。奥运热浪里，眼见又升起了一朵打着这种恶俗蝴蝶结的蘑菇云。一些勤劳的媒体从业人员们，见到热点就上。一番手忙脚乱之后，诗歌的花朵被塞进麻袋，推送给读者。你们转发吧，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们继续面对各种丑恶，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在奥运会上读诗，在重大的庆典上朗诵诗（比如总统就职典礼），这些都是极为正常的。媒体追热点是他们的工作，搬运别人的东西也是劳动，这是必须承认的，但部分从业人员的诗歌修养确实有待加强。
事实上，奥运会跟诗歌的关系实在太深了，不读诗的奥运才是反常现象。在古希腊，各种运动盛会跟诗歌表演本来就是一家，观众欣赏的不仅仅是体育竞技，还有大诗人的表演，诗人之间的比赛。最著名的例子是诗人品达，在鲜花簇拥中演唱他歌颂神明和运动员的诗篇，那是古代奥运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诗歌与体育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形式，两者渊源极深，它们都与教育，娱乐和游戏相关，在这些方面中外皆然。苏格兰现代诗人休·麦克迪尔米德曾经提醒我们——“孔子跟品达同代为人/几乎半个世纪！”品达扬名希腊的时候，大约就是孔子编订《诗经》的年代。不要忘了，孔子本人也是运动健将！
从1912年到1948年，诗歌都是奥运会比赛项目。现代奥运的创始人顾拜旦坚持认为，古希腊的诗歌与艺术传统应该在现代体育活动中延续下去。所以，在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的选手都参赛了。这些比赛合称“缪斯的五项文艺比赛”，优胜者获得金银铜牌。后来，文学比赛分化出更多项目：抒情作品、戏剧作品、史诗作品，以及混合类作品。
然而，这种诗歌比赛本身并不是缪斯的独立领地。因为现代奥运经常变成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力锅。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由于戈培尔的特别关照，诗歌比赛的奖牌大多被德国和意大利诗人摘走了。这些诗多是宣传机器的产品，已经被历史淘汰。
1948年伦敦奥运之后不久，经过奥委会讨论决定，缪斯名下的五项比赛都改成了表演和展览。主要原因是奥运会的诗歌和艺术比赛只允许“业余选手”参加，这导致大批诗坛大腕无法参加。比如，诗人叶芝和艾略特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却与奥运诗歌金牌无缘。墨索里尼的精神偶像，意大利的邓南遮是极少数参赛的名家，可惜很快就给刷下来了。
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右）没有参加奥运会诗歌比赛，
但他的弟弟杰克·巴特勒·叶芝（左）以画作参赛，获得银牌。
1949年以后，诗歌不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当年的获奖作品，基本上已经被人们遗忘。其中一个原因是现代奥运的诗歌类似于“命题作文”，题目多与运动项目和运动精神有关。这就像科举可以考律诗，但佳作远远少于诗人正常的写作一样。
1912年顾拜旦化用送选的作品《体育颂》获得了金牌，但这首诗现在读起来也不是佳作，“哦，体育，你是美！/ 哦，体育，你是正义！/ 哦，体育，你是欢乐！/ 听到你的呼唤，身体会在幸福中颤抖！” 这样的句子并不比“我和你，心连心” 高明太多。
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诗歌继续在奥运会上发挥作用。下面我们看看近年奥运会的情况。
二
2004年雅典奥运会
开幕式艺术表演的第一个环节名叫“寓言”，开始就是一段英文的诗歌朗诵，作者是希腊现代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弗里斯（Giorgos Seferis） ，英译者是著名翻译家Edmund Keeley和Philip Sherrard——
我醒来，手中有一只大理石头像
我的手臂已筋疲力竭，我不知道
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它沉入梦中
我从梦中醒来，我们的生命
就这样成为一体，再让我们分开已经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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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朗诵
2012年伦敦奥运会
伦敦在那年夏天办了一个国际诗歌节。同时，在奥运村里可以看到一大批鼓励运动员的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丁尼生的诗句，“与英雄的心灵相配的强韧/在时间和命运的手里衰落/然而强悍的是/抗争，寻找，发现，并拒绝屈服的意志。”
下面是原诗的最后一段：
港口横卧，船，张起了她的帆：
昏暗广阔的海域阴沉下去。我的航海者们，
同我一起苦心经营，思前想后的灵魂们——
曾经嬉闹着迎接雷霆和日光，用自由的心灵
自由的头脑面对它们——你们和我都是老朽了。
风烛残年仍有其光荣与艰辛；
死亡终结一切：但是，在终局之前，
尚有意义高贵的，未竟的事业
正适合那些与神灵抗争的人们。
光亮开始在岩石上闪动；
漫长的白昼退去；慢悠悠的月亮爬上来；
深海的低吟，被众多喧声围绕。来吧，我的朋友们，
要寻找一个更新的世界，为时未晚。
启程，各守其位，去迎击
轰鸣的排浪；因为我的目的
是驶出落日，和所有西边群星的照耀，
直到我命丧九泉。
或许深渊会把我们吞没；
或许我们会登上快乐岛，
看到曾与我们相识的，伟大的阿基里斯。
太多已经丧失，但留下的却足矣；
尽管我们不再是，过去翻天覆地的力量
我们仍未改变自己；
与英雄的心灵相配的强韧，
在时间和命运的手里衰落，然而强悍的是
抗争，寻找，发现，并拒绝屈服的意志。
丁尼生《尤利西斯》
在这首诗的背后，有但丁《神曲》中的句子在回响，尤利西斯在他最后一次航行中“探索世界，生命的种种方式，人的善恶。”
奥运会是一场体育盛会，它也是无数面目各异的尤利西斯们见面，合作，竞争，争夺荣誉，然后挥手告别的一个个瞬间。
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
花与恶心
（巴西）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被我的阶级和衣着所囚禁，
我一身白色走在灰白的街道上。
忧郁症和商品窥视着我。
我是否该继续走下去直到觉得恶心？
我能不能赤手空拳地反抗？
钟楼上的时钟里肮脏的眼睛：
不，全然公正的时间并未到来。
时间依然是粪便、烂诗、癫狂和拖延。
可怜的时间，可怜的诗人
困在了同样的僵局里。
我徒劳地试图对自己解释，墙壁是聋的。
在词语的皮肤下，有着暗号和代码。
太阳抚慰着病人，却没有让他们康复。
事物。那些不引人注目的事物是多么悲伤。
沿着城市呕吐出这种厌倦。
四十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被解决，甚至没有被排上日程。
没有写过也没有收到任何一封信。
所有人都回到家里。
他们不怎么自由，但可以拿起报纸
拼读出世界，他们知道自己失去了它。
大地上的罪行，怎么可以原谅？
我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另一些我躲在一旁围观。
有些我认为很美，让它们得以出版。
柔和的罪行助人活命。
错误像每日的口粮，分发到家中。
烘焙着邪恶的狠心面包师。
运送着邪恶的狠心牛奶贩。
把这一切都点上火吧，包括我，
交给1918年的一个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男孩。
然而，我的仇恨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
凭借它我得以自救
还能留有一点微弱的希望。
一朵花当街绽放！
它们从远处经过，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钢铁的车河。
一朵花，尽管还有些黯淡，
在躲避警察，穿透沥青。
请你们安静下来，停下手里的生意，
我确信一朵花正当街绽放。
它的颜色毫不起眼。
它的花瓣还未张开。
它的名字书中没有记载。
它很丑。但它千真万确是一朵花。
下午五点钟，我坐在一国之都的地面上
缓慢地把手伸向这尚未明朗的形状。
在山的那边，浓密的云团在膨胀。
一个个小白点在海上晃动，受惊的鸡群。
它很丑。但它是一朵花。它捅破了沥青、厌倦、恶心和仇恨。
胡续冬 译
► 译者胡续冬对这首诗的解读：
1945年，卡洛斯·德鲁蒙德出版了诗集《人民的玫瑰》。这本诗集被认为是他诗艺成熟化的标志，在这本诗集中，他在继续前一阶段充满俚语活力和文字游戏快感的反讽式抒情的同时，加大了站在左翼的立场对巴西本土现实语境的批判力度，并融入了他通过反思二战而获得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诸多复杂感受。为了结束自己偏左的内心世界和“恐左”的政府工作之间的撕裂状态，他在1945年正式宣布辞去教育部的职务，并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抗瓦加斯独裁的最直接的方式。
奥运开幕式上朗诵的《花与恶心》就是出自这本《人民的玫瑰》。那段时间卡洛斯·德鲁蒙德托一位朋友订购了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得非常认真，很多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词汇不自觉地融入到了写作中，比如《花与恶心》的起句“被我的阶级和衣着所囚禁”里的”阶级“，还有整首诗里对商品拜物教的警醒。《花与恶心》从物理环境与精神状态两个维度凝缩了瓦加斯独裁时期的压抑感和反胃感，前者以恶性城市化带来的“商品”、“钢铁的车河”、“沥青”等等为表征，后者以“忧郁症”、“不怎么自由”、“罪行”与“恶心”等等为符码。在诗中，独裁体制下的肮脏感、恶心感甚至渗透到了时钟乃至每日食用的面包和牛奶里。诗中的叙述者“我”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自剖，认为自己也参与到了“大地上的罪行”之中，连已出版的作品也不过是“助人活命”的“柔和的罪行”。“我”只能寄微弱的希望于仇恨、愤怒和少年时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但“一朵花”的出现昭示了高于个体仇恨感的另一种希望。这朵明显具有象征意味的“花”是预示着一种未知的“尚未明朗的形状”、史无前例的（“它的名字书中没有记载”）的解放性力量，因为就在“我”忘情地趴在地上观察“花”的同时，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酝酿（“在山的那边，浓密的云团在膨胀”）。在即将到来的风暴面前，海上的点点白帆都像鸡群一样惊恐不安。这里的“受惊的鸡群”是个“政治梗”，1930年代巴西出现过一个极右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整体党”，他们因为经常身着绿衣，被称为“绿鸡”，瓦加斯曾利用“绿鸡”们镇压以巴西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力量。整首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语言梗”，就是反复出现的“绽放”，葡语原文为nasceu（诞生），和核心词“恶心”（náusea）之间其实是一个拆词重构的关系，意味着在“恶心”之中必会诞生变革。
► 我们还请北大外国语学院的闵雪飞教授给写了一段分析：
《花与恶心》这首诗是特鲁蒙德的代表作，它的解读可以很多样。这首诗创作于诗人的“社会－政治”时期，正值二次世界大战与巴西军事独裁，又出现了阶级、无政府主义、警察、仇恨等词汇，因此，可以天然地被理解为一首承诺诗歌，象征着被压迫者冲出阻力，代表着美会战胜仇恨与恶心。但我在这里，想从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诗人与诗歌的功用角度，提供一种解读。自我与诗的用途，一向是特鲁蒙德最游刃自如的主题。
这首诗的主旨并不复杂，讲述是一个长久压抑的个体最终的爆发。一个人走在灰白的街道，遭遇到了恶心，他想吐出那一切让他不安之事。然而，在这坨呕吐物中，在反叛、恶心与仇恨中，生出一朵丑花，它无法被归类，却穿透了沥青。
在这首诗，特鲁蒙德一再将相反之事并置，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题目“花”与“恶心”首先构成了冲击性的对比，花代表着生命与美好，而恶心则恰恰相反。从第一个诗节开始，对比便高强度地出现，比如颜色的“灰”与“白，”“忧郁症”的抽象与“商品”的具象，“阶级”的形而上与“衣服”的形而下，等等。在第一个诗节的末尾，诗人提出了疑问：我赤手空拳，该反叛吗？这样，这首诗的任务已被确定：替他找到武器，让他能够反叛。
这首诗从开头便已经确定了抒情主体的身份是一个诗人，那么，他的武器早已被决定：除了诗行，他没有其他的武器可以凭借。至此，诗行的推进既构成了它本身，又成为了找寻武器的过程。语言成就了语言。接下去，诗人告诉我们在他生存的时代与空间，语言与诗是危险的，只能以暗号与密码的形式进行书写。以个体存在的人的状态极尽孤独，没有对话，没有通信，只能靠报纸拼读世界。失去了与语言直接的接触，人们失去了世界。在丧失了语言活力的世界，美好的诗成为了罪行。只有通过仇恨之火，才能将这一切净化。恨来自于自身并点燃了自身，主体与客体开始交融。此时，全然公正的时间终于到来，一朵花从呕吐中生出，这是对钢铁车河秩序的反叛。这朵花必须丑陋，必须黯淡，因为它所代表的革命与反叛是暴力的。诗人终于用诗行找到了他的武器，并用他的武器诗行打破了时间与人的僵局，捅破了所有压制的机制。
这首诗实现了日常与社会议题的巧妙结合。通过将自己认同于一朵丑花，诗人终于达到了他长期以来期望的目标，这就是自身与世界的等同。
三
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诗里学到什么呢？
关于这位诗人的思想，生平和写作历程，点击原文链接查看AoAcademy 昨天推送的胡续冬的文章《谁是卡洛斯·德鲁蒙德？》，请注意阅读。
在我们的下一篇文章里，将给读者具体分析他的诗歌技法，以及怎么把它们应用到写作中。
谨以本文向多年从事诗歌教学和翻译，其成果被媒体当作“内容”偶而炒作一下的诗人和学者们致敬。我们不反对媒体，我们反对的是以任何形式将诗歌低俗化，平面化，其中包括一些粗糙的媒体炒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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