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科托：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这些语言/闵雪飞译
米亚·科托，莫桑比克当代作家，2013年获卡蒙斯文学奖，2014年获纽斯塔尔国际文学奖，代表作品为《不眠之地》《耶稣撒冷》《母狮的忏悔》等。本文选自杂文集《如果奥巴马是非洲人》，为作家在2008年斯德哥尔摩国际作家与翻译大会发言，由闵雪飞老师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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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这些语言
作者：米亚·科托
译者：闵雪飞
在一篇我从未发表过的小说中，我写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为了舒缓无法忍受的痛苦，请求丈夫给她讲一个故事。他刚刚开始讲，她便打断了他：
“不，不是这样。我希望你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来讲。”
“不懂的语言？”
“任何不存在的语言都行。我太需要什么都不懂了！”
丈夫心里想：“人怎么会说一种不存在的语言呢？”开始，他只能含糊地发出几个奇怪的单词，他觉得太荒唐了，因为这仿佛证明了他无法当一个人。然而，对于这种没有规则的语言，他慢慢地应裕自如了。他不知道是在说话、唱歌还是祈祷。他停了下来，发觉妻子睡熟了，脸上犹停驻着最平和的笑容。后来，她坦然对他说：呢喃带给她拥有记忆之前的回忆，也为她带来了睡意的安适，正是这睡意连接着我们与我们存在之前的一切。
童年里，我们所有人都曾体验过这最初的语言，这是一种混沌的语言。我们都曾安享一个神圣的时刻，在那一瞬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所有的生命，而彼时，世界依然在守候一种宿命。这种与畸形而又混乱的世界间的联系被乔伊斯称为“混沌理论”。朋友们，这种联系正是促成写作之事，无论身处哪块大洲，无论归属哪一个民族、语言与文学体裁。
我认为，身为诗人与小说家，我们所有人都从未停止追随这原初的混沌。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返回混沌，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从一种语言中出离，从而，所有的语言都成为了我们的语言。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梦那不可能的陊译者。实际上，梦向我们讲述着任何词语都不会说出的东西。
作为梦的生产者，我们的任务是激励这不可说出的语言，在这盲目的语言之中，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拥有所有的名字。病入膏肓的女人的乞求正是我们所有人的期盼：取消时间，让死亡安睡。
我来自非洲。也许你们期待我利用这次讲演来诉苦、指责别人或是推卸我身边人的责任。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我想说的是，某种进程造成了非洲的贫困，如今，它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阉割我们作为故事创造者的普遍与普世的条件。
在这样一个彰显词语价值的盛会，我演讲的主题是，今日的主流标准如何以方便快捷之名贬损了词语与思想。我会讲到商业因素，它们向其他文化、语言与思维方式紧闭了大门。今天，词语日渐丧失诗意的维度，无法承载一个不同世界的乌托邦梦想。
让人类存续至今的并非只是智慧，而是我们创造多样性的能力。今天的这个系统仅以收益与成功便捷来做出选择，它否定了多样性。非洲人又一次成为“他者”，卖得不多，买得更少。无法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尤其是以葡语书写的作家）置身于边缘的边缘，在那里，词语唯有斗争，才不至于湮于沉默。
来自莫比桑克另一位作家，Paulina Chiziane
亲爱的朋友：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但是，它们并非只“用来”，而是超越了功用层面。有时，语言让我们存在。有时，语言让我们不存在，故事中让妻子沉睡的男人便是这种情况。在我们所讲的一切之中，我们出生，我们死亡，即便身体消散之后，我们仍绑缚在语言上。甚至是那些从未出生的人，甚至是作为词语的愿望或对沉默的思念而存身于我们之中的人。
一种功利而又化约的理解支配了我们的生活，将语言化作语言学家才可以操作的技术问题。然而，我们所知晓的语言——甚至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说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总可以被支配我们意识的理性思维捕捉到。总有一些东西脱离了标准与法则。这一逃逸层面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最为着迷的。词语的神圣使命驱动着我，它不仅仅命名，而且创造并施与魔法。
日常生活中用以交流的集体法则制约着我们所有人。但写作者总希望说出的事远离庸碌。对于交流，我们的世界并非手到擒来。我们的孤独也并非一贯如此强烈。从来没有很多条道路。我们也并非不曾造访过很多地方。
我是生物学家，我曾造访过我国的草原。在这个地区，我遇到了不会阅读的人。但是他们会阅读他们的世界。在这个其他智慧构成的宇宙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文盲。我不会阅读大地、树木与动物的指示。我不会阅读云彩，也不能读出雨的预告。我不会与死者交谈，我失去了与祖先的联系，正是他们给了我们永恒之感。在造访草原之中，我逐渐学会了敏锐，帮我出离自己，远离自己的确信。在这块土地，除了梦，我一无所有。我是可梦之人。
莫桑比克是一个广袤的国度，既广且新。这里有25种不同的语言。自1975年独立伊始，葡语便成为了官方语言。三十年前，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说葡语，而讽刺的是，这门语言借自殖民者，却最终否定了殖民历史。三十年前，几乎没有莫桑比克人的母语是葡萄牙语。现在，12％的莫桑比克人将葡语作为第一语言。相当多的人能听懂或会说葡语，只是在葡语的规范之中深深打下了非洲文化之根的烙印。
莫桑比克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
这种变迁让不同的世界狭路相逢，而不同并非仅体现在语言上。语言存在，构成了更为辽阔的文化宇宙。有人为了保卫濒死的语言而斗争。这种斗争功德无量，不禁让人想起我们生物学家挽救濒危动植物的行为。但是，倘若其扎根的文化能保持活力，语言便可以被拯救。一如物种，唯有在其栖息地与自然进程得已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够拯救。
唯有文化保持创造性，唯有文化不断变化，唯有文化与其他文化对话、融合，文化才能存续。语言与文化就像生物体：交换基因，创造共生，回应时间与环境的挑战。
在莫桑比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相遇与离别在升腾与悖论的熔炉中试炼。在不同世界的互译之中，语言并不总可以成为桥梁。比如说，自然、文化或社会这种在我们眼中习以为常的概念却很难找到对应。有时，在当地语言中，没有可以表达这些概念的语汇。有时恰恰相反，在欧洲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可以对译莫桑比克文化中的价值与范畴。
我还记得一件我亲历的事。那是1989年，我正在伊尼亚卡岛（Inhaca）上做研究，联合国的技术团队在岛上登陆。他们是来做所谓“环境教育”的。我不想评论“环境教育”这个词，这里隐含着一种救世主般的傲慢。科学家们怀着良好的愿望、携带幻灯与电影的放映机而来。总之，他们携带了在他们的语言中被称为“教育设备”的东西而来，他们的愿望很纯真，技术会将所有的理解与交流问题化为无形。
与当地民众的第一次会议上，便出现了奇怪了理解问题，显示出翻译的困难不在于词汇，而在于思维。在主席台上，科学家说英语，我翻成葡语，一位渔夫再将葡语翻成奇丁蒂涅语（Chidindinhe），这是一种当地土语。从访问者的自我介绍开始（我要插一句话，大部分科学家都是瑞典人）。“我们是科学家”，他们介绍道。然而，“科学家”这个词在当地语言里没有。翻译选择了“Inguetlha”这个词，意指男巫。这样，在人们的眼中，访问者就成了白皮肤的男巫。对于这刚刚被赋予的身份，领导该团队的瑞典人一无所知，接下来，他宣称：“我们到这里搞环境。”
好吧，在该岛文化中，环境这个概念既不存在独立的词汇，也没有其他词可以恰如其分地指代。翻译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Ntumbuluku一词。这个词有很多意义，但主要是指宇宙大爆炸（big bang），人类诞生那一瞬间。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岛民们都要疯了：居然选中了他们的小岛来考察一件如此高贵如此形而上学的事件。
在交谈中，这位瑞典人要人们确认一下困扰最大的环境问题。人们面面相觑，非常迷惑：环境问题？
彼此交换看法之后，人们选出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Tinguluve，森林里的野猪，总是侵入农田。有趣的是，tinguluve这个词同时也指生病而死的人化成的幽灵。无论是幽灵还是野猪，对于tinguluve，这个外国顾问都有些无所适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人们解释了一下：这种野猪神秘地出现在岛上，在森林里繁衍，现在毁坏了农田。
“毁坏了农田？这事简单：我们把它们打走！”
人们以怀疑的沉默回应。什么？打走幽灵？不管再讲什么，人们都不愿再听或再说了。就这样，缺乏信任的沉默实在难堪，会议无奈戛然而止。
晚上，一群老人来敲我的房门。他们让我召集那群外国人，把野猪这个问题说明白。顾问们都来了，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
“因为野猪那件事。”
“野猪怎么了？”
“野猪并非只是野猪……”
“那到底是什么？”他们问道，一个东西无法同时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他们太笃信这个了。
“差不多是野猪，但是不完全是野猪。”
简直是越解释越乱套。野猪的定义越来越含糊了：“可以化身的动物”“转瞬即逝的动物”，“谁谁谁派出的访问者”。一个动物学家不堪其扰，便拿出一本教小孩认动物的书，向大家展示了一副野猪的图片。
岛民们看了看图片，说：“就是这个”。科学家们满意地笑了，然而这胜利来得太短暂，因为一位岛民接了一句：“是的，就是这个动物，不过只在晚上有。”我觉得顾问们一定暗中质疑我当翻译的水平。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自我怀疑，也不需要反省他们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的行为方式了。
不管翻译是不是正确，反正顾问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好起来过，现代PowerPoint上的展示根本无从弥补最初的误解造成的伤害。
还有一次，我陪伴总统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莫桑比克北部的一个省份。我国总统介绍了部长代表团的成员。当介绍到文化部长时，翻译停顿了一下，然后定了下来，说：“这位是玩耍部长。”
某些莫桑比克语言中没有“穷”这个词。“穷人”被称为“chisiwana”，这个词指的是孤儿。在这些文化中，穷人并非仅指没有财产的人，而尤其是指那些失去了家庭关系网的人，在农业社会中，家庭关系对一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亲属，那他就是穷人。贫穷意指孤独，亦即割裂了与家庭的联系。其他国家的顾问或专家在制作有关穷困的报告时，恐怕从来没有考虑家庭关系与互助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当举国变成“孤儿”时，乞讨仿佛是唯一的出路，以此求得奄奄一息地生存。
这些场景无一不在强调一件我们早已知道的事：非洲的农村性思维模式不能简单地化约成欧洲的主流思维。有些人希望理解非洲，因此埋首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现象分析。然而，想要理解非洲的多样性，必须了解其思维与宗教谱系，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宗教连名字都没有。这些谱系非常好玩，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神忯把它们召唤了出来，然而它们要拒绝，这个基础之上，它们才得已建立。对于我祖国的绝大多数农民，世界起源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世界早就存在。在一个没有初始的世界上，上帝的意义何在？因此，在莫桑比克的某些宗教中，神以复数形式出现并与活人同名。正如马克瓦（makwa）民谚所说，上帝就像一枚鸡蛋：“如果我们不抓紧，它就会掉在地上。如果我们抓得太紧，它就会碎掉。”
同样，“环境”这个概念暗示了我们人类居于中间，而事物围绕着我们存在。实际上，事物并非存在于我们周边，我们与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我们是事物与人，共居在一句不可分割的躯体之中。思想的多样性提示我们，也许必须去洗劫种族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了，这便是唯一真知主义的傲慢，这样便无法从贫困地区的哲学中获益。
我刚才讲了莫桑比克农村地区特别而又不同的世界观。但我并不希望你们将其视为一种本质，而对时间与交换的动能视而不见。今天，当我再度拜访伊尼亚卡岛，我看到岛民已经组织起来，杀死侵入农田的野猪。地方首领通过手机准备迎接外国科学家的来访。莫桑比克全境，成千上万的人已经习惯了“文化”与“自然”，并把这些词带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世界。这些新的词语在有源头的文化之中发动，正如一些树木创造了它萌生之处的土壤。
总之，时间之河中，文化现象不可能停滞不前，等待人类学家把它们作为记录，证明现代之外的异域世界。
非洲深受本质化与田园牧歌化之苦，很多声称是纯正非洲的东西其实不过是非洲之外的臆造。几十年里，非洲作家要去证明纯正性：人们要求其文本传递出大家认为的真实种族性。非洲年轻作家正在从“非洲性”中解脱。他们是其所是，无需自我标榜。非洲作家希望成为世界的作家，一如世界上的任何作家。
确实有很多非洲作家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但我并不想因此便将非洲视为一个唯一、独特、同质的地域。有各种各样的非洲，各种各样的作家，他们所有人都在自己心中重新创立大陆。确实绝大部分非洲作家需要面对不同语言与文化适应的挑战。但这个问题并非仅属我们非洲作家。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不需要在多种多样转瞬即逝的身份中寻找到自己的身份。在所有的大洲，每一个人都是不同国族造就的国族。在写作的世界中，其中的一个国族就被忽视被视而不见。这个国族叫做口头语。
口头语不仅是非洲特有的现象，而且是所谓“土著人”的重要特征，而这个称谓是错误的。口头语的地域具有世界性，这一瑰宝拥有丰富的思想与感受，可为诗所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非洲作家是所谓“语言张力”（drama linguistico）的受害者。殖民确实带来了身份创伤与异化。然而，朋友们，实际上，没有一个作家可以使用现成的语言。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语言，揭示出我们作为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存在。
印度社会学家安德烈·博特利（Andre Beteille）写道：“了解一种语言让我们变成了人，对一种以上的语言应用自如让我们变成了文明人。”如果这是真的，非洲人——世俗世界认为不文明的人——要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更接近现代。大多数非洲人会说不止一种非洲语言，而且，还会说一门欧洲语言。现在被视为问题的东西，其实可以成为未来发展的强大力量。因为，多语能力是我们非洲人的通行证，可以实现一件罕见之事，尽管今日视之为危险：穿梭于不同身份之间，可能造访他人的隐秘内心。
无论如何，在这个可以归属我们的世界上，没有巨大而彻底的变化，便不可能有一个文明的未来。这意味着必须要终结饥饿、战争与穷困。而且也意味着要知道如何与梦的质料周旋。发言伊始，我讲了一个故事，一门语言让病中女子安睡，这一切正与这种语言关系巨大。未来的人必须成为一个双语的国族。会说一门现成的语言，能够处理看得见的日常。但是同时要掌握另一门语言，处理看不见的或梦的领域的一切。
我呼吁的是复数之人，配备复数的语言。在一种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语言之畔，必须共存另一种让我们出离这个世界的语言。一种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根与处所。另一种语言让我们拥有翅膀与旅行。
在一种让我们成为人的语言之畔，必须共存另一种语言，让我们上升到神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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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雪飞，译者、葡语文学研究者，任教于北京大学。目前致力于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与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译介与研究。主要作品：《阿尔伯特·卡埃罗》《星辰时刻》《隐秘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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