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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4月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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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现了确诊病例。
有确诊病例，就要流调。
有流调就有世间众生相。
对比一下，非常强烈。
一个是skp，连卡佛，沃尔玛，滑雪，另一个是夜以继日在28个地方搬运垃圾。
然后各大自媒体就“悲天悯人”，搬出了《北京折叠》。
《北京折叠》是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的中短篇小说。
该小说设定了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隐喻上流、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
整个城市尺度的空间和时间双重折叠意象恢弘，映射出当代社会中人们对于阶层割裂趋势的深切焦虑。
该小说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
光环再耀眼，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臭”作品而已，翻版的韩国《寄生虫》。
有句古诗大家都听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歌姬戏子，她们不知道国都快亡了，还在那里咿呀咿呀地唱呢。
错的其实不是她知不知亡国恨，主要错在她是商女。
同样，放在今天，错的不是那位女生不知道疫情下的民生艰难，错的主要是她有钱。
把一切的问题，一切的苦痛，全部推给“商女戏子”，归咎为“贫富差距”，是最安全的，也是最鸡贼的。
众生皆苦。
比起岳先生，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比他优渥，幸福的多。
但是岳先生告诉媒体：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
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挣了钱找孩子。
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这个家。
他心心念念地要把大儿子找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
然而他最终等来的是儿子已经身故的噩耗。
他的儿子是一名19岁的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警察不能随便用大数据去定位一个成年人。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但是在儿子刚失联的时候，警方也是可以出于谨慎考虑采取一些行动的。
如果有私人侦探公司之类的机构，或许可以帮助到他。
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这样机构少的可怜，即使有也是处于灰色地带，价格不菲。
警察找到了他的儿子尸体，并且通过DNA检测得到了认定。
然而他们夫妻俩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不在了，仍然在固执寻找。
这样的结局令人伤感。
但是也许接受事实，比无尽绝望的找寻要好吧。
穷人的穷都有不同的原因。
有的因为先天条件，有的因为自身意愿，但更多的时候受制于自由分工、交易受到阻碍。
人们眼里看到的只是像岳先生的个案。
而看不到的又有多少人？
疫情管控之下，多少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流离失所？
从去年12月22日开始，西安的商户禁封到了现在，已经接近一个月了。
生意没法做，但是房租费退不了，存货退不了，甚至很多餐馆食材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烂掉。
即使能够开业，人们手里的钱都少了，还有多少人能够来消费？
河南郑州一位餐饮店老板在自己店铺内烧炭自杀，死前将仅剩的几百元转给了自己的女儿，留下的最后一条视频是一声长叹。
穷人想要改善生活，最应该的是寄希望于资本发展壮大，劳动力和各种要素自由流动配置，市场充分开发。
资本越多，企业越多，用工就越多，劳动力就相对稀缺。
劳动力越多，那么工资就水涨船高，穷人的收入就越多。
然而，现在还有哪个企业敢投资，敢扩大生产。
前几天，央妈放水，发改委鼓励消费，为什么市场反应如此冷淡，甚至股市这几天还大跌。
因为放水，也得有人去接这个水啊。
企业家要贷款是来扩大投资的。
但是各种政策的不确定性，金税四期加持，各种环境下，扩大生产风险极大。
维持现有业务，甚至躺平不干，才是最安全的。
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确定的、自由的环境，还不是什么贷款。
这才是让穷人提高获得感，提升幸福的最好方法。
让人们在凛冽的寒冬，安安心心有口热饭吃，让企业家放心安心投资生产，经济才能繁荣。
而不是去谴责什么商女、富家女，谴责什么“贫富差距”。
我们今天可以说生活在最好的时代，相对来说，人们的自由度、储蓄意愿还是很高的。
所以岳先生才可以在北京打工赚钱。
他虽然辛苦，但他赚的钱比在某些贫瘠的农村地区，要高的多的多。
只是他的获得感还应该再多一些，他应该再自由一些。
如果他的儿子应该被允许在北京的农民工学校读书。
那么他的妻子也可以跟着一起出来挣更多的钱。
甚至可以把父母接过来一起照顾。
北京没有折叠，商女没有错。
折叠的是某些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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