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和平最多，暴力最少的时代吗？
美国作家，斯蒂芬·平克撰写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
平克在书中展示了上百幅图表和地图，佐以大量的数据资料，量化暴力减少的趋势。
部落间战事的死亡率比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要高出9倍。
中世纪欧洲的凶杀率比今天要高出30倍。
奴隶制、残酷刑罚和滥用死刑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常态，但如今被废除了。
发达国家之间已经不再发生战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死亡也只是几十年前的一个零头。
强奸、家暴、仇恨犯罪、严重骚乱、虐待儿童、虐待动物，实质性的减少。
所有暴力中，战争的破坏力是最强的。
美国经济学家汤姆·戈·帕尔默撰写的《和平与爱》，认为战争正在被遏制和减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600年间，西欧国家每年爆发两次新战争，1945年之后一次都没有。
1989年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变得极为稀少，死亡率急剧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10万人就有300人死亡，朝鲜战争中没10万人就有近30人死亡，越战是每10万人就有10多人死亡。
20世纪70-80年代，每10万人死亡人数下降到了个位数，21世纪不到1人。
人类的历史是有些许坎，但仍然稳步前进走向光明。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比以前任何事物都更好的世界。
真的是这样吗？
暴力是区别的。
用暴力来夺取别人的财产，是攻击性暴力。
用暴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对抗侵略者，是防御性暴力。
前者是野蛮与倒退，后者是和平与进步。
如果不区别两种截然相反的暴力，不把侵犯产权作为非文明标准，而是笼统的“计算非自然死亡、身体伤害和骨折的数量”，就会得出非常尴尬、怪诞的结论。
比如有一个集中营，抓了很多平民进去，由武装人员看守。
集中营的武装分子非常“仁慈”，他们不仅不杀害囚犯，还禁止他们相互伤害，相互残杀。
他们给囚犯提供生活必须的食物、衣服、药品…只是强迫他们安安静静的劳动，直到他们自然死亡。
难道这就是和平社会的完美典范吗？
相反，如果囚犯联合起来，推翻武装分子，难道就是暴力和非文明吗？
即使按照平克的标准，暴力正在减少吗？
答案是模糊的。
一方面，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是非常不规律和相对罕见的事件。
仅70年的观察期太短，评估可能过于乐观，不足以作为任何深远结论的基础。
在现代国家，战争的成本不是私人承担的，而是可以外部化到无辜的第三方，这也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战争传播带来的各种疾病和长期的副作用，即非战斗人员伤亡人数被系统性低估了。
比如，因为经济匮乏和饥饿造成"缓慢死亡"的平民人数。
更重要的是，仅仅把暴力定义把肢体冲突、流血、剥夺他人生命是狭隘的。
我们忽略了更多侵犯财产权的“精致”暴力。
比如一个人走上街上，被无缘无故的打了一巴掌，或者他被抢走了1万块钱，我们能够说，后者比前者更文明吗？
如果侵犯产权不能算作暴力、恶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前面提到集中营场景，当做“愉快、满意”的社会秩序。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经济发展史，政府支出规模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美国近90年的发展历程看，无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在经济相对萧条时期，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增长趋势。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已由上世30年代的8%左右上升至35%左右。
美国拥有极为健全和强势的税务体系。
税收部门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较高的执法权限，使得美国国内，即便是犯罪所得的收益，也得乖乖纳税。
1781年开始生效的美国第一部宪法《邦联条例》没有赋予邦联政府以征税的权利。
邦联国会无力征税，使它基本无法运作。
随着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批准生效，联邦政府获得了征税的权力。
直到20世纪初为止，各种消费税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
美国关税制度几经更改，税率不断提高，到1861年平均税率已达24%左右。
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开征个人所得税，作为为南北战争筹款的一项紧急措施。1872年，政府终止了那项税收。
1913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授权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急剧增加军需，1913年所得税收入只有0.35亿美元，到1920年就达到49亿美元，7年间增加了100多倍。
战后，所得税不但没有削减，反而呈上升趋势，至1927年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到64%。
1945年，有50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在23%到94%之间。
1965年，最高边际税率下降到70%。
1981年，《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削减了商业税，把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50%。
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把最高边际税率进一步降低到28%。
1990年，为削减大幅增长的预算赤字，最高边际税率提升到31%。
1993年，国会通过了赤字削减议案，大幅增收企业税，提高了高收入者的税率，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升到39.6%。
1990年代，国会也恢复了对资本利得收入的优惠税率。
2001年，《经济增长和减税协调法案》规定，到2006年把边际税率逐步降低到35%。
2003年的第二轮减税把最高边际税率立减到35%，把大多数投资者的资本利得税由20%降低到15%，把股息税最高税率由38.6%降低到15%。
经济民族是诱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哪怕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但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品却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国内对资本劳动的限制是要失败的。
因而，干预只限于国内是不够的，必须一步步延伸到国际贸易，进而引发侵犯。
在没有贸易和移民障碍的世界里，战争和征服就没有了诱因。
有人说，战争的数量随着国家数量的减少而减少，如果把地球上所有国家都联合成一个国家，是不是就没有战争了呢？
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因为在政治集权和领土合并这个过程，越接近一个世界国家的目标，战争会变得越来越致命。
世界国家建立之后，和平也不可能兑现。
随着世界国家的建立，随着国家之间竞争的消失，众多不同的法律、习俗、税收和管理区域，被全世界统一的司法管辖权取代。
任何人想用脚投票，来反对一个国家及其法律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对国家权力扩张的重要约束消失了，所谓的安保生产成本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质量也将下降到一个新的低点。
战争并非注定要发生。
战争不像台风过境或陨石坠落，这不仅仅因为战争的破坏性远甚于此。
更重要的是，战争是人行动的选择，而台风和陨石却不是。
和平和繁荣也是一种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最终取决与人们的观念。
只有把自由市场和贸易的观念牢牢根植心中，如热血沸腾般热爱、坚守，才能迎来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