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为什么要清零麻雀？
1955年冬，有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
当时有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个人一天的口粮。
在当时“以粮为纲”，夺人口粮自然成了人的“天敌”。
毛主席长在农村，对于麻雀糟蹋粮食深有体会，于是向有关部门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
当时农业负责找到了动物专家询问。
专家回答很谨慎：我们对麻雀的食性没有系统性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该消灭。
专家的声音太微弱了，很快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就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1958年，中国掀起了全民消灭麻雀的高潮。
打麻雀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年轻的拿火枪打，小孩拿弹弓，还有什么老头、老太太，就拿个簸箕，拿个扫帚乱敲，就不让麻雀落，还要拿那个竹竿上头挑着红布在那晃，说这麻雀见红的它不敢落。
在城市，对付麻雀，主要是靠“轰”。
人们被动员起来，规定用三天时间大打歼灭战。
男女老少，一齐出动。
或爬上树梢，或跑上屋顶，或鼓锣打鼓，或高声呐喊，或挥舞彩旗。
可怜麻雀们从未见过如此大阵仗，吓得乱飞乱窜，却又无处立足，于是精疲力竭，纷纷坠落。
据统计，截止到1958年11月，全国各地共捕杀麻雀19.6亿只。
当时很多专家都对消灭麻雀提出了意见。
鸟类学家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
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
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益处的。
对付麻雀的危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灭雀害。
郑作新甚至亲自解剖过麻雀，证明麻雀吃了大量的虫子，有有益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
1959年11月27日，张劲夫将一份《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以及详陈麻雀益害的案例资料托人转交给毛主席。
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
次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四害变成了：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我们应该承认，广大群众对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当时仅仅看到麻雀争吃人类粮食误认为麻雀有害无益。
伴随人们的仔细覌察，人们发现麻雀吃粮食同时、更是以大量害虫为食。
因此，时间不长，给麻雀平了反，摘了帽，恢复了名誉。
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
但是仅有事后的“实事求”是不够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依赖，听取的是专家，专业人士的意见。
否则的话，就变成了不是讲道理，不讲专业，而是比谁的声音盖过谁。
更何况，麻雀是不是害鸟，最终还是听了专家的意见，才在全社会达成了共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专家是这样的。
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就写了《咒麻雀》，琅琅上口。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围剿麻雀的恶果很快也显现了。
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
跟全国的情况类似，湛江市麻雀歼灭战的第二年，除了农村出现大量虫害，市区更是发生了一起悲剧——那就是凤凰树的毁灭。
凤凰树曾是湛江最亮丽的风景。
但麻雀被灭之后，湛江市铺天盖地出现一种专吃凤凰树叶的小爬虫。
虫子只比火柴大一点，但其破坏的威力和数量之多堪比蝗灾，令全市人谈虫色变！
当时，湛江的很多街道整条路都是凤凰树，树上掉下来的虫子，能密密麻麻铺满地面，令过往人群无从下足。
环卫工人用斗车将虫子一车车拉走，然后又一车车出现，留在地上黑色的虫屎虫胶痕迹，冲不去擦不掉，满城狼藉。
这些虫子还会吐丝，像伞兵一样降落在树下空间，放眼都是凭丝悬吊着摇摇晃晃的虫子，跟一个个小“吊死鬼”似的。
人们必须要戴帽子上路，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有虫子掉到头上或脖颈里。
这种虫迫得人们无可奈何，在全市范围内大量砍伐凤凰树，能存活的凤凰树所剩无几！
这对人类破坏大自然平衡的一个警告。
还好灭雀行动及时停止，没有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值得庆幸。
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更加应该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坚持决策科学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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