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岁月|陈文胜:乡村干部的三“穷”困境

在加快推进税费改革的今天，在沉重债务重压之下的乡村组织，已经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除了拥有大量的债务以外一无所有，被称为之“破产政府”，处于崩溃的边缘。乡村干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三“穷”困境。

一、在政治上命运前途暗淡：“路穷”

乡村干部与农民共同处于农村社会的最基层，与农民共同支撑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今天现代化的前期积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也与农民一样并没有分享到多少现代化成果，除了身负重债一无所有。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元气立即就处于当前乡村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是“先革别人的命，再革自己的命”。曾经承受农村税费改革的重重矛盾和层层压力，转眼却要承担巨大的阵痛和苦难。有不少的乡村干部认为，上层对乡村干部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实际作用缺乏公正的评价，根本就不在乎基层的死活，很少顾及乡村干部的感受，乡村干部成了农村问题的替罪羊和挡箭牌，甚至有一个省委书记就公开说：“中央的政策很好，基层的干部好狠！”目前的乡村干部对未来普遍缺乏信心，根据笔者在乡镇干部中的问卷调查，有58%的干部对未来缺乏信心或看不清前途；在129个乡镇负责人问卷调查中，有59%的人认为所在乡镇的干部不安心工作或等待时机。上述表明乡村干部在政治上的群体失意，他们对目前农村改革的走向感到困惑，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何去何从感到无奈，他们对自己的艰难处境感到非常不满。在此情况下，很多地方的乡村改革，把乡村干部当作财政负担的包袱进行所谓的“减员增效”，如同垃圾一样抛弃。特别是人虽然减了，开支却依然有增无减。比如人员分流，被裁减的干部走出去了，乡政府的小车买进来了。比如并村，原来的村干部是不脱产的兼职，现在村大了要专职；原来村小不要租车，现在村大了要租车；费用大了还是少了？有个乡干部气愤地说，这样的改革是让那些有权已经吃得饱的人吃得更饱，让大多数快要饿死的人干脆饿死！目前有些地方进行的一些对乡村干部没有补偿的改革，无疑会使广大的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心寒，也无疑会使广大的基层干部在政治上感到绝望。

二、在经济上生存难以为继：“家穷”

乡村干部的待遇就本来低，在湖南非城郊的农村，村支书年工资在1500-3500元之间，乡镇干部工资人平在1万元左右，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然而，不仅本来不多的工资被长期拖欠，而且还要借钱垫付上缴税费。根据笔者的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其中有68%的乡镇历年拖欠干部职工工资，衡阳市所调查的34个乡镇中拖欠面在91%以上，拖欠工资少者一年有余，多的长达几年。有个姓胡的女副镇长把乡镇干部的穷概括为：“一无山二无田三无房产四无存款，五六百元工资糊口，七八月份就开始发愁。”在衡阳县，乡镇干部发生了三起这样令人辛酸的事例。一是2004年，一对工作多年的乡镇干部夫妇，由于工资经常被拖欠，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小孩子很聪明，学习成绩比较好，课余的时候捡矿泉水瓶子、可乐罐子卖钱。然而，就在高考前夕，因感觉到昂贵的学费会拖累贫穷的父母而服毒自杀。二是台源镇的一个副主任科员廖长久，因无钱医治38岁便离开了人世，在生命垂危时给党组织写下了一封令全县乡村干部忍不住流泪的遗书：近三年来，为了完成上缴的税费任务，借了妹妹夫妇俩7年在外打工的全部积蓄1.8万元，借了父母亲准备买棺材的4000元，借了母姨辛苦劳作积存的1万元，借了母舅准备建房的1.6万元，借了82岁的外婆的私房钱2500元；为了保证机关的正常运转交水电费和会议费，借了亲朋好友的1.2万元。“在生命垂危之际，令自己宽慰和自豪的是，我有生之年的工作表现和思想表现没有令党和人民失望，现在以一名普通党员的名义，庄严地向党组织敬礼）?“一颗红心永向党，生为共产党的人，死作共产党的鬼。”可是他没有说，他垫税的几万元借款谁来还？他被欠发的几万元工资谁来付？他那身无分文无房无地的孤儿寡母怎么活？三是一个在乡镇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退休干部去世，因无钱安葬，儿子们把遗体抬到乡政府，讨还生前历年被拖欠的工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些人的今天，也就是自己的明天。在当前巨额的乡村债务压力之下，许多乡村干部在经济上越来越感到绝望。岳阳市有一个乡镇干部问上面来的领导：“现在保稳定，你们怕群众闹事，怕不怕乡村干部闹事？”

三、在社会上遭到普遍否定：“名穷”

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一边倒地把乡村干部当作农村“恶”的标志，贴上“丑”的标签。凡是乡村组织与农民发生矛盾都是乡村干部的错，凡是对抗乡村干部的行为都是正义的行为，凡是反对乡村干部的农民都是维权的“英雄”。在这三个“凡是”的指导下，只要有对抗乡村干部的事件，就会得到“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的支持，一些媒体立即就会热吵，学者马上把它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标本。甚至以在职乡镇干部的身份发表三农问题的文章，也被一些权威人士先查出他是乡镇干部的“出身”，然后作出评价：只要是乡镇干部就必然是欺压农民的对象，所以，不要看文章就知道了他的观点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几乎所有的三农问题仿佛都是乡村干部造成的，是受谴责和指骂的公共对象，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有人居然如此地说道：“对乡镇干部我不同情，既然乡干部这样难当，天下之大，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当下去呢？”可以说，乡村干部对社会的绝望是被逼的！

注：本文摘自作者《乡村债务的危机管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