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陈文胜: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三难”

2017-03-07 陈文胜 论道三农

原载《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

 

当下,农村工作中存在“三难”现象:在整个农民群体中,种粮农民最难;在整个政权体系中,乡镇政府行政最难;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乡镇干部最难当。

种粮农民有多难

从全国范围来说,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困难,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的绝大部分农民就不算困难,而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山区的绝大部分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最困难。

收入水平最低。根据笔者2004年对湖南省某县一个传统农业大镇随机抽出的1632户农户的调查,人均年收入养殖户1708元,打工户6291元,而种田户只有432元。种粮的人素质最低。有能力的人,大多不愿种粮,因为种粮收益低。下一代绝大多数也将不愿种粮,种粮技术不能相传。愿意种粮的人,很多一无所长,有些地方基本上就是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

但在家种田的农户比不种田的农户负担更重。税费改革后,村内的公益事业基本上由他们承担,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户反而可以避免,一些地方称在家种田的农民为“死农民”。

消费水平最低。笔者调查的这个镇,对生老病痛、人情往来、衣食住行、父母供养和子女读书等消费进行综合计算,年人均总支出为1797.5元,而种田户只有943元。1632户中当年有节余的为1263户,占 77.4%,人均节余784元。在外打工的户户有节余,人均节余3876元。而纯种田户不仅没有一户有节余,而且83%以上的户负债。

生产难以为继。农业这个古老的产业,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地方仍然重复着几千年来的简单再生产。近年除中央财政对农业有所投入外,省市县各级政府基本没有投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每年动员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但在实行责任制以后,大的公共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停摆,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增产不增收,不少农村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收入难以保障。目前,尽管农民负担前所未有地减轻了,粮食价格提高了,每亩有了几十元的补贴,可是农资和其他物价也相应上涨了,抵消了一部分粮价提高的收益。而且,一方面,种粮农民要为国家承担粮食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种粮效益的低下和粮食过剩所造成的风险却要农民自己来承担。同时,还要负责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入。

乡镇政府行政有多难

在中国现行的权力体系中,乡镇政权是最弱的政权。上级根据自行制订的一些行政法规,让依托乡镇的七站八所把乡镇的绝大部分权力上收,有时还通过“责任状”和“一票否决”的形式,把责任往乡镇一级压,给最底层的乡镇政府带来各种困难。

权力上收。在乡镇范围内,诸如税务、工商、财政、公安等,几乎凡是具有财政吸纳能力的站所全都收归上级。比如电力部门,先要求乡镇政府组织农民集资办电,且资金缺口由乡镇财政补足。可通电后却按电力法进行管理,由电力部门受益,特别是近三年出台的网改和户改政策,所有由农民和乡镇集资创办的电力设备,要在农民每户上交一定数额的户改费后全部无偿移交给电力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网改。电力既然是商品,凭什么要乡镇和农民无偿投入?

责任下压。乡镇政府是最下一级政府,无法用“做个指示发个文”的方法行政。上级辖地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就把责任逐级转移到乡镇。例如《国土法》出台以后,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利,而赋予国土部门以特权,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利群体。然而,一旦追究责任,县国土局长自然因不知情而毫无干系,乡镇长却是“责任状”议定被追究的责任人。

财政空转。一方面,上级部门对乡镇的七站八所进行垂直管理,对乡镇范围内极为可怜的有限资源进行攫取。在笔者所调查的某镇,从1995年到现在,派出所除保证自身运转支出116.5万元外,还向县局上交了97万元;国土所工作人员由3人增加到9人,除保证自身运转平均每年支出约35万元外,平均每年还向县局上交30多万元。由于乡村的事权大于财权,硬性财政支出多而收不抵支;刚性支出大大增加,如公路“乡乡通”、“村村通”工程等等,需要乡镇配套支出,玩“空手道”是对目前乡镇财政的形象写照。有位县委书记在安排乡镇工作时说:“有钱办成事是好干部,没钱办成事是更好的干部!有钱会办事不是真本事,没钱能办事才是真本事!”多少有点自嘲的味道。

乡镇干部有多难当

乡镇干部在推进“联产承包制”解决中国的千年粮食短缺问题、维持农村基本公共事务和正常秩序、强力控制人口增长幅度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处于农村社会的尖锐矛盾之中,乡镇干部作为农村社会的精英,构成了一条保卫社会安全的“防火墙”,维系着中国的改革大局,可谓功莫大焉。但他们的难处也是有目共睹的。

身受两面夹击。乡镇之上的任何一级政府及其部门,都可以对乡镇干部发号施令,而乡镇干部都要绝对服从。县以上各级失误可以拿乡镇干部是问,往往处理几个乡镇干部问题就解决了。农民也不把乡镇干部看作“父母官”,认为乡镇干部虽为基层代表,但无钱无权,自身难保,难以为靠。有一句顺口溜反映了这种态度:“有吃有穿不求你,不批不斗不怕你,有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了臭骂你,你来硬的要告你”。

经济收入偏低。有个姓胡的女副镇长把乡镇干部的现状概括为:“一无山,二无田,三无房产,四无存款,五六百元工资糊口,七八月份开始发愁。”乡镇干部的待遇本来就低,非城郊的农村,乡镇干部工资人均1万元左右,远远低于管理阶层的平均劳动力价格。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养一个乡镇干部平均每年只需要1万元,养一个县级干部最低需要3万元,养一个地市级干部需要6万元,养一个省级干部需要9万元。

权益不受保障。农民可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上访,却难以看权益受到侵害的乡镇干部上访。在中西部地区,县乡领导有个普遍共识:发得出工资是不正常的,发不出工资才是正常的。因而,发得出工资,成了领导对干部职工的最大关怀,发不出工资,领导也不会问心有愧。

总之,种粮事关13亿人的吃饭问题,乡镇政府事关农村建设全局问题,乡镇干部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服务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三个问题,才能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