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

原载《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1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2期全文转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国家的魂，是武力不能战胜的力量。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就是文化的竞争。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先进文化的引领，没有文化创新的持久推动，在竞争中就要落后，就会被淘汰。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软动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农耕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农业文明，文化底蕴深厚。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以中国农村独特的乡土文化为内核，在与现代的都市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碰撞中，建立现代农民所需要的新乡村文化。

一、战略背景：新农村文化战略思考的出发点

1、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令人堪忧。“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这是许多农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文化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自己又无经济实力购买文化商品，因此文化生活贫乏、孤单和枯燥，给农村消极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留下了极多的时间和极大的空间。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来自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理念极力要用都市文化来取代农村文化。同时，各种低俗和消极文化也乘虚而入，侵蚀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大量民歌无法得到传承，传统节目也在渐渐消亡，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在传统将失，现代价值却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农民几乎必然会被各种其他力量所吸引，其中的一种强大力量是各式邪教，中国农村中当前正在快速传播的宗教，也许不久就会成为中国发展的大患。另一方面，当农民整体的人生价值不能确定时，整个社会的价值与道德空白，是绝无可能依靠法律来填补的[1]。在不少地方，“黄、赌、毒”卷土重来，封建迷信活动日趋猖獗。不少农村房屋破败不堪，但村里的各种小庙建得富丽堂皇，香火长年不断。一些农民在繁忙的劳动之余便靠吸烟、喝酒、打牌赌博、打架斗殴甚至参加邪教组织来寻求精神寄托。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从港澳传来的地下六合彩赌博活动，近年来如同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广大农村地区，不少农民因此家破人亡。

更重要的是，农村文化落后，扭曲了农民的价值观念。本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重人情，以社会上的风俗习惯为社会制度的国度。但商丘日报的一个记者在农村采访时却看到：一个农民对记者说：“养个儿子，供尊神，娶了媳妇俩敌人。”“给儿子娶媳妇，就是引进一个敌人，出现一个叛徒！”[2]鸦有反哺之孝，羊有跪乳之恩！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农村传统道德的沦丧，不难看到我们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习惯已经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

2、农村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动力。农民增收乏力，农村发展缓慢，农业弱势地位难以得到解决，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问题尽管是复杂和多因素的，但农村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也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文化不仅是一种综合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没有文化作为生产的软动力，生产发展就不能可持续进行。当前，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在总体上已是温饱有余。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表现出强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当前的市场经济及现代价值的侵入，使农民传统的生存价值边缘化，农民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体地位，被一种强有力的外来力量所压抑和排斥，而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方针政策，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而要完成这一系列任务，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关键。因此发展农村文化，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也成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3、国际文化竞争日渐激烈呼唤新农村文化建设提速。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鼓励美国将其现行的文化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提供理论根据。他们断言，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并公开宣称，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向美国的模式，历史将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抱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与个人至上的人。这就无疑与我们中华文化追求世界融合到一起从而“天下大同”的大同世界社会理想针锋相对。《孙子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和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把他们的价值观在这些理论的包装下，通过种种手段大举渗透，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不仅如此，文化还作为世界经济竞争的软实力，日益成为国际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国外许多大企业，进入中国并取得竞争地位就是依靠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优势。尽管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但随着WTO步伐的加快，国际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的文化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文化竞争优势。农业是中国的弱势产业，又是中国的命根子；农村是中国发展的难点，又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是中国政治经济安全的大后方。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农村，农村不仅要抵抗国际竞争的强势冲击，要在强大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稳定并赢得发展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要建设具有我们民族时代特色的农村文化，增强中国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实力，抵御国外强势的文化侵蚀。

二、战略指向：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制度瓶颈。

1、养人的农村文化运行体制。县乡文化部门在过去那种“养人”式农村文化运行体制中，根本就没有能力和积极性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致使乡村文化体系“空壳化”。特别是大多数农村基层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懂农村文化为何物，业务素质滞后，来从事文化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拥有一个编制和身份，可以一劳永逸地吃一辈子财政饭。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县以上的文化管理部门处于经济、政治的后面，由于经费紧张，极力养人，不仅不办事，甚至把国家投入的文化设施租借出去作为洗脚、按摩、桑拿等场所来维持职工生存。这种文化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养人体制，投入再多也是在养人，不能为农民文化生活带来福利。农村文化体制与农村的市场经济越来越不相适应，阻碍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成为阻碍农村文化发展的瓶颈。

2、短缺而低效的文化投入机制。一方面，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严重不足，文化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公共文化机构难以运转，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非常短缺。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指出，2004年对农村文化经费投入30.11亿元，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低于对城市文化经费投入47个百分点；截至2004年7月，全国农村38240个乡镇中有23687个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2004年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公共图书馆总数的26.4%，多数县级电影公司难以正常运转，县级剧团有名无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文化系统艺术表演团体深入农村演出数量最多的是1964年，达82万场，而到了2004年，却只有23.4万场，仅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的1/4；2004年全国县级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12册，低于全国图书馆人均藏书量0.3册，更远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1.5至2册的标准。而另一方面，国家的文化投入在文化管理部门内层层剥夺，越到基层，状况越差。文化部门从部委垂直管理到乡镇文化站，在省、市、县文化部门优先满足自己的要求之后，也就是财政投入在一级一级优先保障之后，到乡镇文化站时就已所剩无几。再加上政府文化管理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政府文化投入是政府出钱，请文化部门和文化团体为农民办事，造成投入者（财政）无法监督，受益者（农民）无权监督，这种机制不改，财政投入再多也没有效益。

3、缺乏内在动力的农村文化建设。政府看数字，农民看收入。政府在文化建设上，不仅难以像经济建设一样看到高楼大厦的崛起，工厂林立的壮观；也不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和增加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因而缺乏积极性。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基层政府考虑的还是公路交通、房屋建设、招商等内容，如何活跃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则很少被顾及。对于农民而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样受到影响。不仅投入没有经济效益，而且参与文化活动，还要影响正常的劳动收入。税费改革以前组织乡村文化活动，参加的人可以计义务工，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义务工，就很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了。在文化部门的垄断下，我国农村文化中介组织缺乏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难以发挥配置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均衡发展的作用，也缺乏参与农村文化的积极性。

三、战略对策：政府推动力对接农村内生动力

1、转换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未能把经营性文化和公益性文化区别开来，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要么是政府或某些组织输血式的拨款给农村，或者是造血式的所谓“文化下乡”；要么就是简单地下达考核指标。“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送去的“文化大餐”却往往不合农民的口味，农民并不很领情。弱势的农村文化发展必然要求政府的扶持，但政府对文化建设应重在引导而不是包办，特别需要与农村内生力量的接应。

一是充分发挥四个主体的联动作用。农民、政府、文化工作部门和文化中介组织，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四大主体。广大农民要当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政府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和扶持必不可少，而文化事业工作部门或团体和文化中介组织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样不可缺少，要使政府的推动力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力有机地对接。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从当地的基础和条件出发，将政府力量作用于社会力量，将时代资源嫁接于传统资源，才能使政府力量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才能唤醒农民的参与热情，才能调动沉睡于乡野的文化资源，从而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有力地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3]。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近年来的农村文化建设注重为农民送演出、送戏、送书、送科技，不仅很难把文化送到所有村,即使送到了村,也往往是“蜻蜓点水”,“来了就热闹、人走茶就凉”,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文化温饱”；而且对农民来说，这样一种“喂食”式的帮助，农民的选择余地不大，参与的热情就自然不高。为了真正让文化在农村“生根发芽”,除了政府扶持外，还必须重视市场的力量，这是满足农民文化需要的必由之路。为此，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为农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我国有国有院团数千个，每年上演4000多台节目，数量之多，世界罕见。但由于缺乏市场意识，这些节目寿命极短，到第二年又被新的4000台节目所取代，造成了巨大的浪费。[4]

三是全面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国从2003年开始提出整体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工作重点就在农村。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县乡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个新的职能定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从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出发，从基层政府最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地方入手，保证基本的投入，完善基本的设施，建立基本的队伍，开展基本的活动。要从完善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文化站、行政村文化活动室入手，逐步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该尽快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投入的效益评估机制，防止地方政府将国家的文化投入不是用于农村文化建设，而是在城市里大搞文化形象工程。

四是把重点放在乡镇。农民更需要的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生活，所以，必须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心下移，充分发挥乡镇文化中心对村落文化建设的导向、辐射、推动作用。乡镇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乡镇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活动相对贫乏，与城市文化缺乏对话和交流，跟城市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高度关注乡镇文化发展，采取有效措施，把乡镇建设成为农村文化发展的中心，对乡镇标志性的文化遗产国家要加大保护，增加投入，加大开发力度。当前，如何在弱势的农业文明与强势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碰撞中，对农村传统文化革故鼎新，建设农村的现代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2、发挥农民的主体创造作用。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这是大家一致的观点。关键是农民怎样才能不是伪主体，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真正主体。当前，政府和学者们都认为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就是增加投入，让政府多投钱来促进农村文化的发展，孰不知，这只是一种救世主的心态，农民并不在政府和学者们心中成为建设的主体。事实上，农民办文化既有热情，又有信心，也有能力办好。例如，湖南清朝时期总共有400多个大剧场，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也搞得红红火火。当前农民自办的许多文化团体运转得非常不错，而政府主办的许多文化单位却惨淡经营也是生动的例证。

农民是否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这就关系到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仅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更是方向问题。农民的主体地位，决定着新农村文化建设就是为农民服务。当前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制造者、传播者把眼光主要放在反映都市生活上，却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以为想当然的情况就是农村的情况，以为自己的喜好就是农民的喜好。坐在空调房里闭门造车而非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符合农村的现实？怎么可能符合农民的喜好？不少农村文化工作者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组织的文化活动，却总提不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兴趣。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农民都感觉自己处于中心地位，只有很少的人处于边缘地位。而现在大多数农民感觉自己在市场中越来越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越来越感觉是少数人在占据中心地位。贺雪峰认为，很多农民对毛泽东时代深深怀念，原因不是农民愚蠢。毛泽东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最为广大的人民服务，最为广大的人民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就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就要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表现群众的生活。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最为广大的人民服务，最为广大的人民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要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就要深入工农兵群众，就要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表现群众的生活。那时的文艺作品说的是农民的语言，反映的是农民身边的事情，让农民感到亲切自然。相对于目前文艺上一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文艺和美女文学，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无疑使大多数农民都感觉自己处于中心地位而非边缘地位。贺雪峰进一步认为，一个方面，市场经济将进一步通过广告和时尚来制造有钱人的强势地位，而进一步置农民于边缘地位。另一个方面是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还将以巨大力量摧毁农民世代以来的价值观，摧毁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有意义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几乎全是对于弱者不利且进一步置弱者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实质上是在制造增加只占社会少数的强势者强势地位的文化，排斥这个社会中占90%的工农大众。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工农的经济生活比目前要糟，但农民以及工人会怀念那个时代的原因[5]。

农民需要文化，但文化更需要农民。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才具有世界性，农村的传统文化、乡村文化、通俗文化是原生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的魂。中国社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民族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因为只有农村才具有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才具有内容极为丰富的民间原生态文化，有的民族文化就“活”在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中。

农民既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也只有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吸纳到文化队伍中来，才能更好地摸清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高农村文化的自觉创新能力。我国的民间舞蹈、戏曲、歌曲本来就来自农村，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民间故事、民间工艺、民俗风情、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散布于广大农村的“乡土艺术家”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们艺术养分直接来自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是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如红白喜事、庙会香会所举办的仪式和戏歌表演，实质上是农民在自娱自乐。这不仅是农民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而且是我们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生命延续。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忽视了农民创造文化的主体的作用。在农村文化建设中，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在文化创造上，农民成为了旁观的局外人、简单的劳动者，这种身份不仅造成农民对文化建设的冷漠，而且使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没有了源头活水。在现代化浪潮中“城市病”日趋严重，远离都市、回归自然、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独具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3、建立城市文化反哺农村的机制。城市的文化基础雄厚，文化设施先进，文化现代化气氛浓厚，城市文化反哺农村可以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双赢。城市文化反哺农村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城市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城市文化也只有在与农村文化的碰撞中，吸收农村文化浓厚的民族特色，才能引领时代潮流。

一是文化公共产品要向农村倾斜。建设先进的农村文化，造就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在新农村建设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战略中，政府有义务也有能力在农村公共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加快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进程。当今我国农村的文化硬件和软件建设还比较落后，例如《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中国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的文章，里面的一个2005年度中国公共服务评价指标报告指出：中国农村图书馆的普及率仅为0.9％，90.3％的农村居民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借阅不到任何图书或者音像。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如何建立城乡文化资源共享的合作体系，发挥城市的文化优势，建立从城市到城镇再到乡村的梯次辐射机制，带动农村文化的有序发展；就要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的同时加快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将城市文化资源逐步引向乡村，把城市里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强势文化资源向农村流动，实现城乡图书馆联网协作，促进城市图书馆的服务向乡村延伸，形成以城带乡、城乡文化资源一体化的文化事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三是建立对农村的文化援助机制。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捐助，重点捐助文化站（室）、图书室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动员城市单位和居民以各种方式捐赠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和农民群众需要的图书杂志、音像电子出版物等，可由捐助者直接交付农村，也可由民政部门、人民团体和有关民间组织负责组织发送。社会力量通过依法成立的非营利公益性组织或国家机关向农村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按税法的有关规定税前扣除。

四、战略重点：培育农村文化市场

农村文化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促进其发展的平台，市场是文化流动和交换的场所，也是文化碰撞的平台。没有文化市场，文化就不能在流动中发展，不能在交流中进步。我国农村文化市场严重滞后，与农村经济市场发展不相适应。在农村经济日渐市场化的形势下，农村文化却还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当前农村民间文化的兴起，迫切需要文化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不上市场就不能显示文化的特有价值。因此，必须把发展农村文化市场作为战略重点和农村文化建设的突破口。

1、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主体。农村文化市场主体包括农民、政府、文化管理组织、文化单位和民间文化组织等。农民是农村文化市场的首要主体，要按照市场的要求，使农民成为农村文化市场中独立人格，能自主参与文化交换的市场主体。政府应该摆脱计划经济思维的束缚，在农村文化市场中扮演好投资者、监督者和参与者的多重角色。文化管理组织要在文化市场中代表政府进行文化服务，进行具体的文化市场管理，要以非赢利的身份参与市场。文化组织是农村文化市场的主力军，是农村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国家文化投入的主要对象，文化组织使用国家文化资源，应该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其赢利应该回报社会；民间文化组织正日益成为农村文化的重要主体，也是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中介组织是不仅是联结文化单位与个人，政府与农民不可或缺的媒介，也是促进城乡的文化资本、文化遗产和文化人才交流的重要平台；一方面为文化交流提供信息，降低文化交流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为文化交流提供场所，降低文化流动的成本，降低文化消费的价格，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家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建设。要把国家投入拉动，民间集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比如民间图书馆、民间剧团、民间博物馆，以及民间艺人、文化能人、文化经纪人等，要建立一套国家支持体系，引导文化专业户组建非公有制文化企业，鼓励各种形式的农民自办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土生土长”的农村内生型文化。

2、改革文化市场的管理部门。必须紧紧抓住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为文化生产力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化管理部门的改革要适应农村文化市场的要求，如规范市场，为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制定行业标准。因此，文化管理部门必须与从事文化的企事业单位分离而保持行政独立，防止行政与市场嫁接导致市场秩序失范，使企业成为行政的影子，行政管理部门变成利益垄断部门，从而阻遏文化产业进入农村的发展之路。

3、加大文化市场要素的培育。农村文化市场要素是市场发育的关键，市场要素包括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遗产等。要促进农村文化资本的优化配置，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使文化资本按市场的要求运行。乡土特色文化人才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要加快农村乡土特色文化人才的保护和培育，增强农村对城市文化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文化遗产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精华，要保护和挖掘农村文化遗产，促进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充分利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发展缓慢的地方，往往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常丰富，农村是我国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保护这些遗产不受损害。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稀缺的文化资源，一旦开发出来就是财富，就是不可复制的文化生产力。要充分利用这些遗产，挖掘其文化价值，打文化品牌让农民发家致富。

4、完善农村文化市场的法律与规章。当前相关法律与规章不适应农村文化的发展，更不适应调节农村文化市场的活动。完善农村文化管理的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农村文化市场调节与管理，是农村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为此，政府和文化等有关职能部门要以净化农村文化市场为抓手，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农村文化市场，在制度和政策上支持新农村文化市场建设。要遏制农村不良文化现象蔓延，光靠政府部门“围追堵截”还不够，要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吸引各方面社会力量热心农村文化建设。私营文化团体是农村文化市场的新生力量，政府要建立资助私营文化团体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对有突出贡献和富涵文化意义的私营文化团体进行必要的经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