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中国农民与以色列农民的根本差距

原题：人力资源在农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农村为啥留不住人，面对土地抛荒怎么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工商业收入高于农业收入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说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无法提高。过去的农民负担问题已经转变为今天的农民发展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变迁。

可以说，当前的中国是没有资金问题的。特别是农业地区的县城银行，储蓄了当地居民数以亿计的资金，可这些资金全部流出了最需要资金的储蓄地，巨额的资金流向了城市、股市、房市。

中国发展农业的科学技术有问题吗？高铁、超级计算机都造出来了，发展农业的科学技术肯定没有问题。在政策层面，连续发出了这么多惠农一号文件，可资金、人才等现代要素都仍然向农业、农村逆向流动，问题在哪里？在于对农业的投入低于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在当前，有两个趋势：农产品的产量在增长，农业收入在下降。在农业生产中，机械化的水平高低与农民收入成比例关系。因而，从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产业五个方面探索整合途径，可政府的种种作为大多无功而返。农业的发展方式到底应该怎么样转变？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劳动力要作为农业要素的整合重点，但农业的劳动力应该是怎样的劳动力？难道是劳动力数量的相加？或是重新的排列组合？现代农民，难道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简单劳动力吗？

如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有人提出了农业机械化与合作化，这是一个老话题。毛泽东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农业机械化和合作化，认为“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史无前例推向全国的合作化运动。这些伟大的理想，我们当前农村的现实基础在哪里？

农业种地不挣钱，基层有句这样的话：中央是口号农业，地方是口头农业，农民是口粮农业。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粮食安全没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根据所谓的市场的供求，或许他根本就不清楚，大多数中国农民这样一个庞大人口的粮食消费没有进入市场交易。有人看到了土地流转的非粮化和非农化，就进一步说明了农业的收入偏低。

什么是传统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有效率的，农业的效率与规模无关。传统农业的农民精打细算，对交易有着非常高的市场意识。农民不仅不愚笨恰恰十分精明，对经济效益是非常敏感的。所谓传统农业，我认为是与当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而言。用当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现代要素来提升农业，就是现代农业。落后于当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的农业就叫做传统农业。没有用当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现代要素来提升的农业就不是现代的，不是现代的就缺乏竞争力就是弱质的。

从人力资源方面来研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最关键的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后，我们只有五、六亿人口，不断开荒尽可能扩大可耕地，而我们一直无法摆脱对饥饿的恐惧。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在不断地减少，而人口在大幅度地增加，特别是有不少的耕地在抛荒。如我老家，本来就人多地少，人均不到4分地，却有很多耕地几乎是没有人种了，整整一个村子的稻田全都长树了。然而，我们却从此摆脱了对饥饿的恐惧。这是因为，通过九年义务教育逐步实施，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整体大幅度提高了。

以色列的农业是世界现代农业的典范，中国与之相比，中国的农民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以色列的农民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祖辈都不种田，自身也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但是，以色列的农民比中国的农民受过良好的教育。

美国的农业发展得很好，农业技术非常发达，最关键的是农民的文化水平很高。舒尔茨在《改造传统的农业》一书中就提出，如果把美国先进的机械设备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肥沃而辽阔的耕地转移到印度，印度的农业现状仍然无法改变，因为印度农民当时的文盲率太高，根本就无法使用美国先进的机械设备和先进的技术。

中国农业发展与美国农业的差距，至少是50年。与其说是市场体系的差距、农业技术的差距、现代装备的差距等等，不如说是农业劳动力素质的差距。从这一个层面上面来讲，首先，人是决定的因素，人力资源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的核心作用。

再就是资源的配置问题。比如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的均等化、社会保障能否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问题。同命不同价，同样是车祸，农民得到的赔偿就要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赔偿，而且是政府的明文规定，这样一些中世纪的“明文规定”能否尽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还有一个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匹配的问题。比如农民在很多方面需要合作，但现在的社会诚信普遍低下，经商的不说是无商不奸，但毒大米、毒奶粉、毒酒等假冒伪劣不断上演；做官的不说是无官不贪，但一个个贪官粉墨登场，贪污从几百万数额到许宗衡的20多亿无不让人目瞪口呆；做学者的，论文抄袭比比皆是；做医生的，收受红包是公开的秘密；如果谁也不敢相信谁，怎么合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要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特别是在世界性粮食危机和资源环境恶化的大形势下，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它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更具有全球性意义。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根据作者2010年在安徽大学“第四届县乡干部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