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乡村社会的“弱政”与“刁民”

——读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述》
文/陈文胜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正值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改革的大视野里，农村改革的马头究竟向何处去？怎样推进新农村建设？读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吴毅教授所著《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述》一书，也许会得到更多的启迪。

用新锐的眼光剖析乡村政治的历史变迁

乡村政治越来越演变为经济利益的竞逐，乡村政治行为的过程，就是利益的竞逐和实现的过程。如书中就把农民和乡村组织的利益博弈过程，形象地称之为“典型的商战”。首先是乡村组织投石问路，“猴子不上树，多打几遍锣”。面对乡村干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来分化瓦解，一些农民就用“死缠烂打”来应对。

农民为什么“死缠烂打”？吴毅教授认为，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整个社会体制和政策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公正与平等地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的机会，才导致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也同样不会想到以一种更为合作与合法的方式来参与对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权利的表达。在前提并不合理的情况下，除非政府以全控和高压方式促使农民“配合”，否则农民总是会以不配合或不合情理的“配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透过农民的“刁蛮”，我们看到了处于社会底层无助与无奈的农民，以牺牲自身社会尊严的方式来给我们社会虚构一个强弱“错置”的场景，实现“以弱制强”。

乡村政治形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力与利的摩擦与碰撞局面，使进入政治进程的各方都陷入了某种缺失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恃强凌弱或反过来恃弱凌强的状态之中。这种以力与利的较量为特色的博弈将会对转型期的乡村政治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乡域政治呈现“官不官、民不民”的怪象，使乡村社会变为“礼崩乐坏”的准“丛林”境地。反映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这样一个大转型时期乡村政权与农民互动格局变迁的真实场景。

农村改革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拐点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庄和农民在经济上被控制的地位没有改变，而对行政微观管理公权力的消化能力正在逐渐增长；乡镇政权作为基层国家的“权力集装箱”，对乡村资源的终极意义上的控制权没有改变，而行政执行能力特别是公信力在不断弱化。

如书中所述，乡镇政权不得不“屈就”于其治下的百姓，以向农民“行贿”的方式来完成行政任务。因此，我们毫不怀疑作者的判断：在宏观上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并未动摇的情况下，底层乡村社会已经出现了基础性治权流失的“弱国家”面相；而“弱国家”面相所反映的绝不是简单的“官权退——民权进”话语框架下国家与社会博弈格局的重组，而只是一种因为宏观与微观的制度裂隙和政策不接轨所导致的特殊治理格局。吴毅教授进一步指出：乡镇一级不完整的政权职能，直接选举止于村庄一级而造成的微观与宏观权力运作规则不接轨对这一职能的进一步蚕食，乡镇政权的权责不对称等等，乡镇政权屡屡遭遇农民的“反制”，但这种“反制”并不表明制度格局内民权与民利的增长，而只是因为农民对制度裂隙和政策不接轨的利用，在削弱乡镇政权的治理绩效的同时，也牺牲了村庄社区的公共利益。这是乡村组织和农民的共同悲哀，其结果会使乡村治理陷入一种“弱政”与“刁民”相互促进和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

吴毅教授在最后呼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政治行动主体各方从目前小镇这样的类‘丛林状态’走到一种新的有序竞争的合作博弈中来，让基层政权在确保对社会有效渗透的同时，完成自身作为基层社区公共权威主体的塑造；让农民从消极无为的顺民或激进抗争的‘悍民’，转换成为按照现代权利规则行为处世的公民。而这一系列变化所依赖的，首先便是各种权力格局的重构。”

来源：中国改革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