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伟:乡村微观实证研究的上乘之作

——读陈文胜《乡镇视角下的三农》有感

2000年后三农问题迅速成为焦点问题之一，与三农研究所受到的广泛关注相比，三农研究至今问题不少。学者们成果丰硕，但却大部分被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乡镇干部致力于解决问题，但却不时受到学界的批评。官员学者各说各话，且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看法渐行渐远，他们之间缺乏良性互动。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理论不成熟有关，也与研究方法的缺陷有关。有些学者借鉴国外理论硬套三农实际，研究缺乏现实针对性。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三农工作者缺乏科学研究方法，难以使其丰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层次。我们注意到陈文胜同志成功地实现了从一名乡镇干部向三农领域知名学者的转变，他的《乡镇视角下的三农》更是近年来三农研究领域运用微观实证研究方法难得的上乘之作。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一个理论只有具备了可检验性、逻辑一致性与可积累性三个特征，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社会科学亦然。从研究方法来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指出，“实证科学可以定义为关于‘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定义为关于‘应该是什么’的标准的系统化知识，它关注人的理想， 而与实际状况无关”。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结合自身实际，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陈文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结合自身三农工作经验丰富，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的实际情况，选择了实证研究的路子，从而在三农研究领域，尤其是对于乡村债务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绩。

陈文胜同志出身农村，并且曾作为农民生活多年，对于三农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大学毕业后，他在乡镇长期从事三农工作，从办事员一步一步干起，直至当上了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在担任乡镇党委书记期间，陈文胜同志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建起了学校，修起了公路，为当地农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并深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不仅如此，他平时认真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政府财权事权的配置不当问题等。正因为这种长期系统的思考，他才能针对乡镇政府去留存废相关问题做出自己斩钉截铁的回答，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三农学界创下了与李昌平并称为“南陈北李”的声名。在《乡镇视角下的三农》一书中，他对于案例的运用恰当娴熟，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即便是一些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容易做到，也是有志于从事三农研究的青年学者应该敬佩和学习的。

乡镇政府在三农问题解决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不能取消？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并非没有讨论过，但是遗憾的是许多讨论往往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很难拿出一些切实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有的甚至用历史上如何来论证现实中也应该如何。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到的“后此谬误”。陈文胜同志结合现实，尤其是自身的工作对于乡镇相关问题，尤其是对乡镇财权事权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虽然并没有运用多少学术语言，但他的论述却并不缺少学术价值。应该说明的是，陈文胜对于国内三农领域发展方向以及三农学界的有关现象也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这表明当时的陈文胜已经跨入了三农学界研究的大门了。

2005年后，陈文胜同志离开乡镇并成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使得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如鱼得水，工作也是风生水起，。对于三农问题的强大实感、一针见血的学术洞察力与出众的组织协调能力相结合，使得他在三农研究领域更进一步，对于乡村债务问题的研究为他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2006年10月，他应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则标志着他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得到认可。至今国内仍有人认为陈文胜同志没有获得专业领域内的博士学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至今不承认陈文胜同志是三农领域内的优秀学者，并且对于陈文胜所取得的成绩心怀妒嫉。但在笔者看来，陈文胜同志的研究成果不仅完全满足可检验性和逻辑一致性标准，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未来三农研究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对于乡村债务问题的研究极为扎实，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可以说是最好的，有着里程碑意义！自然也满足可积累性标准。

笔者也出身于农村，并曾在农村生活多年，既担任过村干部，也担任过分管农业的县领导。与陈文胜同志相比，虽然自己接受过相对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进入了三农研究这一领域，并在一些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了若干论文，但仍觉得自己有许多不足，缺乏他那种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与陈文胜相比，自己既缺乏那种对于问题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在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这些方面，陈文胜是我学习的楷模，在三农研究的道路上，我愿和陈文胜同志共同进步，为三农问题的早日解决不懈努力。

原载：《农村经济》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