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李周:探索新世纪中国农业转型之路

——评陈文胜《论大国农业转型》

李周

《农村经济》2015年4期

中国的农业是民生之基、强国之本，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2003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11连增”，创造了世界上农业大国从未有过的记录。中国谷物、水稻和小麦单产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玉米单产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成就为农业发展方式升级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传统农业阶段以精耕细作化解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对农业增长的约束，在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则倾向于用化学品替代土地。石化农业的推广化解了土地对农业增长的约束，但是化肥、农药和农膜的过量使用既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又恶化了农业生态系统。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数据表明，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比全国土壤的点位超标率高出3.3个百分点。当前，农业污染已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农业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越来越需要转型。

中国农业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陈文胜研究员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著《论大国农业转型》一书，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索。为了给更好、更快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建设“两型社会”提供理论上的新思路和实践上的新对策，该书提出了粮食安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持续等目标相包容，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相协调，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与中国农业所处阶段、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相一致，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农业生产体系、农业服务体系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制度体系相衔接，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相配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农业集约化、专业化和多功能性相协调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

一

该书的逻辑起点是：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农业发展必须要有多元化视角；作为一个履行国际承诺，承担大国责任的大国，农业发展必须要有全球化视野；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农业发展必须要有差异化的视域。

该书在“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下，按照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要求，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为动力，构建结构优化，产出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体系，并将其简称为“两型农业”。其中，资源节约包括节地、节水、节能、节劳、节资；环境友好包括农药、化肥和地膜用量限定在生态承载力之内，以及农业生产无害化和废弃物资源化。“两型农业”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效益的现代农业，是食物保障（Food Security），食物安全（Food Safety）、农民增收与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目标相容的现代农业，是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生产体系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价值链体系的农业。

该书认为，“两型农业”是对近30年来相继提出的低碳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集约农业、精准农业的总体性概括，是比低碳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具有更强的包容性的农业。“两型农业”会扬弃“石化农业”的糟粕但不会否定“石化农业”，会重拾传统农业的精华但不会回归传统农业。它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和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要求，进行技术、制度和组织再创新，使农业现代化实现螺旋式的上升。

在给出定义的基础上，作者对“两型农业”的生产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技术支撑体系、生产工艺和产品标准化体系、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体系、防灾减灾体系、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做了系统的设计。按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结合、主成分与独立性结合、整体性与层次性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原则，设计了“两型农业”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其中准则层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四个子模块构成；指标层有121个参考指标。

该书对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分别进行了论述。作者明确提出，改变农业的“弱质性”的关键是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并增强职业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此，要完善职业农民的培育机制，创新职业农民的扶持机制。要把培养农业专业人才、激活农业专业人才和引进农业顶尖人才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建立城乡人才双向良性流动的促进机制。要发挥土地流转对优化耕地资源配置的推进作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耕地资源充分利用，促进耕地资源产出效率提升，必须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土地信托制度，做好土地信托监管和风险防范，完善土地流转和交易服务体系，化解土地流转纠纷，消除土地流转约束。要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新，突破农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完善农业技术投资机制、研发和推广机制，健全农业技术创新的保障体系。

该书对信息化做了非常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农村信息化不仅在“两型农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且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无论是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业生产科学决策水平，还是提升农业生产管理能力、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都需要信息化作支撑。而要做好信息化，政府、电信运营商、涉农企业、科研机构、农民合作社和农户等主体必须通力合作。信息化的主要任务是：依托现代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构建农业信息采集与存储系统、农业信息发布系统和农业信息反馈平台，不断完善农业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健全农业信息网络和服务体系。

该书对深化农业管理部门改革、开展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和推进农业管理模式转型进行了顶层设计。具体内容包括“两型农业”的财政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资源节约制度、污染防治制度、生态保护制度、生态治理制度、生态建设和生态补偿制度，并提出了例行考评与随机考评结合、政府考评与中介考评结合、定量考评与定性考评结合、专项考评与综合考评结合、目标考核与问责制结合的可实施的考评体系。

该书还构建了城乡平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开放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机制、透明的、公众参与的公共事务运作体系和农村社会组织体系规范化建设的政策引导，以及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农村公共决策的民意表达机制和健全农村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分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

这是一本以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两型农业”发展的学术著作，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

第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具有多重目标。该书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既要突破耕地和淡水短缺等资源压力，解决农业生产成本高、农民收入水平低、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现实问题，又要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农业相互交织相互竞争等局面。食物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四个目标必须兼顾与包容，而不是追求某个目标的最大化或四个目标同时最大化。

第二，“两型”农业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方向。该书认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以“两型”农业为战略取向，构建一种“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农业生产体系，既借助现代科技的优势，又克服石化农业的弊端；既吸收传统农业的智慧，又克服传统农业的局限；在扬弃和超越传统农业和石化农业的同时，赋予现代农业新的内容。

第三，技术创新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该书认为，全球农业技术正进入创新集聚期，农业技术已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所以人力资源是比自然资源、人造资本、金融资本更为重要的要素，开发人力资源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技术对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源的替代已成为农业面源污染减少、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生产要素节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成为加快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的基础，成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核心着力点。

第四，信息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催化剂。该书认为，农业生产、管理和农产品营销的信息化，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管理和经营决策水平，加速传统农业改造、现代农业升级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第五，制度创新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保障。该书认为，制度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制度一方面作为内生变量同其它要素一起共同推动农业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外生变量对其它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近些年来农业的主要变化是，家庭承包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趋于降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随着农民就业范围的拓展而逐步上升，农业的竞争力随着农产品成本的快速提高而趋于下降，农业增长的可持续性随着对化肥、农药依赖性的提高而趋于下降，土地的细碎化和财产化又阻碍了资源优化配置。农民就业升级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农用土地流转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循着这条路径演进，农地资源配置优化就会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并将有效地化解农地规模扩大对农作物单产、复种指数的负面影响。土地经营权流向能最有效使用它的主体，方能实现农地规模经营适度、土地流转价格最高和土地资源配置最优的有机统一。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诉求将经历劳动力报酬最大化、土地报酬最大化和土地产权制度最稳化三个阶段。稳定的土地产权制度有利于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激励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目标的协调。农业发展不仅是以相对丰富的要素替代相对稀缺的要素的过程，也是分工不断细化与专业不断深化的过程，更是以技术、制度、教育、培训等公共品替代资源、资本等私有品的过程。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是国家层面的选择，推进土地流转激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是地方政府的选择，维护土地权益和获得更多收益是农户的选择，而这些目标必须协调。农业政策的目标取向是消除农业弱质性，而不是化解农业弱质性的负面影响。就此而言，以农业补贴协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三者的关系，从短期看是有效的，从长期看是有局限性的。政府最为主要的责任是，在农业宏观调控、农业人才开发、耕地保护与流转、农业技术与农业金融服务、农业生态治理等方面，加快制度创新。

三

该书最为显著的特色是突出了中国特色和“两型农业”的主线。作者明确提出，中国农业既有必要也有条件直接进入“两型农业”这一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并且认为，“两型农业”的发展符合中国这一人口大国的国情，符合世界发展潮流。

最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而是立足于农业大省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具体实践，以及湖南作为“全国农村信息化示范省”的具体经验，把“两型社会”建设进程中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与农业大省的“两型”改革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农业大省的“两型”改革经验中探寻大国农业的发展方式转型之路。同时，用该书提出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构建了既可以开展单区域发展评价，又可以开展多区域横向比较的“两型”农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精准地分析了湖南“两型农业”动态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农业”的发展以及湖南省农村信息化建设成就，进行了全面评价。由此表明这项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作者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