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剑:三农问题研究的另一种声音

乡村债务问题是乡镇基层政府中诸多矛盾的集中表现，严重影响乡村经济社会各项改革的推进。这个问题已引起“三农”学界的强烈关注。许多研究人员对乡村债务的形成、膨胀和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文胜同志长期在乡镇工作，直面乡村的贫困、落后，深切感受到乡镇干部面对巨额债务的无奈。《乡村债务的危机管理》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出来的，该书以乡村债务的形成根源为主线，以预防社会的公共危机为重点，观察农村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供给与决策机制，考察乡村债务背景下的农村的社会政治生态和乡村组织的生存状态，把乡村债务问题的解决置于城乡统筹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方略中来考虑，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彻底解决乡村债务危机的长效机制的政策建议。

作者原来就是乡镇干部，对乡村债务危机有着切肤之痛，同时也掌握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所以对乡村债务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与“学院派”理论探讨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是从债务结构、债务性质、债务成因和债务环境等多个角度审视了我国乡村债务问题的现状；二是在分析了乡村债务问题的自身变化趋势的同时，既从工业反哺农业的宏观层面，分析公共财政投入所带来债务用途的变化，又从农村税费改革的层面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机制所带来的乡村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化，还从乡村民主政治层面，分析了乡镇机构改革和村民自治所带来的财政管理和财政效率的变化；三是从多角度分析乡村债务引发的公共危机；四是从中国农村历史发展规律的大视野下分析乡村债务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五是根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代要求，在贯彻中央“化解旧债与防止新债并重，决策责任与承担能力结合，财权与事权对应，职能转换与机构改革互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统筹，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一体”的解决方案大战略下，探索化解乡村债务危机的新途径。该书中关于中国乡村债务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乡村债务的根源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界定模糊，乡村债务已经是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集中反映，而责任主体的缺位使得乡村债务成为必然，根治乡村债务问题的出路在于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近几年来，一些来自农村基层的干部深切感受到农民的痛苦，农村的贫穷和农业难以摆脱的困难，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投身“三农”问题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陈文胜这样出身于县乡干部的“乡土派”，给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来自农村基层，对基层最了解。他们的话语给“三农”问题研究的“学院派”研究农村发展问题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提供了理论的检验工具，对目前“三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提出了自己的可能的解决方式和实践方向。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而是有着长期深入的观察和工作体会，有着具体鲜活的翔实材料；因而他们的研究来得更真实、更切合实际。当然，由于基层工作的事务性、地域性和研究训练的缺乏，“乡土派”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政策的变化和农村本身的发展，农村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每天都在凸现，而“乡土派”的经验性结论往往对今后农村发展的指导意义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基层工作者专门性研究的时间、空间有限和系统研究训练的缺乏，难免会对一些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过多地求之于有限的经验认识，从而导致理论的生命力缺乏和对农村长远发展的指导性的不足。《乡村债务的危机管理》既然产生于这样的经验，自然就难免存在同样的局限。然而，相对于长期沉闷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理论界能够听到一个新的声音来说，这些局限是瑕不掩瑜的。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   200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