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嫡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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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嫡”，《说文》云“孎也。《诗》‘天位殷适’。《传》曰‘纣居天位，而殷之正适也’。凡今经传作嫡者，盖皆不古。” 嫡，古通“適”，即“适”之正体，文献中有时又作“冢”。冢，“大”之意。《左传·闵公二年》：“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杜预注：“冢，大也。”大，音“太”。《礼记·内则》：“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又：“父没母老，冢子御食。”
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主要基础，其制由来已久，《诗·大雅·公刘》就提到公刘曾率领周人迁居豳地，周人“宗之君之”。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即正妻所生之长子为当然的继承人。殷商末年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西周一开始又明确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继承原则，这标志着宗法制度的完善和确立。对先秦宗法制比较完整的记载，散见于先秦诸多文献之中，如《仪礼》、《春秋》三传、《诗经》、《国语》等。而这其中，又尤以《仪礼·丧服》篇和《礼记·大传》、《礼记·丧服小记》篇的记载为最，这是了解周代宗法制度内容的最主要依据。
成周分封，周王的嫡长子为周王，其次子、庶子或为诸侯或为公卿。宗法制度中的继承原则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凡始封者之嫡长子，其后以嫡长子世世继承者，为大宗。周天子为周人之长，世世以嫡长子继承，永为大宗，更是“天下之大宗”，百世而不迁；而其次子、庶子对嫡长子的大宗来说是小宗，但他们在其自己的封地内则又为“一国之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其嫡长子，亦百世不迁。故《礼记·大传》有“大宗惟一，小宗无数”之文。由于嫡长子具有这种政治继承权，因此选择继承人即曰“立嫡”。简单来说，立嫡的顺序是：嫡长子最先、嫡长孙次之、嫡长孙同母弟、嫡长子同母之次弟、嫡长子不同母之嫡弟(父亲续弦之嫡母所生之子)，然后按庶子、庶孙之排序。这个制度自周代之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续了两千余年。
嫡长子继承大宗，为族人、兄弟所共尊，故称“宗子”。《诗经·大雅·板》：“怀德维宁，宗子维城。”《郑笺》：“宗子，谓王之逋(嫡)子也。”《左传•僖公五年》引此诗，杨伯峻注：“宗子，群宗之子。或以为王之嫡子者非。”《仪礼·丧服》篇“齐衰三月”章：“丈夫、妇人为宗子、宗子之母、妻。”意即：一族中的男女要为宗子、宗子的母亲和妻子服齐衰三月之丧，族人即使与之无“五服”之亲，也必须为之服“齐衰三月”，与“庶人为国君”之服同。《传》曰：“何以服齐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义也。”郑玄注：“宗子，继别之后，百世不迁，所谓大宗也。”这一点，我们从《仪礼·士昏礼》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在《士昏礼》中，男女到了婚嫁年龄行昏礼，是必须要经过宗子的主持或认可方得以进行的。
简单来说，宗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嫡长子优先继承权的前提下，在宗族内部区分大宗、小宗，但无论大宗、小宗均以正嫡为宗子，宗子具有特殊的权力，作为本宗始祖的嫡系继承人，是全体宗族成员所必须尊奉的对象，其在先秦青铜器铭文中有时也被尊称为“宗君”。故《仪礼·丧服》篇云：“大宗，尊之统也。”《礼记·大传》亦云：“尊祖故敬宗。”《白虎通·宗族》也说：“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此处所谓的“宗”，即指宗子，故而尊奉宗子就是尊敬祖先之意。宗子享有许多特权，如《仪礼·丧服》篇所说的财产权：“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又如《仪礼·士昏礼》中所描述的婚嫁之时必须经过宗子的同意和主持。宗族成员每有大事，必须禀告宗子，宗子对宗族成员也有教导权和惩罚权。而在宗子这些诸多的特权之中，首要的则是祭祀权。在传统宗法制度中，并不是所有的子孙都有主祭权的，只有身为嫡长的宗子才能主祭，此即所谓“继别者祭别，继祢者祭祢，继祖者祭祖，继曾祖者祭曾祖，继高祖者祭高祖，各有所继，各有所祭”是也。这些大宗、小宗的宗子各有所继、各有所祭，而其余诸子非所当继者皆不得祭。正如《礼记·丧服小记》所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曲礼下》亦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王制》又云：“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清儒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卷二说：“祭必以子，子必有兄弟。但周制兄弟最严嫡庶，不惟嫡庶并严长次。惟长嫡可以主祭，次嫡与庶皆名支子则皆不得主祭。然此惟封建之世，天子诸侯卿大夫惟长嫡得袭，次嫡即不袭故。古之重嫡非重嫡也，重贵也。”正因为“大宗，尊之统也”，作为宗族核心和象征的宗子，又肩负着祭祀和陵庙主的任务，是以必须垂之永久的理论基础，此乃儒学经义之明文。这其中，若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祭祀时，则庶子称为“介子”。介，“副”之意，以表示不敢僭越宗子。《礼记·曾子问》云：“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孔颖达疏：“介子某，介子，谓庶子为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后亦称庶子有官爵者。《礼记·内则》又云：“嫡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后敢私祭。”
在传统文化概念里，宗子是族人依赖和服从的主要权威，也是国家借以管辖宗族人口的中介。宗子在宗族内部的广泛权力，实际上具有国家基层行政与司法权的性质。在理论上，无论经过多少世代，大宗都对本宗所有后裔拥有管辖和处置权，藉此而将本宗所有后裔始终联结成一个具有实体性的宗族团体，故而大宗是“百世不迁之宗”。宗族的每个成员除对大宗有尊奉和服从的关系外，还对一定近亲范围内的某些亲属有尊奉和服从关系。按照《礼记》的解释，一个因不是嫡长子而不能作为其继承人者，须尊奉父亲的继承人为小宗，即“继祢者为小宗”。如果这个人的父亲也不是祖父的继承人，则这个人还要尊奉其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如果祖父也不是曾祖父的继承人，则要尊奉其曾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如果曾祖父也不是高祖父的继承人，则要尊奉高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按《礼记》的记述，继承高祖父的小宗，即五世祖的继承人，是距一个人亲属关系最远的小宗。小宗传至第五代，另分出各支小宗。所以六世祖的继承人则不再被奉为小宗，此即所谓“祖迁于上，宗易于下”。
概言之，所谓嫡子、嫡孙，其本意即专指宗子一人而已，这是两千年传统中国极其清晰的一个概念。惜乎今人不察，乃至错讹之谓，屡见不鲜，贻笑之余，殊为可叹。
除此之外，经籍中的记载，还有如下几个与嫡子相对的概念：
余子：先秦卿大夫正妻所生的嫡长子以外的儿子。《左传·宣公二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而为之四，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杜预注：“余子，嫡子之母弟也。”但文献中，余子有时也泛指除嫡子之外的其他之子，如《吕氏春秋·报更》：“张仪，魏氏余子也。”高诱注：“大夫庶子为余子，受氏为张。”
支子：与“宗子”相对而言。宗法制度称嫡妻所生的次子以下的儿子及姬妾所生的儿子为“支子”。《仪礼·丧服传》：“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贾公彦疏：“支子则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称。言谓妾子得后人，適(嫡)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后人，是以变庶言支。支者取支条之义，不限妾子而已。”
庶子：妾所生之子。《左传· 宣公二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嫡)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杜预注：“余子，适(嫡)子之母弟也，亦治余子之政。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礼记·内则》：“适(嫡)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
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基础，由宗法、丧服与庙制三者而奠基和构成。儒家的宗族理论以尊尊统亲亲为核心，又兼及贤贤之意。宗族活动则以丧祭为核心，究其实，其意乃重在人伦。在宗法、丧服、庙制三者之间，也并非完全对应，而是各有侧重，这充分展现出了儒家宗族理论的细腻、丰富与周全。诚如当代著名礼家周何先生所云：
经由这三种制度的推广实行，无论是从纵的维系或横的关联，强化了家族组织，凝固了家族观念，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特有的异彩，影响我国的历史社会以迄于清末民初两千余年。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夸耀，谈到亲属关系以及人际的对应分寸，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和犹太人认识最为清楚。而且也只有这两大民族所表现的凝聚力、向心力最为强大。这些特性反映在政治、教育、社会生活、乃至文学等不同的层面，都具有丰富的历史验证。追根溯源，当归功于浓厚的家族观念和严密的家族组织，而这些却又源出于宗法、封建和丧服制度的设计和推广。如此重要的中国文化传承的大事，现下了解的人实在不多，更遑论讨论这类事应有的关切和责任了。（《古礼今谈》“丧服制度”）
天下衣冠仰圣门，宣尼弦歌有子孙。古之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通三统”即通三王之统，历史上，凡王朝更迭，为表示尊礼前王，新王甫立必封赠前二代王之后为“公”，二王之后与己为三，称为通天下三王之统。从儒学经义理论上来说，“三统”实则几乎包含了一切礼制。孔子乃道德之渊薮，中华文明更实赖孔子而大成，故而历史上历代王朝对孔子嫡裔的优礼也是渊源有自、清晰可考。同理，孔子为孔氏之始祖，但能作为孔子之“嫡孙”者，也正是被历代王朝所封赠的孔氏大宗主一人而已，余者，则不可曰“嫡”，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和简单的道理。
作者：李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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