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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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初坚持要去撒哈拉沙漠的人是我，而不是荷西。
后来长期留了下来，又是为了荷西，不是为了我。我的半生，飘流过很多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也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
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
等我再回到西班牙来定居时，因为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片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是西国的属地，我怀念渴想往它奔去的欲望就又一度在苦痛着我了。
这种情怀，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几乎被他们视为一个笑话。
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
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也——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等我给自己排好时间，预备去沙漠住一年时，除了我的父亲鼓励我之外，另外只有一个朋友，他不笑话我，也不阻止我，更不拖累我。他，默默的收拾了行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我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我。他知道我是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我不会改变计划的。
在这个人为了爱情去沙漠里受苦时，我心里已经决定要跟他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了。
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荷西。
这都是两年以前的旧事了。
荷西去沙漠之后，我结束了一切的琐事，谁也没有告别。上机前，给同租房子的三个西班牙女友留下了信和房租。关上了门出来，也这样关上了我一度熟悉的生活方式，向未知的大漠奔去。
飞机停在活动房子的阿雍机场时，我见到了分别三个月的荷西。他那天穿着卡其布土色如军装式的衬衫，很长的牛仔裤，拥抱我的手臂很有力，双手却粗糙不堪，头发胡子上盖满了黄黄的尘土，风将他的脸吹得焦红，嘴唇是干裂的，眼光却好似有受了创伤的隐痛。
我看见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居然在外形和面部表情上有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令我心里震惊的抽痛了一下。
我这才联想到，我马上要面对的生活，在我，已成了一个重大考验的事实，而不再是我理想中甚而含着浪漫情调的幼稚想法了。
从机场出来，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很难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半生的乡愁，一旦回归这片土地，感触不能自己。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荷西静静的等着我，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在它怀抱里了。”
我点点头，喉咙被梗住了。
“异乡人，走吧！”
荷西在多年前就叫我这个名字，那不是因为当时卡缪的小说正在流行，那是因为“异乡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确切的称呼。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份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机场空荡荡的，少数下机的人，早已走光了。
荷西肩起了我的大箱子，我背着背包，一手提了一个枕头套，跟着他迈步走去。
从机场到荷西租下已经半个月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因为我的箱子和书刊都很重，我们走得很慢，沿途偶尔开过几辆车，我们伸手要搭车，没有人停下来。走了快四十分种，我们转进一个斜坡，到了一条硬路上，这才看见了炊烟和人家。
荷西在风里对我说：“你看，这就是阿雍城的外围，我们的家就在下面。”
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
我第一次看见了这些总爱穿深蓝色布料的民族，对于我而言，这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的幻境里去了。
风里带过来小女孩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
有了人的地方，就有了说不出的生气和趣味。
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的滋长着，它，并不是挣扎着在生存，对于沙漠的居民而言，他们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
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终于，我们走进了一条长街，街旁有零落的空心砖的四方房子散落在夕阳下。
我特别看到连在一排的房子最后一幢很小的、有长圆形的拱门，直觉告诉我，那一定就是我的。
荷西果然向那间小屋走去，他汗流浃背的将大箱子丢在门口，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
这个家的正对面，是一大片垃圾场，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谷，再远就是广大的天空。
家后面是一个高坡，没有沙，有大块的硬石头和硬土。邻居们的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不断的风剧烈的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长裙。
荷西开门时，我将肩上沉重的背包脱下来。
暗淡的一条短短的走廊露在眼前。
荷西将我从背后拎起来，他说：“我们的第一个家，我抱你进去，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太太了。”
这是一种很平淡深远的结合，我从来没有热烈的爱过他，但是我一样觉得十分幸福而舒适。
荷西走了四大步，走廊就走尽了，我抬眼便看见房子中间那一块四方形的大洞，洞外是鸽灰色的天空。
我挣扎着下地来，丢下手里的枕头套，赶快去看房间。
这个房子其实不必走路，站在大洞洞下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一间较大的面向着街，我去走了一下，是横四大步，直五大步。
另外一间，小得放下一个大床之外，只有进门的地方，还有手臂那么宽大的一条横的空间。
厨房是四张报纸平铺起来那么大，有一个污黄色裂了的水槽，还有一个水泥砌的平台。
浴室有抽水马桶，没有水箱，有洗脸池，还有一个令人看了大吃一惊的白浴缸，它完全是达达派的艺术产品—不实际去用它，它就是雕塑。
我这时才想上厨房浴室外的石阶去，看看通到哪里。荷西说：“不用看了，上面是公用天台，明天再上去吧。我前几天也买了一只母羊，正跟房东的混在一起养，以后我们可以有鲜奶喝。”
听见我们居然有一只羊，我意外的惊喜了一大阵。荷西急着问我对家的第一印象。
我听见自己近似做作的声音很紧张的在回答他：“很好，我喜欢，真的，我们慢慢来布置。”
说这话时，我还在拼命打量这一切，地是水泥地，糊得高低不平，墙是空心砖原来的深灰色，上面没有再涂石灰，砖块接缝地方的干水泥就赤裸裸的挂在那儿。
抬头看看，光秃秃吊着的灯泡很小，电线上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墙左角上面有个缺口，风不断的灌进来。打开水龙头，流出来几滴浓浓绿绿的液体，没有一滴水。我望着好似要垮下来的屋顶，问荷西：“这儿多少钱一个月的房租？”
“一万，水电不在内。”（约七千台币）
“水贵吗？”
“一汽油桶装满是九十块，明天就要去申请市政府送水。”我嗒然坐在大箱子上，默然不语。
“好，现在我们马上去镇上买个冰箱，买些菜，民生问题要快快解决。”
我连忙提了枕头套跟他又出门去。
这一路上有人家，有沙地，有坟场，有汽油站，走到天快全暗下来了，镇上的灯光才看到了。
“这是银行，那是市政府，法院在右边，邮局在法院楼下，商店有好几家，我们公司的总办公室是前面那一大排，有绿光的是酒店，外面漆黄土色的是电影院——。”“那排公寓这么整齐，是谁住的？你看，那个大白房子里有树，有游泳池——我听见音乐从白纱窗帘里飘出来的那个大厦也是酒家吗？”
“公寓是高级职员的宿舍，白房子是总督的家，当然有花园，你听见的音乐是军官俱乐部——。”
“啊呀，有一个回教皇宫城堡哪，荷西，你看——。”“那是国家旅馆，四颗星的，给政府要人来住的，不是皇宫。”
“沙哈拉威人住哪里？我看见好多。”
“他们住在镇上，镇外，都有，我们住的一带叫坟场区，以后你如果叫计程车，就这么说。”
“有计程车？”
“有，还都是朋驰牌的，等一下买好了东西我们就找一辆坐回去。”
在同样的杂货店里，我们买下了一个极小的冰箱，买了一只冷冻鸡，一个煤气炉，一条毯子。
“这些事情不是我早先不弄，我怕先买了，你不中意，现在给你自己来挑。”荷西低声下气的在解释。
我能挑什么？小冰箱这家店只有一个，煤气炉都是一样的，再一想到刚刚租下的灰暗的家，我什么兴趣都没有了。付钱的时候，我打开枕头套来，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也来付一点。”
这是过去跟荷西做朋友时的旧习惯，搭伙用钱。
荷西不知道我手里老是拎着的东西是什么，他伸头过来一看，吓了天大的一跳，一把将枕头套抱在胸口，又一面伸手掏口袋，付清了商店的钱。
等我们到了外面时，他才轻声问我：“你哪里弄来的那么多钱？怎么放在枕头套里也不讲一声。”
“是爸爸给我的，我都带来了。”
荷西绷着脸不响，我在风里定定的望着他。
“我想——我想，你不可能习惯长住沙漠的，你旅行结束，我就辞工，一起走吧！”
“为什么？我抱怨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辞工作？”荷西拍拍枕头套，对我很忍耐的笑了笑。
“你的来撒哈拉，是一件表面倔强而内心浪漫的事件，你很快就会厌它。你有那么多钱，你的日子不会肯跟别人一样过。”
“钱不是我的，是父亲的，我不用。”
“那好，明天早晨我们就存进银行，你——今后就用我赚的薪水过日子，好歹都要过下去。”
我听见他的话，几乎愤怒起来。这么多年的相识，这么多国家单独的流浪，就为了这一点钱，到头来我在他眼里还是个没有份量的虚荣女子。我想反击他，但是没有开口，我的潜力，将来的生活会为我证明出来的。现在多讲都是白费口舌。
那第一个星期五的夜间，我果然坐了一辆朋驰大桥车回坟场区的家来。
沙漠的第一夜，我缩在睡袋里，荷西包着薄薄的毯子，在近乎零度的气温下，我们只在水泥地上铺了帐篷的一块帆布，冻到天亮。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去镇上法院申请结婚的事情，又买了一个价格贵得没有道理的床垫，床架是不去梦想了。
荷西在市政府申请送水时，我又去买了五大张沙哈拉威人用的粗草席、一个锅、四个盘子、叉匙各两份，刀，我们两个现成的合起来有十一把，都可当菜刀用，所以不再买。又买了水桶、扫把、刷子、衣夹、肥皂、油米糖醋……。
东西贵得令人灰心，我拿着荷西给我薄薄的一叠钱，不敢再买下去。
父亲的钱，进了中央银行的定期存户，要半年后才可动用，利息是零点四六。
中午回家来，方才去拜访了房东一家，他是个很慷慨的沙哈拉威人，起码第一次的印象彼此都很好。
我们借了他半桶水，荷西在天台上清洗大水桶内的脏东西，我先煮饭，米熟了，倒出来，再用同样的锅做了半只鸡。
坐在草席上吃饭时，荷西说：“白饭你撒了盐吗？”“没有啊，用房东借的水做的。”
我们这才想起来，阿雍的水是深井里抽出来的浓咸水，不是淡水。
荷西平日在公司吃饭，自然不会想到这件事。
那个家，虽然买了一些东西，但是看得见的只是地上铺满的席子，我们整个周末都在洗扫工作，天窗的洞洞里，开始有吱吱怪叫的沙哈拉威小孩子们在探头探脑。
星期天晚上，荷西要离家去磷矿工地了，我问他明日下午来不来，他说要来的，他工作的地方，与我们租的房子有快一百公里来回的路程。
那个家，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有男主人，平日荷西下班了赶回来，夜深了，再坐交通车回宿舍。我白天一个人去镇上，午后不热了也会有沙哈拉威邻居来。
结婚的文件弄得很慢。我经过外籍军团退休司令的介绍，常常跟了卖水的大卡车，去附近几百里方圆的沙漠奔驰，夜间我自己搭帐篷睡在游牧民族的附近，因为军团司令的关照，没有人敢动我。我总也会带了白糖、尼龙龟线、药、烟之类的东西送给一无所有的居民。
只有在深入大漠里，看日出日落时一群群飞奔野羚羊的美景时，我的心才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枯燥和艰苦。这样过了两个月独自常常出镇去旅行的日子。
结婚的事在我们马德里原户籍地区法院公告时，我知道我快真正安定下来了。
家，也突然成了一个离不开的地方。
那只我们的山羊，每次我去捉来挤奶，它都要跳起来用角顶我，我每天要买很多的牧草和麦子给它吃，房东还是不很高兴我们借他的羊栏。
有的时候，我去晚了一点，羊奶早已被房东的太太挤光了。我很想爱护这只羊，但是它不肯认我，也不认荷西，结果我们就将它送给房东了，不再去勉强它。
结婚前那一阵，荷西为了多赚钱，夜班也代人上，他日以继夜的工作，我们无法常常见面。家，没有他来，我许多粗重的事也自己动手做了。
邻近除了沙哈拉威人之外，也住了一家西班牙人，这个太太是个健悍的卡纳利群岛来的女人。
每次她去买淡水，总是约了我一起去。
走路去时水箱是空的，当然跟得上她的步子。
等到买好十公升的淡水，我总是叫她先走。
“你那么没有用？这一生难道没有提过水吗？”她大声嘲笑我。
“我——这个很重，你先走——别等我。”
灼人的烈日下，我双手提着水箱的柄，走四五步，就停下来，喘一口气，再提十几步，再停，再走，汗流如雨，脊椎痛得发抖，面红耳赤，步子也软了，而家，还是远远的一个小黑点，似乎永远不会走到。
提水到家，我马上平躺在席子上，这样我的脊椎就可以少痛一些。
有时候煤气用完了，我没有气力将空桶拖去镇上换，计程车要先走路到镇上去叫，我又懒得去。
于是，我常常借了邻居的铁皮炭炉子，蹲在门外扇火，烟呛得眼泪流个不停。
在这种时候，我总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千里眼，不然，她美丽的面颊要为她最爱的女儿浸湿了——我的女儿是我们捧在手里，掌上明珠也似的扶养大的啊！她一定会这样软弱的哭出来。
我并不气馁，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是可贵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