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修：回忆我的黄石师专生活
一梦：
昨天偶尔谈起黄石师专，引起无限感慨。我这一生所就读与工作过的所有学校都一一走进了历史。改朝换代前后就读的水洪口三入小学，早已消亡；离开家乡就读的黄石一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黄石师范学院的建立而寿终正寝；接着就读的黄石师专随着三面红旗的破产而夭折：这样，我就成了一个没有母校的孤魂野鬼了。我所工作的第一所学校是在我毕业之年新建的黄石市教师进修学院，它仅仅只生存了两年（后来恢复重建改名黄石教育学院，最终也是归零）；由进修学院合并至大冶师范，工作了四十年，在我离开讲台之年被宣布撤销，整体并入黄石高专。我的履历很单纯，但履历表中所载的生存之树都已连根拔起，归于虚无缥缈之境，真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真成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也可以说是惶惶然的丧家之犬。言念及此，曷可胜叹。
现在六十岁以下的黄石市民恐怕已没有多少人知道黄石大学、黄石师专为何物了，就连你这不也对之茫然吗？黄石师专既然存在过，而且总算培养了一批学生（我不好意思用“人才”一词），总应该让它留下哪怕一丝痕迹吧。我希望你能做做这个工作，我愿意陪同你一起去访问张实先生，从黄石师专开办到下马，他经历了全过程，是硕果仅存的一位。
回来重读我所写的回忆文章，其中关于黄石师专的部分，对你也许有所帮助，现在传个你。
李全修 2016/04/10
高考落榜
1958年的暑假，我是在忐忑不安之中度过的。
反右以后，学校生活又恢复到常态。学校领导再没有找我谈话，周围的人好像也没有怎么对我另眼相看。在学习上我仍然居于前列，临近高考，我也跟其他同学一样积极备考。对考大学，我表面信心十足，但在内心，仍存在一丝不安。1958年的高考，是反右斗争以后的第一次高考，第一次明确强调在大学录取中要贯彻阶级路线。我出身不好，三个哥哥在台湾，一个姐姐新近被打成右派，我自己又有“郁金香事件”的政治问题，像我这样复杂的情况，组织上会因为看中我的学习成绩而对我高抬贵手么？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高考时，学校并没有剥夺我们这些“毒草”炮制者的报考资格，这让我对考上大学产生了希望。我自己安慰自己：我毕竟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我毕竟没有戴上右派帽子，我毕竟还只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学生，组织上总不会一棍子把人打死吧。怀着这种侥幸心理，我参加了考试，并为自己顺利完成答卷而感到欣慰，暗自思忖，除非完全不论分数，我应该不会落榜。
高考结束后，我在大姐那里等待通知。因为觉得自己考得不错，又对组织上的宽容抱有幻想，就完全没有朝落榜的方向去考虑。我暗自安慰自己，没有一流的大学读，总该会有二三流的大学读吧。所以在等待通知的这段日子里，虽然有些忐忑不安，但并不感到十分焦虑。
过了一段日子，同院居住的黄石市卫生局副局长家的两个孩子接到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的通知，而我却没有丝毫消息，我的不安开始加重。又过了一些日子，仍然没有消息，我有些发慌了，数着日子，焦急地等待着那决定我命运的通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炎热的八月的某一天，我无所事事地呆在外甥三多住的屋子里。大姐走了进来，递给我一封信，语气沉重地说：“通知来了。”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我根本没有去想大姐为什么会什么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我的心噗嗵噗嗵地跳着，下意识地接过通知。恍恍惚惚中，我看见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又看见信封下面一行寄信单位的名称被莫名其妙地用毛笔浓浓地涂掉了。我一阵茫然，看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怔了一会，我忙抽出信封里面装着的通知，这是一张打印的简短的“通知书”，姓名是填进去的。第一段只有一句话：“今年湖北省高等学校联合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根据录取新生的结果，你未被录取。”读这一句话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我反复地默念着这一句，却怎么也弄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看看通知，又看看信封，硬是搞不清楚这句话的含义。这种恍惚状态大概持续了一刻钟，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定下心再把通知读一遍，终于明白：通知是告诉我，我高考落榜了。读懂了通知的意思，顿时全身发软，浑身冒汗，感到天塌地陷，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欲哭无泪。
我开始羞于见人，害怕人们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害怕人们讥笑我这个高材生考“刮”了，不顾天气炎热，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傍晚时分，大姐怕我憋出病来，强制我跟她一起出去散心。我跟随她走出屋子，看见别人说话，就以为是在议论自己。硬着头皮跟着大姐走到了三医院前面的桥上，正好碰见二班的殷正桦同学。他告诉我，他落榜了，并且已经知道我也落榜了。他还告诉我，他们班的董相治和我们班的张健心、戴振华也都落榜了。殷正桦和董相治都是二班的优等生，董还是团员班干。虽然殷的父亲有历史问题，董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但是他们并没有“郁金香事件”之类的“污点”呀，难道仅仅因为家庭的问题就非得让他们落榜不可吗？我们班张健心同学的落榜更大出所有人的意外。我与她从初中到高中同班六年，初中时她就以学习刻苦而闻名，到了高中更成为全校公认的学习尖子。她不仅学习好，表现也好，遵守纪律，要求进步，是典型的三好生，也是党的驯服工具。初中时担任过班学习委员、班长，高中阶段更先后担任学生会学习部长和学生会副主席。尽管她本人又红又专，但她有一个无法摆脱的致命的问题，就是她的父亲解放前政法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过法官。在特别强调贯彻阶级路线的1958年高考中，仅此一条，就决定了她难逃落榜的命运，无论她本人多么优秀。
听了殷正桦告诉我的消息，我的心情很复杂。他们那么优秀却被大学无情地拒之门外，我为他们惋惜，觉得这太不公平；看到被命运作弄的并非我一人，还有这么多同学“陪斩”，我又多少感到一点安慰。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一种近于幸灾乐祸的心理。此后，我渐渐从痛不欲生之中走出来，虽然仍然以落榜为我一生之中最大的耻辱，虽然仍然羞于见人，虽然心头仍然蒙着一层浓重的阴影，但是一种项羽式的阿Q精神渐渐产生了。项羽失败了，他并不承认，他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同样，高考落榜了，并不是我不行，而是命运对我不公。
后来渐渐得知，我们这一届毕业生的命运，是被学校里少数几个人控制的。具体负责的是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此公是从港务局调来的一个工人，协助他的是本届几个被保送的学生党员。高考录取时，我们就像棋子一样任由这几人摆布，他们要谁上谁就上，他们要谁下谁就下，他们要谁进哪所大学就进哪所大学。那位组织委员喜欢打篮球，据说一些篮球打得好的学生也因此而沾光。
高考落榜是我一生的痛，使我抱恨终生，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自己因高考不顺而忧心忡忡。2001 年在写给高中同学的一组诗中，有两首就记录了这种伤痛的心情：
乍起风云五七年，寒凝大地百花殚。
嵇康骨鲠遭时忌，扬子文章覆瓿残。
缄口恩师未逃劫，弄毫弟子险加冠。
忧心悄悄凭谁诉，一夕数惊觉梦寒。
诸君折桂赴蟾宫，数子向隅悲路穷。
六载功夫付流水，一朝大翼坠长空。
天之亡我非战罪，命不由人类断蓬。
幸有茅檐供栖止，无言拂雪度寒冬。
我和张健心这一批同学的落榜，在下几届的学生中引起了相当的震撼。尤其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对我们的落榜更是感同身受，兔死狐悲。例如比我低两届的薛培刚、袁福宝、陈宗善三位同学从我们的遭遇感到了自己的危机，觉得继续读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不如早点参加工作，就在读完高一后，相约退学了。
上面诗里“幸有茅檐供栖止”一句中的“茅檐”是喻指黄石师专。1958年秋季，在我高考落榜、前途渺茫、彷徨无望的时候，是黄石师专收容了我。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不仅在经济上“放卫星”、“超英赶美”，在文化教育上也同样发起了“大跃进”，各地级市和专区争相举办大学。作为湖北省第二大城市的黄石市自然不甘落后，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下，也在短时间之内办起了一所大学。在那敢想敢干的岁月，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在既没有自己的校舍，又没有自己的教师队伍，也没有学生报考的情况下，1958年十月间，黄石市的决策者们硬是把“黄石大学”的牌子挂起来了。而且规格颇高，由黄石市委书记、九级高干孙德枢兼任校长；规模也颇大，由工专、医专、师专三个部分组成。三个部分基本独立，有各自的校名：黄石工业专科学校（简称黄石工专），黄石医学专科学校（简称黄石医专），黄石师范专科学校（简称黄石师专）。但它们没有自己的地盘，工专寄居于武钢技校，医专寄居于黄石卫校，师专寄居于黄石一中。
黄石大学开办没有赶上当年高校联合招生，只得自己临时招兵买马。于是，我在九月初收到了由母校黄石一中寄来的一封油印信，姓名是填进去的。现在将这封信照录在下面：
亲爱的李全修同学：
现在“黄石大学”决定开办了。决定办三个部分。分为工专：里面分为四个专业，即纺织、冶金化工、采矿、机械制造。医专只一个医疗专业。以上各专业均各招六十名。师专分语文、数学两个专业各招三十名。凡参加本届本省未录取之男女青年均可凭不录取通知单前来报名，可以重新填写志愿不再考试择优录取。
如果你愿意升学的话，不一定本人来，可写信给我们，将“不录取通知单”寄来并表明愿意报考什么专业，我们可以代为报名。如能亲自来更好，请你慎重考虑，早日决定。
此致
敬礼！
黄石一中 八月廿三日
这封信刻得很潦草，语言也不十分规范，可见是份“急就章”。刚开办的黄石大学正在急于寻找生源。
接到这个通知后的某一天，大姐来找我谈，动员我去读黄石师专。当时，我还不懂世事，对于考大学“贼心不死”，还想明年继续报考，并且天真地以为，以后或许会宽容我们、不再继续禁锢我们。而且，我是一个很自负的人，有人说：“头可断，血可流，中大、华大不可读。”中大、华大是现在全国重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六十年前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名，一些高中毕业的“高材生”都只把眼睛盯着北大、清华、南开、复旦、武大、中山大学等综合大学，对中大、华大这样的正规大学也不屑一顾。我也算是一个“高材生”，怎么愿意去读这名不见经传的黄石大学呢？我从黄石一中毕业了，又回头到一中的校园里去读什么黄石师专，这叫我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我吞吞吐吐地向大姐表示，不愿意去读师专，想等明年再考。大姐要比我现实得多，她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再考也是白考，她以少有的严肃态度教训了我几句，对我说：“你还不愿意去读，要不是你建平哥去说好话，别人还不要你呢。”大姐做出这样的决定，心里一定很痛苦，她对我一直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遭遇。听了大姐的话，我的心里也一阵悲凉，我只好屈服于残酷的现实，接受命运的安排，屈辱地回到黄石一中，进了黄石师专。
黄石一中腾出的两间教室、四五间教师宿舍、四五间学生宿舍，就成了新诞生的黄石师专的校舍。这教室还是我原来高中的教室，这寝室也是我原来高中的寝室；每天见面的是高中时代的老师和下两届的同学，我不知道他们是用同情还是耻笑的眼光看我，这些眼光令我感到如同芒刺在背。我认为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因此而对黄石师专的一切感到格格不入。
不知是持有“不录取通知单”的同学愿意报考黄石大学的人太少，还是因为黄石大学的政审过于严格，黄石师专两个专业各三十名的招生计划并没有完成。应届高中毕业生仅有我、殷正桦和张朝康三个人来就读。殷正桦之所以能够进来，大概是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虽然他的父亲有问题；张朝康是安陆人，有个哥哥在大冶钢厂工作，他是通过这个哥哥的关系进来的，至于极其聪明的他为什么会高考落榜，则不问可知，是因为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不到人，只好临时从黄石市的各所小学抽调了四十余名优秀教师来填补，这些“调干生”大多是近几年新从湖北省实验师范毕业的。但即使这样，两个专业总共也只招到了四十人，仅占计划的三分之二。有了这四十人，黄石师专终于在1958年的十月开学了。
“调干生”们是特地选拔出来加以培养的，我们三个高中生则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被网开一面予以收容的，刚开始一段时间，两者之间壁垒森严，有些互不买帐。调干生认为自己是被选拔出来的，不是党员就是团员，政治上得到组织的信任，而我们三个高中生则都是“白身”，并因政治原因而高考落榜，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我们面前常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政治上的优越感；我们三个则认为自己是高中毕业的高材生，文化水平要超出他们一截，只是因为时运不济，这才“龙游浅水”、“虎落平阳”，所以在他们面前也怀有另一种性质的优越感。两种优越感相碰，必然会产生矛盾。在入学后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调干”的同学（记得好像是尹章树）在发言时把他的政治优越感表现得十分露骨，脾气犟的殷正桦忍受不了这种刺激，当场与之发生冲突，大闹了一场，结果不欢而散。
这一段，我的心情只能用“郁闷”两个字来概括。笑容从我脸上消失了，原来多嘴多舌的我变得寡言少语，原来活泼好动的我变得自我封闭。心境的变化必然表现在言语举止上，我郁郁寡欢，暮气沉沉，不愿意多与人交往。大家看到我这个样子，就给我这个年龄最小的同学取了一个雅号，叫我“老夫子”。“老夫子”这个诨名很恰当地表现了我当时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
这种格格不入、萎靡不振的状况并没有维持很久。这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我毕竟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我不可能永远沉溺在郁闷与感伤之中；另一方面也与大家对我的态度有关。随着互相熟悉，我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融洽起来。他们虽然有政治优越感或者说是自豪感，但并没有歧视我的意思。他们把我看作小弟弟，给予关怀甚至呵护。他们也欣赏我的聪明，给我取“老夫子”的雅号就含有承认我读书多、在学习上具有优势的一层意思。他们在喊我“老夫子”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亲昵的感情。像李毅、陈纯静、安志英、陶婉春、杨庆珍、杨慧珍这些年长我好多的女同学，都像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一样对待我；在男同学中，我同周德华、董人西更成了可以“割头换颈”的朋友。这种经过艰难“磨合”而产生的友谊，弥足珍贵。
师专开办了中文、数学两个专业，各一个班。我所在的中文班名单如下：
李 毅 陈纯静 安志英 周德华 杨吉时 杨慧珍 杨庆珍
陶婉春 尹章树 蒋某某 王天予 罗楚圻 郑世华 潘朝阳
董人西 刘英华 刘少华 李全修 胡昌德 ……
融洽的师生关系
世界上恐怕没有比黄石师专更精简更袖珍的大学了。在我们进校的时候，师专的师生员工统统加起来也不过六十余人。校长由黄石一中校长兼任，校长之下好像并没有设置中层机构。除一个图书管理员外，好像也没有任何职员。教师也常常承担教学以外的事务。在师专，真是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人。
教师以青年居多，在中文科任教的共有八位老师：
教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是张绍贤老师。张老师是黄石一中的首届毕业生，外号“秀才”，锦心绣口，儒雅风流，在一中读书时就名满校园。1955年进入武大中文系就读，因成绩优秀，被提前一年于1958年毕业，以支援新建的黄石师专。
一毕业就担纲一门重要课程，而且处于教改的年月，没有现成的教材，得由自己编写讲义，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张老师很刻苦，为备课每天都要熬到深夜。他擅长表达，又很有风度，讲课很受同学欢迎。
他本来是作为优秀学生提前毕业的，开始时，还能为当一名大学老师而志得意满。但在1959年得知他的一些正常毕业的同学有不少人进了北京，并分配到了好工作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原来，1955年北大等校改为五年制，而武大仍是四年制，这样，1959年武大中文系毕业生就成了抢手的紧俏商品，这给了他们一个机遇，让他们占据了一些重要位置。而作为优秀学生提前毕业的张老师却恰恰失去了这个机会。这真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但是他很快就从失落中走了出来，一如以往，努力工作。俗话说，只要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他毕竟是个人才，师专虽然庙小，只要真是神仙，照样能够显灵。以他的基础和钻研精神，他很快就成了黄石师专中文科的台柱子，深受学生敬爱。
1962年以后，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已有相当规模、并在南湖选好校址建起了部分楼房的黄石师专被迫下马，张老师被安排到市文教局。以此为起点，逐渐走进政界，最后担任了黄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石市文联主席，成了黄石市文坛的盟主。
教文学概论和写作的是宋顺源老师。宋老师是张绍贤老师武大的同学，也是提前一年毕业而来师专任教的。宋老师不善言谈，但为人忠厚。黄石师专下马后，他被安排在黄石二中任教。
教现代汉语的是曾玉珍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师专下马后，调至黄石三中任教。
教古代文学的先后有两位老先生，一位是马文老师，一位是王楷元老师。
马老师出生于1901年，阳新人，董必武的学生。大革命时期追随董老参加革命，加入过“CY”（社会主义青年团）。“四一二”政变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四处藏躲，曾被逼在九华山出家为僧以躲避追捕。险恶的环境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大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并因此而脱离了革命组织。解放前，曾断断续续在各地教书糊口。解放后，于1951年被安排在大冶师范任教，1959年调来黄石师专教古代文学。
马老师很渊博，读的书多，记性又好，是公认的“活字典”；但因为曾经精神失常，头脑不是很清醒，不能把他掌握的知识用足用好。有的人只有三分知识，用起来使人觉得他好像有十分；马老师相反，他有十分知识，却顶多只能用出三分来。就好像一支牙膏，要别人去挤它，牙膏才能出来，没有人挤，它自己是出不来的。马老师就是这样，肚子里的货多，可供别人咨询，他自己是不用的，也不知道怎么用。不怀恶意的人说，这是“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充分肯定了他“有货”的事实；刻薄的人则比喻为“两脚书橱”，讥笑他“食古不化”。
马老师上课爱“扯野棉花”，兴头来了，一声“诸位”，就离开教学内容，手舞足蹈，大讲特讲古书中的故事。这时，他呈现出一种亢奋的状态，沉湎其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讲课，任情驰骋，收不住缰绳。大约在这时，他才找回了青春时期意气飞扬的状态。
黄石师专下马后，马老师又回到大冶师范任教，成了我的同事。他还是和从前一样，整天抱着书看，图书室的书几乎被他看遍了。他生活清贫，衣着陈旧，一副寒酸老学究的形象。谁也不会把眼前的他与大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青年职业革命者联系起来。他烟瘾极大，三年困难时期，没有烟抽，烟瘾发了，不仅在公众场合捡过别人扔在地下的烟屁股，还抽过旧棉絮。后来到了退休年龄，领导找他谈话，要他退休，他说：“我的老师董老还没有退休，我怎么能退休呢？”退休以后，他爱读书的习惯依旧，每隔三四天就来学校图书室还书借书。
王楷元老师是黄陂人，年纪比马老师略小。解放前在《新民晚报》或《大公报》当过记者，与革命前辈董必武同志很熟，与文坛宿将叶圣陶先生关系密切，他女儿的名字就是由叶先生给取的。只要有机会到北京去，他都要去看望董老和叶老，并带去武汉特产洪山菜苔作为礼品。解放后，他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任讲师，因为身体不好，从来没有上过讲台。1959年调来黄石师专，为了表示坚决，连家眷和坛坛罐罐也一起带来了。在他搬来的家具中，有一把皮转椅，这是我们在电影中才见过的东西，不少同学都好奇地坐上去尝试它的味道。
王老师因为在旧社会当过记者，见过大人物、大场面，现在来到这小地方，待人接物，无论一般人还是领导，很有一点“说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的味道。在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黄石市一般市民看来，他的形象和行为都颇有些怪异。他剃着平头，因为嗜茶而一口黄牙，不像一个文化人，但鹰钩鼻梁上却架着一付金丝眼镜；他穿着当时罕见的毛哔叽中山装，外面套着同样罕见的呢子大衣，像是一个大干部，却和常人一样等候公共汽车，一样擤完鼻涕后拿手擦，并且极不爱惜他的高级衣服，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席地而坐；和人发生了纠纷，他倚老卖老，不仅骂，还动手打，结果被别人告到学校。他是黄石师专唯一具有讲师职称的教师，我们都期待着听他的课，不料第一次上课他就离开课题破口大骂曾玉珍老师，肆意指责中文科的负责人张绍贤老师，令听课的人无不错愕。后来他和马文老师都被请下讲台，一起被安排到校图书馆去清理图书。在清理图书时，他常常作弄马文老师，马老师说不过他，只有忍气吞声。每当别人提起王老师时，老实巴交、口舌笨拙的马老师总会按捺不住，大声吼道：“那完全是个流氓！”
王老师的怪异，一方面可能源于旧社会记者生涯铸就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有牢骚和不满，故意借“怪异”这个酒杯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1962年以后，党中央提出要尊重知识分子，他在黄石市被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和礼遇，他的怪异之举就逐渐消失了。
教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先后有朱开化老师、韩伟老师和王怀先老师。
朱老师毕业于武大法律系，富有口才。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一个案子中担任辩护律师，打赢了这场别人都认为赢不了的官司，因此而名噪一时。后来湖北师范学院的前身黄石师范学院创立，他调去搞后勤工作，不几年就升到了副院长。在即将被任命为院长时，不幸因患癌症而逝世。
韩伟老师毕业于武大经济系，出身于革命老干部家庭，十三岁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红小鬼”。韩老师体格魁梧，常穿一件深棕色的皮夹克和裤缝笔挺的黄呢军裤，气宇轩昂，是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但性格却温和细腻，透着儒雅，与其外貌形成鲜明对照。他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一边讲，一边板书，讲解羊和斧子如何“等价交换”，语言流畅，声音不大，语速快，那情景至今依然记得。师专下马后，韩老师进入政府机关，离休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驻湖北省特派员办事处副厅级领导干部。
王怀先老师毕业于老湖北大学的法律系，黄石师专下马后，回到了司法队伍。
教心理学、教育学的朱鹏飞老师是从东北师范大学调来的。他刚来时，常穿一件乳白色的风衣，戴一顶与风衣配套的礼帽。这样的装束我们只在外国电影中见过，在当时的黄石市是绝无仅有的，这很令人们对他肃然起敬；再加上他来自东北师大，更令人对他刮目相看。所以在他第一次上课时，引来了不少人听课。听完课后，大家才把他从云端里搬到了人间。
教外国文学的是汪老师，女性，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
教我们的这一群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我们学生的关系极好，这也是我对黄石师专最为怀念的地方。
在八位老师中，除马、王二老之外，其他六位都是新从大学毕业的，年纪比我们班半数以上的同学还年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谦虚谨慎，刻苦钻研，与学生打成一片，不摆架子，不拘形迹。虽然他们没有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架子，却能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学生在他们面前虽然比较随意，体现的却是感情的真诚。这种融洽的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情谊，缩短以至消弭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形成了教学的最好态势，很好地弥补了其他条件的不足。每个老师都了解每个学生，每个学生都了解每位老师，我从未见过哪所学校有过这样融洽的师生关系，这正是所谓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
在中国，最难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历次政治运动都在告诫人们要提高阶级警觉，把什么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鼓励揭发检举，鼓励打小报告。一不小心，几个朋友之间的闲话，就有可能被作为政治思想问题立刻汇报到组织那里去。这使每个人都很紧张，彼此设防，虚与委蛇，不敢讲真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是当时许多人遵循的人际交往的准则。
黄石师专的人际关系却很好，老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干群之间，基本上是融洽的，基本上没有尔虞我诈的现象。虽然人们从不怀疑领导的英明正确，虽然革命的言词都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大家都不甘落后，但是没有伸着鼻子到处嗅“阶级敌人”的猎犬，没有“口里喊哥哥，背后摸家伙”的两面派角色，没有为表现自己进步而不惜落井下石的宵小之辈。因此，大家相处，基本上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也没有互相刻意提防。
刚进师专的那一阵子，因为“郁金香事件”的沉重包袱，我精神萎靡不振，自我封闭，不愿意与人接触交往。待与同学、老师熟悉后，发现大家并没有把我看成一个另类，“打入另册”，而是相处得很亲热，我冰冻的心才逐渐融化。那个时代是不主张宽容的，对发生过的事是不能一风吹的。一个人只要被认为是犯了错误，特别是被认为是犯了政治错误，就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在师专，我在高中的那一段历史，以及造成我高考落榜的原因，老师和同学们都清楚，但是没有人恶意地去揭我心灵上的伤疤，没有人有意拿过去的事说事儿。不仅如此，团组织还反过来找我谈心，要我放下包袱，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入团。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感受不到像反右时黄石一中领导无情地施加于我的那种政治压力。我感激大家的善意，逐渐从郁闷中走出来，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开始融入到这个友善的群体之中。
老师和同学们不仅没有歧视我，反而因为我学习成绩领先而十分器重我。且不说办墙报让我作为核心人物，许多重要活动都让我出头露面。省里的作家下来座谈，我被派为代表；《洪湖赤卫队》来黄石市公演，市里邀请各界与剧团在文化宫座谈，我作为当时黄石市“最高学府”的学生代表被邀参加，我写的一篇评论被《黄石日报》发表；为欢迎狼牙山五壮士中唯一健在的葛振林同志来黄石，市里领导交给师专一项政治任务——写一首歌颂五壮士的朗诵诗，在人民广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朗诵。师专将写作任务交给了我，并由我尊敬的张绍贤老师和曾玉珍老师登台朗诵我这个学生的作品；到燕矶调查人民公社的现状，由我执笔起草调查报告；开展教改，我自然是骨干分子；为了完成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任务已记不得了），学校甚至没有让我参加不可缺少的教育实习，我是唯一没有经过教育实习就参加了工作的学生……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当时十分强调的是政治挂帅，是阶级出身，是“红”的外在标签，但在现实中，人们真正看重的却还是学业和人品。没有谁敢把它说破，但在人们的心里都存有这样一杆称。
宽松的环境使我没有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原来觉得前途渺茫，现在开始对未来怀着憧憬。大概是在一个假期，一天傍晚，我遇见了正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的胡四端，我们在汽车公司附近的马路上边走边谈，一直谈到很晚。我仍为自己的落榜而抱恨，仍为自己只能进入黄石师专这样的大学而难为情，但我同时向他表示，进入师专，未必就没有前途。我说，在师专，我有更多的冒尖机会，如果能被留校，就能获得深造的机会，那样，我这个师专生的前途就未必不如读华师或武师的本科生。
情况还真的差点像我期盼的那样。毕业分配的时候，朱开化老师偷偷告诉我，学校准备让我和张朝康两人留校，这使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着。但在后来宣布留校名单时，却变成了张朝康和杨吉时，不知道是在哪个环节上卡了壳。不过我仍然分配得很好，分配到了刚成立的黄石市教师进修学院。这要比好多华师或武师毕业的高中同学都幸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