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散文：杜鹃花依旧开放 [看后别哭]

黄瑞云(1932—)，教授，湖南娄底人。

一九五八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在湖北工农中学、湖北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任教。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业余进行文学创作。

著有《老子本原》《庄子本原》《论语本原》《诗苑英华》《词苑英华》《历代抒情小赋选》《历代绝妙词三百首》等；参预主编《历代辞赋总汇》。

文学创作有《长梦潇湘夜雨楼诗词集》《溪流集》《快活的答里·坎曼尔》《黄瑞云寓言》《黄瑞云散文集》等。

九资河秋色|余一梦摄

杜鹃花依旧开放

一

我家住在一条山冲的最上头，一个单独的山村小屋，居屋对门是一条不大的山岭，翻过山岭有一道长长的山坳。那里有许多高大的松树，地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的灌木，我们小时候常常在那里放羊，捡柴。一到春天，山里开满了鲜红的杜鹃花。杜鹃花，我们那些山里到处都有，但对门山的杜鹃花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因为小时候常在那里活动。山坳那边又是一道山岭，那是由一系列大石头组成的石脊。石脊那边是一面长达五六百米的山坡，后来大多开垦成了山土。说不清什么原因，我们放羊或捡柴总不越过这道石脊，很少到那边山坡上去。山那边田野较为宽广，从我们的角度，那里被称为“外边”，而我们山里就称为“里头”了。山坡下面有几个小屋，叫做胡家湾。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里给我同胡家湾的一个女孩“订了亲”。女孩名叫玉莲，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她住在哪个屋里。——许多年以后，玉莲告诉我，她到我们“里头”捡柴时看到过我，后来听说对了亲，她就不到我们这边来了。其实我家“里头”和她家“外边”相距不到三里路，却“老死不相往来”。

一九四八年正月十九，我正在家里铡牛草，父亲突然从外面回来，说胡家的祖母死了，女孩马上送过来。家里立即紧张起来，来了一些亲房，我二姐也回来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外面响起了炮竹。我走出来一看，“新人”已经到了地坪里，头上蒙着一块布，竟然还是黑的，因为一时找不到红布，由两个女的搀着。我心里暗忖：“这就是我的妻子？”当她跄跄踉踉地被人搀着踏上我家堂屋前面石头砌的高低不平的台阶时，不知她心里想些什么，是否也有着某种人生的憧憬。

几天之后，我由一个堂哥领着，也以“新人”的身份上门了，送玉莲的祖母上山。玉莲的孝服上加了一块小小的红布，点出她的“新娘”身份。她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悲痛，老是呆呆的。但到她祖母的棺材起动以后，她再也控制不住，呼天抢地，放声恸哭。天下着雨，她滚了一身的泥，头撞伤了，几个年长的妇女流着眼泪，把她死命地揪着。这样一直送上山，她仍伏在棺材上伤心哭泣。

我们就这样成了所谓夫妻。

二

差不多四十年之后，我们到黄石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从玉莲偶然的闲谈中，我才了解到她童年时候的一些情况。

她母亲是平底人，在距我家二十多里的更深的山里，到那里去要翻山越岭。当她母亲来做“新娘”的时候，为了取个平顺吉祥，绕了三十多里较为平坦的路接来；坐了专供新娘用的彩轿。轿子抬了三十里路，平平稳稳，到离家只有三里路了，经过小镇红溪坳，彩轿突然掉了底，众目睽睽之下，新娘从轿子底下掉了出来。这自然非常的不吉利，所以人还没有进门，丈夫就已经嫌厌她了。家里人常说是“千选万选，选个漏灯盏”。她母亲在这个家里没有过一天平顺的生活。她先生了一个儿子，智力倒还不错，不料长到十多岁得了重伤寒成为残废。之后连生了三个女儿。玉莲是她家最小的孩子，母亲怀她时得了水肿病，生下来没几天母亲就死了。她父亲当时想把这个没娘的婴儿送给别人，老祖母可怜这个小孙女，舍不得丢掉，情愿自己来抚养。从血盆里抱起的婴孩要抚养大谈何容易！那时候莫要说牛奶、奶粉之类无从看到，甚至没听说过，连买点饼干泡点浆水都办不到，祖母只能把红苕米饭在嘴里嚼烂一点一点地喂给孩子吃。婴儿本能地要吃奶，祖母把自己干瘪了的奶头让孩子含着。她父亲看了大发脾气，一手抓着她的小脚一甩，婴儿咬得太紧，来不及松开，以至把祖母的奶头咬出血来。婴儿甩到地上半晌才哭出声来。祖母抱起孩子，自己也伤心地哭起来。

这些童年往事，都是后来她祖母讲给她听的。当玉莲偶尔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多次流下了眼泪，但她自己从不流泪，面带微笑，好像都很平常似的。

玉莲的父亲脾气暴躁，中年丧妻，儿子又是残废，家务负担沉重，心里非常之烦。“没有一天不发火，我们都很怕他。”玉莲说。但她谈到父亲的时候，还是满怀敬爱。可能她父亲后来比较喜欢这个小女儿。他抱她出去看过灯，略大一点常带她到小溪里捞鱼虾，到山上去捡蘑菇，甚至还带她去看过一次“人戏”。七岁的时候，祖母带她到姑姑家，对她姑姑说：“你看这造孽的孩子也能走这么远了，带大也好嘛，何必丢掉呢！”姑姑家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平地，田野中间有一条小河，可以在那儿玩水、抓小鱼、洗衣服；到姑姑家去，是玉莲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正月老祖母重病去世，玉莲被送到我家。突然之间，失去了慈爱的祖母，离开了自己的家，生活完全变了个样。当时我家种地主的田，劳动负担重，这是家里要娶媳妇比儿子大的原因。我比玉莲虽说只小两岁，但个子矮小，什么也不懂。我生长发育迟缓，二十岁后还长了四颗牙齿，身材才长高到一米七四。——说是成了夫妻，彼此也不说话，像陌生人似的。加以每天忙得晕头转向，除了吃饭很少待在屋里。

一九四九年秋天，家乡“解放”，那年秋征开始，父亲带领我参加了农村工作。父亲的能力比我强得多，做事很有气魄，敢作敢为。但我有点文化，能说会写，对上面的精神理解得快些。没有多久，我就取而代之，成为全区最年轻的干部，十七岁。“解放”初期，工作紧张，秋征，支援解放大西南，清匪反霸，双减退押，兴修水利，组织春耕生产；工作千头万绪，没日没夜。我白天很少在家，晚上即使回家也到半夜以后。工作可以说全力以赴，但成绩并不佳，自己感到很不适应。这些日子，我和玉莲很少在一起。岳丈家仅隔对门那个小山岭，一年也去不过两三回。她家没有女主人，只有一个残废哥哥，父亲差不多每天不在家。我们去了，玉莲就是主人，烧茶倒水，我倒成了客人，实在也很尴尬。

农村工作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中间还兼教小学，到一九五一年八月，我就读书去了。背个小小的大布背包，那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里面仅有一身替换衣服，一个日记本，别无他物，说走就走了。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分手，我和玉莲会有如此长久的分隔，三十年！

暮色凤凰|余一梦摄

三

我上学得到全家的支持，特别是我哥哥，他把整个家支撑起来。我已有家室，还有了孩子，都要家里人负担。因此家里只能在我离家时，给我一点必不可少的路费，除此再没有钱了。我全靠助学金，助学金只能解决学费和吃饭，长年累月，身上一个钱也没有。由于没有路费，所以并不是每年都回家。玉莲没有文化，无法书信联系，往往经年的不得见面，也无任何音讯。她就这样默默无言地带着孩子，在家里顶班劳动。

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总游移在十名前后。当然对一个没有系统读过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成绩还算可以。一九五四年七月毕业于宁乡一中，随即考取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成为我们乡和我的家族历史上第一名大学生。进入武大即当班长。由于没有一点经济来源，生活之苦可想而知。吃饭是靠助学金发的饭票，每个月靠卖掉几元钱饭票换点钱用于理发、寄信、买点纸张墨水什么的。在武大四年，进城不过几次，全是步行，没有搭过公共汽车，没有在城里吃过一餐饭。生活虽然艰苦，但我受到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爱戴，又幻想毕业后会大有作为，总还是有一股力量支撑着，觉得前面还是百里花光，前程似锦。

绝没想到尚未毕业就一切都落了空。一九五七年一场“反右”，我们班受到惨重的打击。老班二十九个同学，竟划了十四个“右派”，十二名“中右”；二十九人摧垮了二十六个！全班只剩下“两个半”左派，创造了“全国第一”。我们班被称武汉大学“右派司令部”，震动武汉三镇，在全国也很有“名气”。我作为班长，可能受到某种保护，没有框上右派的帽子，只是“荣居”中右之首，被开除团籍，从此我便成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物。一九五八年“毕业”，要求回家度过学生阶段最后一个暑假，竟不被允许。毕业后分配到华中农学院，但是不能工作，只能下乡劳动。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折腾。玉莲在乡里，不知道大学毕业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按当时的政策，一般农村户口进不了城，何况我还是个内控右派，我们夫妻从此成为千里分隔的牛郎织女，似乎永远没有相会之期。

四

反右之后不久就是大跃进，反右倾，建立人民公社，斗争一个接着一个。接着出现了可怕的“三年困难”，整个国家陷入空前的困境。

一九六○年的残冬，我回家探亲。家乡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凄凉的景象啊！原野萧条，庐舍空虚，饥饿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千山万岭的树木在大跃进中被全部砍光，到处童山濯濯。村落里一片荒凉，听不到任何鸡鸣狗吠，听不到孩子们的声音。“路上逢人都似鬼，目光呆痴尽无言”。人民公社的食堂已经实际解散，我自己的大家庭也自然解体，玉莲已完全“独立”生存。分给她的全部财产是一间破房子，自己原有的一张床和一个柜子，桌凳还在食堂里没有收回。靠墙平放着两个土砖用来生火做饭。所有铁制的饭锅菜锅全在一九五八年打碎用来“大炼钢铁”，也就是把有用的铁器炼成废铁；做饭烧水都用一种粘土烧制的煨子代替。女儿彬子在年前饿死了，一岁半的小女儿也奄奄一息。玉莲从前体态丰满，如今已是骨瘦如柴。我回来了，她抱着小女儿坐在门槛上流着眼泪，没有放声大哭，我们彼此默默相对。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免得引起我更加伤痛。——许多年以后，谈起女儿死的惨状，她告诉我：这孩子太可爱也太可怜，所有来的邻居都哭了。她自己哭得死去活来，紧抱着小棺材不肯放手，邻居财三老汉想把她抱开，把衣服都撕破了。“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我都不想活了”。——到家的第二天，我要儿子子由引我到彬子的坟上去。一个小小的土堆开始长草了。这里原是一座很大的松树林，而今已是一株不剩。地面的灌木同样被芟除，树根也大多刨掉了。残存的杜鹃花苗却伸出了尺把长的枝条，而且打了花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它们可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惨剧。我采了许多杜鹃花枝子围着坟堆插了一圈，蹲在坟边哭泣。孩子脱下帽子，不断用手背擦掉眼泪。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罪贬潮州，随行小女儿中途病逝，草草安葬，后来他写了一首沉痛的诗：“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恨泪阑干！”而今我愧为人父，连草殡荒山的责任也未能尽到，其惭恨更何如之！尔后数十年间，每读韩公此诗，未尝不潸然泪下。晚上玉莲对我说：邻居福嫚告诉她，“你到山里哭去了，她说做父亲的到底不同。算了，她什么也不知道了。以后你一个人在外面，不要再想她了。”

食堂虽已解散，口粮仍由生产队按日定量发给。玉莲每天的口粮是十六两制六两（相当十两制3.75两）。九岁的儿子每天四两（2.50两），两岁的小女儿二两（1.25两）。有时发的还是红苕米或者麦麸子，不全是大米。玉莲那一点点粮食还吃不到口，不得不匀一点给孩子吃。儿子每天提个大竹篮，到处寻找可吃的野草。每天晚餐全是吃草，里面仅放一点点盐，油是绝对没有的。

小女儿一生下来就碰上大跃进，大人们日日夜夜，大炼钢铁，大开荒，大搞人海战术。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都成了农奴，一律统一调配，今天驱到这里砍树，明天赶到那里开荒；小孩子当然是不能带的。小女儿同其他几个孩子，全都由我母亲照管。开始母亲还可以给他们喂点米汤或南瓜汤之类的东西，大饥荒一来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只能喂水，等待各自的母亲回来喂点什么。开始小孩子们挣扎着啼哭，到后来哭也不哭了，全都变得痴呆。我想到小女儿一生下来就这么苦，给她取名叫黄连苦，但我母亲不同意，认为名字还是应该美一点。我想天知道她能不能活下去，干脆不要名字了，因为她行六，就叫六妹子。有一天早上，玉莲抱她起来，因为身体虚弱，全尿湿了，那是用一件大人的破衣服包着的，尿的透湿。玉莲给她换衣服，脱掉湿的，简单地抹一下，包上另一件破棉袄。我坐在旁边心伤地看着。换完以后，孩子坐在玉莲的膝上，忽然用瘦瘦的小手在我的手上拍了一下，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大概她觉得身边这个人同她有点什么特殊的关系。我伸手把她接过来，抱在怀里，眼泪簌簌地滴在她的身上。她来到这世上一趟，这是仅有的一次对我表示了一点情感；在她心里，还未必有“父亲”这个概念。过年的那一天，子由到我二姐家里，我二姐给了他一小把豆子。他舍不得吃完，给妹妹留了十来颗。玉莲抱着拈给她吃，她不肯吃，并且做着手势。玉莲说：“这要死的，她还是要她那个木碗。”那是几个月前，子由从街上花一毛五分钱买的一个小木碗，是用一小段棕榈木作的，小巧玲珑，有一圈一圈自然的花纹。孩子很喜欢这个小礼物，吃东西都用它。玉莲从地炉堂灰里捡起小木碗，抹了一下，拿给她，几颗豆子放在里面，她一颗一颗地拈着吃。这种执拗的性格，同大女儿非常相似。——三个月之后，孩子终于饿死了，那个小木碗就放在她的小棺材里给她殉葬；这是她来到这个世界拥有的唯一的财富！尔后几十年间，我每次回家，想看看两个孩子的坟墓，再也找不到了。那些山头经过反复多次的开荒，地面的一切都改变了；我的可怜的孩子们重新化作了泥土，化作了飞灰，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我的假期只有十来天，过了年就得重上征途。玉莲想给我一点吃的东西路上充饥，可家里找不出任何可吃的东西。我母亲的口粮也是每天四两（2.50两），是绝对匀不出来的。我家有几棵枇杷树，树皮早已剥光吃掉了。剥了皮的枇杷树立春后还会挣扎着开一次花，但不可能结果了，到夏天就全部枯死。玉莲把枇杷花摘了下来，还挖了一种草根一起捣烂，草根汁有粘性，将枇杷花捣碎和合，做成十一个小饼子，烘干，作为我路上的“点心”。从前在大家庭的时候，我出门玉莲是从来不送的。这一次一反往常，当我还和母亲告别的时候，她已挑起行李等着。“走，我送你！”她轻轻地说。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没有话说，只是默默地走。一直走上了李家崙，这是一个几十米高的山岭。到了山顶上，她把行李换给我，说一声，“你走吧！”我掏了一个枇杷花饼给她，她不肯要，推来推去，她把饼子掰成两半，还了一半塞在我的袋子里。分手了，她不说话，也不流泪，只是重复一句，“你走吧！”她站在那儿，一直望着我走下山去。走了很远很远，我回头一看，她还站在那儿。她没有挥手的习惯，只是呆呆地望着，身子略微偏一点，一动也不动，像一尊石像；一直到我完全看不见她了，也许还要站很久。——此后即成为常例，每年我回家，走的时候她都送行。我家去娄底有好几条路，因此送别的地点也不固定，每次送十里八里，最远的送过二十多里，总是在某个山口，某个桥头，默默地分手。这种黯然神伤的送别，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到一九六○年，我们已是十多年的夫妻了，过往那些年月，都平平淡淡地过去；只有这时候，我们成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伴侣，我们的心才贴得紧密，我们的命运的绳索才纠合在一起无法分开。尽管分别的时候没有话说，内心实在是难舍难分。到了娄底，上了火车，任车箱摇晃着疲倦的身子，听车轮匡当匡当地响着，把我送向远方，脑海里总晃着妻子孩子的身影，想到她们在挨饿，她们在挣扎，她们随时都可能夭折，心绪通夜的不安。天亮的时候，望望车外，只见连绵不断的青山飞速地向南方奔去，心里感到非常沉重。“征衣还带故乡尘，万里飘然一叶身。待晓惺忪望窗外，青山犹自向南奔！”这是当时在车上诌成的一首小诗。

九资河风光|余一梦摄

五

那年暑假，我又一次探家。情况一点没有好转，甚至更加严重。小女儿已在这年春末夏初夭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丧失了许多亲人。尤其是父亲的死给予我们全家惨重的打击。他一生当过四个东君的佃户，为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耗尽了精力，并寄与莫大的希望。他的死在我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创伤。我的嫂子和一个侄女，还有弟媳，都或前或后死去了。嫂子饿死后没有棺木，，男人们也没有力气去挖掘坟墓，用一床破篾席将遗体一卷，放进一个土山上的红苕窖里，掩上黄土；她的一生就这么终结。由于三个姐姐尽全力维护，才保住了母亲的生命。玉莲娘家的境况同样悲惨，她父亲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她的残废哥哥和哑巴嫂子。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到处是一片凄凉。没有欢乐，没有笑容，甚至也没有眼泪，人们唯一的考虑是怎样活下去。

秋收在即，却看不到多少希望，粮食供应仍然少得可怜。有少数人却依然心广体胖，饥荒对他们没有害处，人们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无可如何。稻苗中杂生稗子非常有害，但而今稗子成了饥民的希望，因为捋稗子吃不犯法，稗子早于谷子成熟，大家就去捋稗子。有一天，玉莲带着我冒着炎热到田里去捋稗子，捋回来立即炒干，稗子籽粒小，壳却很厚，炒时操作太急，全烧成了焦炭。把它连壳磨碎，粉末全是黑的。用水一和，烧开，仍当作稗子粥来吃，又苦又涩。哥哥从门口过，手里拿着一个饭碗大的小南瓜。他说：“你们这怎么吃，把这个南瓜给你们吧！”我们把南瓜切成小块，放在墨黑的稗子粥里一煑，南瓜块都变成黑糊糊的了。这样一个小南瓜已是非常难得了的，当时已无法种蔬菜，任何蔬菜长出苗来，过路人就会就手掇起往嘴里塞；就像饥饿的羊子，看到任何野草都抢着吃，不知我哥哥在哪个偏僻处竟然还种了南瓜。

假期结束，玉莲送给我路上吃的食品就是几个小小的稗子粑。她送我翻过了李家崙，仍然不肯回转，又过了斜塘，在斜塘出口的小桥上，我再不要她送了。当时我得了严重的肝炎，尽管我没有给家里人说，但看到我面黄肌瘦，疲沓不堪的样子，她心里是有数的。生命是如此地脆弱，随时都可能倒下，今朝一分手。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见到。一种生离死别的哀伤，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但彼此都不说破。“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分手。我走了好远好远的路，回头看她仍旧站在那桥头上。

饥馑困苦的生活，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月两月，而是将近三个年头，上千个白天黑夜。没有天灾，没有战乱，仅仅是一种疯狂意志的恶性膨胀，就使亿万生灵陷于绝境，并最终葬送了几千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怎样的人间世啊！

到了一九六一年底，政府终于开恩，分给农民一小块自留地，而且允许开一定的荒地。玉莲如此也和其他农民一样上山开荒，种一小块地小麦。第二年打了几十斤麦子，“丰收”带给她无比的喜悦，也挽救了她的生命。——时间过去了四十年，一直到去年玉莲在病中说着呓语，还喃喃自语：“我们打了一箩麦子，孩子们有糌粑吃了！有糌粑吃了！”可以想见，饥荒在她的心底留下了多么深的创伤！

我这方面由于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意外地救了我的生命。当时我在华中农学院工农中学教书，和我“非常友好”同住一间房的同事广西人韦某偷看了我的日记，并且摘录向党委汇报，我被认为有严重思想问题，停止工作，发配到汉阳水洪口一个农场劳动——当时有内部朋友向我透露了消息，我一时都弄懵了，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教院受斗争时，到农院附中调查的人在会上揭发我的罪状，公开了据说是我日记中的话，谜底才彻底解开，无非是说我认为大跃进有些作法脱离实际，也记述了一些农民没有饭吃的事。即使经过这位“友好”人士篡改过了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内容。时至今日，大概没有人会认为我说的过分了，而在当时，一加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可是要命的事。——多承这位朋友的“关照”，真的救了我的命，到了农场口粮由每月二十三斤（实际是不可能都吃到口的）加到四十五斤，还可捡些当地农民秋收后残留的红苕高粱掺着吃。而劳动对我来说不仅不感到是一种惩罚，而且是一种乐趣。农场里凡属知识分子，绝对没有人能和我相比，加以我和劳动群众一贯的融洽，这段生活我过得非常愉快。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增加到破记录的六十九公斤，身体完全恢复。一九六二年秋后评奖，我评得全农场唯一的甲等奖，奖励一百二十斤麦子，这在当时比得上一个金奖。我把小麦磨成面粉，还挑了一部分回去，那一年在家里度过了一个难得有的祥和的九月。

一九六三年我们得到了一个小女儿八八。她是夏天出生的，出生时只有我母亲来招呼一下。几天之后，玉莲就得下床干活，做繁重的家务。孩子没有奶吃，没有糖吃，没有一件新衣服，但玉莲爱若珍宝，尽心尽力把她养活了。比她大十三岁的哥哥不断给我来信，信都是电报式的：“妈妈生了一个弟弟。”“弟弟会笑了。”“弟弟生了两颗牙齿。”他写的都是弟弟，我以为是个男孩，冬天回家才知道是个女儿。半岁了，瘦瘦的，一点不认生，我抱起她就笑，笑得真像花一样，我相信世界上绝没有这样美丽的花儿。那年冬天下大雪，我解开棉袄的前襟把孩子偎在怀里。这个寒假我们过得比较恬静。我们失去了两个女儿，上帝终于又恩赐我们一个女孩，给我们增添了极大的慰藉和欢乐。

那一年我进入了湖北教育学院。

六

大饥荒过去没有多久，阶级斗争的弦再次繃紧，批判斗争接连不断。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立即被孤立，被称为漏网右派分子，很快就投进了牛棚，和家里完全断绝了联系。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被五花大绑，解回家乡。一个雨冻风寒的下午，我到达小碧公社，立即被送进了临时的监狱。那是一排楼房，有几个房间关的都是小学教师，大多都认识我；我走过的时候，他们都在窗口看着。其他房里关的是农民，大多是“外流犯”，我基本上都不认识。同我关在一起的叫黄小秋，出身贫农，是刚从江西抓回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比我大十多岁。那些农民毫无顾忌，交错着前来看我（因为监管人员都是熟人，并不那么严厉）。他们说：“你是黄老师吧，我们早听说了，你什么工夫都会，一点不用怕，回来就回来吧！你家里从前还不是种田，回来也无非是种田。”他们的看望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十九年前这儿最年青的农会主席，本乡第一名大学生，于今成了罪犯，消息震动了整个公社，无数条关切的线把信息通到了我家里。傍晚时分，我侄儿子腾和儿子子由来到牢房。两个孩子拉着我的手，我感到他们的手瑟瑟地发抖。我生气地大声呵斥：“你们干什么！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知道，这个时候训斥他们一顿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让他们知道我并不害怕，没有什么大事。但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发现儿子的头发稀稀拉拉，肯定是害过一场大病掉了头发，心里一阵悲怆，但我没有说什么。

他们走后，黄小秋说：“你的被子这么破怎么盖，我们一起睡吧，你的被子垫着，盖我的被窝。”两个人和衣睡在楼板上，把小煤油灯也熄了。楼板上方不到两米就是屋顶，寒冬的雨点打在屋瓦上沙沙作响。在外地，听到雨声我往往想念家乡；今夜家乡的雨啊，你们的响声却说不清给了我怎样的感受！

快半夜了，忽然听到楼门外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怎么搞的，灯也没有一个！”是玉莲！我一翻身起来。黄小秋也连忙起身，划了一根火柴，把小煤油灯点亮。玉莲不善言辞，也从来不叫我的名字，她之所以大声说话，等于通知我，她来了。听到这句简单的话，我比听到任何情意缠绵的话还要亲切。打开牢门，她进来了，给我送了饭来。她穿着青布上衣，下半身满是泥水。穿的浅口套鞋根本不管用，里面都进了水。天这么黑，泥泞路滑，亏她怎么走来的。她蹲了下来，解开布包，一大碗饭，缽子里甚至还燉了一只鸡。她神情坦然，什么话也不问，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像从前我在外面劳动她送饭来一样。只摸了一下我的肩膀，问我冷不冷。我一边吃饭，一边轻轻地说：“告诉妈妈，没什么事，不必耽心。”她点点头，什么也不说。我吃了饭，她收拾碗筷。我说：“这么黑，你怕不怕？”她说，“不怕。”我知道她怕走夜路，何况还下着雨，于今也只好说“不怕”。我不能送她，让她一个人没入深深的黑夜，雨还在淅沥淅沥地下着。——二十多年之后，到了黄石，偶然谈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她告诉我：那天傍晚，好几个好心人传来消息，说我被捉回来了。一家人围在母亲的房里，一片惊惶，感到大难临头。倒不是怕我真有什么问题，而是怕被武斗，在这之前打人打得厉害。母亲一直等到玉莲回来，非常着急，全家人都通夜没睡，不知道明天会有怎样的灾难，可那天晚上在我面前她一点没有流露出来。

以后每天玉莲都来送饭。这年四月，我们添了小男孩申六。玉莲说：“我想把孩子抱给你看看，但八八也要跟着来，两个孩子我带不动，明日姐姐回来我再带他们来。”姐姐回来了，玉莲抱着小的，姐姐牵着八八，来到牢房。八这年五岁，听说我到了公社，每天闹着要来。一进牢房，看到这么个情景她惊呆了。我抱抱她，她默不作声。申六还只有半岁多，自然什么也不懂。我们的大孩子都长得清秀，申六却很特别，宽大的前额，双眼睁得滚圆，一眨也不眨。黄小秋说他会看相，一看到申六就赞赏不迭，说这孩子一定非常聪明，将来大有出身。玉莲很为自己的孩子得意。

据说湖北教育学院解送我的人要求公社开大会对我进行斗争，公社没有同意，只在大队开了会。来了约莫一百多人，没有一个贫下中农揭发我任何问题，批斗我的唯一角色是教院去的造反闯将吴某，在会上吐沫横飞，揭发我二十八条罪状。这些罪状差不多每一条都很离奇。——随便举两条吧：文革前，我所在的教研室里林文勉蔡伯铭和我参加了对一种语文教材的审查。教材节选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从“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选起。林文勉认为应加上前面“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那一句，因为毛主席明说是个寓言，不这样选，孩子们可能认为真是事实，会不会有副作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文勉这些话就被无限上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怎么会“有副作用”？说“有副作用”不是说他“有毒”吗？《愚公移山》是“老三篇”之一，说《愚公移山》有毒，也就是说“老三篇有毒”。当时林文勉蔡伯铭和我被打成“三家村”，凡是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话都可以转嫁到其他两个人身上。吴开胜在斗争我时就径直说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毛主席的老三篇有毒”！我曾写过一首读毛主席诗词的词，词中有“反帝反修大业，馀事到斯文”这样两句。后来被抄查出来，教院以凶恶著名的丑八怪李某批斗我时，将词句深文周纳，说“毛主席诗词是伟大领袖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怎么说是‘馀事’？这不等于说毛主席吃了饭没事干！”吴某斗我时把丑八怪的话接过来，指着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日理万机，黄瑞云竟然说毛主席吃了饭没事干！”二十八条罪状都是这样的杰作。斗争会开了一个多钟头，我又被重新押回公社。

第二天玉莲来送饭时，我在牢房门口刚好碰上吴某——吴某曾经和我共过事，原来关系并不错；但现在他是造反干将，我是牛鬼蛇神，他斗的也就特别凶狠——我说：“老吴，你昨天揭发我那么多罪状，有哪一条是落实了的？”吴某说：“我是出发时拿的一份材料，照着讲的。”我说：“在学院你们怎么斗都可以，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想过没有，这是我家乡？你可以斗个痛快，贫下中农将怎样理解？”吴开胜一时也很尴尬。从不插话的玉莲，突然说道：“一点关系没有，没有人会相信！”下午我弟弟来了，他说：“大家听了都好笑，这种胡言乱语我们听得多呢，就当他是狗叫！”原来他们都对这种“创作”高度的藐视。

这些人要把我赶下农村的目的没有达到，关了一个多月只好又把我解回武汉。离家的前一天，玉莲最后一次给我送饭，对我说：“明天我不来送你了，八八总要跟着来，申六我也抱不动；我叫子由来送你。”我得到监管人员黄松乔的允许，倒送她一段。我们慢慢地走着，一直走到了山冲的出口，夕阳下面，远远地望得见山岭上从我家到她家我们常常经过的那块大石头，彼此都无限地伤怀，无限地依恋。

这里应该提到黄松乔这位难忘的朋友。我在公社换过几次牢房，后期看守我的就是黄松乔。他是一位复员军人，比我略小几岁，对我很同情。偶尔有什么无聊的人试图侮辱我，他就毫不客气，把那些人赶走。按公社规定，他得同我住在一起，以便于监管。他拿了许多稻草垫在地板上，自己抱一床很大的印花被来，对我说：“你的被子太薄了，就盖我的，没有关系，我不会来睡。”我一生有许多朋友，各式各样，而在这样危困艰难之际，能得到这样一位朋友的关照，实在太令人感激。后来我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去年玉莲去世，黄松乔还亲自来送她上山。

七

从一九五八年武大毕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间，我先后有四年待在中学，四次下乡劳动合起来历时五年，文化大革命在牛棚关押多年；工作时负担很重，最难办的事往往交给我办；一有运动却总免不了批斗，而运动又总是接连不断，言必获罪，动辄得咎，迄无宁日。玉莲独自带着孩子们在乡下苦苦挣扎。在人民公社里奴隶式地劳动，收入却非常低微。生产队最好的年成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三毛二分钱，而歉收年成一天只有一毛三分钱。女社员劳动一天只有六分工，因此好年成玉莲劳动一天只有九分钱，差年成一天才七分钱。一年所得永远买不回口粮。整个这二十年间，我的月工资锁定在五十三元上，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当时发表文章，出版著作，都要征得本单位组织同意，我的文章是不允许发表的，更不用说著作的出版了。我要维持一家三处的生活：年迈的母亲，妻子儿女和我自己。生活之难可想而知。玉莲从不诉苦，从无怨言，从没有提过一句关于钱的事。一九六四年冬天，我母亲在长沙诊病，我接她回去，钱到长沙就用掉了。过年的那天到达家里，身上只剩下九元钱。子由要去买盐没有钱，我掏了一元钱给他（因我还得留几元路费）。一年到头，好不容易盼望我回来，回来只给了一元钱。玉莲什么话也没说，仍然高高兴兴地过年。

那时玉莲正当盛年，在家里常常要受到一些无聊干部的骚扰。她又非常软弱，毫无抵抗能力，幸亏有我母亲的保护。母亲和玉莲隔个小院子住着。如有不速之客赖进门来，只要玉莲稍微示意，母亲就来救助。夏天一把蒲扇，冬天一个火笼，前来陪着媳妇坐到深夜，坐到天明。——玉莲终身感激母亲对她的呵护。一九九一年新春，母亲以九十三岁的高龄突然去世，因玉莲晕车，我劝她不回去算了，但她坚决要回去，亲自送母亲上山。一千五百里路，一个晚上，三次转车，才到达家里。远远望见家门，她再没有力气了，匍匐在地，伤心地诉说：“我本来总想回来看你老人家，因为申六不在了，我没有脸来见你，现在却再也见不到你老人家了！”她的话很朴实，每一句都出自肺腑。

二十年间，在正常年道，我也只能回去十二天。我没有多少东西带回，连最粗劣的水果糖也买不了两斤，家里孩子多，每个孩子只能分几颗，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我差不多没有带过什么吃的给我母亲，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为的是把那一点点现金交给她们。有一年我在旧货店买了一件短皮袄给玉莲，这是我给她买过的“最高级”的衣服；她非常高兴，总舍不得穿。

每年一回到家里，我立即参加劳动。犁田，挖土，割谷，堆草，打柴，什么农活都干。公社把田地分给农民自己种，玉莲就得当家做农活。虽说有我哥哥他们指导，毕竟要她自己当家，一个妇道人家，怎么也比不上人家男子汉，何况她还要带着孩子。我想尽量多做一点，多少给她减轻一些负担。每年暑假，收割之后立即要翻耕田地，要种冬季作物，要烧火土灰做肥料。烧火土灰要一定的技术，从前我只跟父亲哥哥烧过，没有当过家。后来每年回来我都烧，竟然堆堆成功。所有这些农活，都是同玉莲一起做的，她自然也很高兴。在我的回忆里，我们夫妻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在一起劳动的时候。家里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就是担炭，要上三十多里外的乌云山才有炭担，翻山越岭，路也很不好走。开始我带子由去担。有一次我在一个山坡的岔路上走错了，走了一百多米才发现，但我不愿回头走，就从柴山中横过来。尽管不到二十米，但在几尺深的灌木中挑着担子牵牵挂挂很不好走，步步为难，走得满身大汗。突然看到前面山岩转角处，玉莲在那儿出现，肩上背担箢箕，手里提着饭缽，微笑着走了过来。我高兴极了，奋力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她是来接我的。她突然出现的那个镜头，我永远也不忘记。我们也经常两个人去担，她担八十斤左右，我担一百二十斤。我比她走得快，往往先走到前头，再回头去接她一段。到乌云山去的路上，每一个山坳，每一个路口，都留下我们难忘的记忆。

二十年间，除了被关押的几年外，一般每年我都回家一次。由于经济上过于拮据，加以政治上的压抑，回到家里精神也是勉强支持，并不愉快。后来我女儿回忆那些年月，同别人说：“每到过年，我们盼望父亲回来，请人掐数，看哪一天到家。父亲回来了，家里就充满了欢悦的气氛。父亲本人却常常愁眉不展，笑容是强打出来的，当时我们不知道父亲受到如此之大的政治压力。住不了几天父亲又走了，总有好几天家里感到非常空虚。慢慢的我们觉得父亲一定有某种难处，以致我后来形成了一种反应，只要看到父亲神情严肃，心里就感到紧张。”

银杏谷秋意|余一梦摄

八

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竟然阴错阳差，进入了华中师范学院。华师对我倒也并不特别歧视，我得到了工作的权利，“复课闹革命”我又最先登上了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台。毛泽东不幸逝世，“四人帮”终于粉碎，政策逐步宽松，我在华师也可以说站住了脚。我想到整整三十年和妻子千里睽离，我们不应该再这样长期分隔。特别是女儿已经十五岁了，再过一年就带不出来了。但华师人事部门不肯提供帮助，我在武汉赴愬无门，为此我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上书国务院教育部，以我自己为例，为天下和我命运相同的人呼吁：国家对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应该有个政策，经过多少年可以带家属，或者允许调回家乡也是一法，不应永远不予理会，永远不关心我们的命运。我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在农村娶了妻子，难道只有把这种苦命的妻儿丢掉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抛弃农村妻子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不是完全相悖吗？汉宣帝不忘微时故剑，东汉大司空宋弘认定“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些封建君主、朝廷大臣的品格成为千古美谈；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就都要成为陈世美才合理吗？我措辞激烈，反正我豁出去了，而且我相信“四人帮”已经粉碎，邓小平胡耀邦当家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再压抑我们了。

我的境况得到华师中文系师生的同情，甚至惊动了院党委书记白瑞西同志。一九七八年我把九岁的小儿子申六带到华师上小学，一九七九年又把十五岁的女儿带来。一个人的口粮，两三个人吃，华师中文系的老师前前后后支援了我六百多斤粮票，白瑞西书记一次就送给我粮票六十斤。我在华师一附中教过书，附中四名女学生前来看我，临走时送给我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粮票，其实总共只有十斤，是一两二两的票积起来的，那些粮票满是油腻，显然她们是从多少餐早点中省出来的，我点数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中文系主任王相信，书记胡宜兰，古典文学教研室黄清泉、丁成泉、涂光雍等许多老师，都为我奔走呼吁。白瑞西书记三次同我谈话，希望我再坚持一下，不要轻易放弃华师。白瑞西原是中南民族学院书记，在华师缺乏基础，指挥不灵，即使他关照也没有办法。华师人事部门不肯支持，甚至对我进行愚弄。白书记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时遗憾地说：“如果我本人能掌握三至五个名额，我会给你解决，抱歉的是，我办不到。”一个大学校长这样同你说话，你还能说什么！我对这些师长的给予我的关切，永世难忘。

这个时候，黄石师范学院邵达成院长，中文系蔡伯铭主任——他们都是我的“五七战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得到黄石市有关部门的支持，蔡先生并亲赴湖南帮我疏通。如此我决计离开华师，投奔黄石。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把大儿子子由留在农村，接了玉莲和小孩子们先到武汉。一九八○年春节前两天，我叫十一岁的小儿子申六带队，“率领”玉莲和四岁的孙子金果先行到达黄石，带去一个条子给蔡先生，要学院第二天派车到华师接我，因为我有一些简陋的家具要运。大年除夕，车子来了，我和女儿站在敞蓬车上，迎着刺骨的寒风，告别我在这儿艰苦折腾了二十六年的武汉。坐在司机室里的司机的妻子可怜我衣衫单薄的女儿，脱下自己的风衣，披在我女儿的身上。车向东行，走上我人生的新的征程。

到了黄石，全家人在一间放破烂家具的屋里临时安身。这一天过年，我们什么也没有，临时上街买几个碗，几双筷子；临时买一点米，生个炉子做饭吃。厨房里放假关了门，邵院长三次登门，特别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做了三个菜。这是我和玉莲结褵三十多年来开始真正的团聚，在外乡度过了第一个不无辛酸也不无欣慰的除夕。

龟峰胜境|余一梦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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