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抢救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第一篇

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信

沈竹同志：

作为一个局外人士，我参加了上个月在黄石召开的铜绿山古矿遗址“保护方案”审查会。通过会议纪要时，我是唯一没有鼓掌的人。鼓掌总有某种欢庆之意，我带着伤感的心情看到这个三千年古矿址的毁灭，而且是在“保护”的名义下毁灭，怎么也欢庆不起来。我在发言中委婉地提到，希望我们对遗址的处理，不要使百年后的子孙感到遗憾。会上有些专家对我的话进行讽刺。其实不只是我，而是无数的人，现在就为之遗憾：五千年文明历史，十亿炎黄子孙，却没有能力保护一个举世无双的古矿遗址，我从一个侧面看到国家愚昧贫穷的悲剧！

从铜绿山古矿遗址发现之日起，国家各级领导就指示要加以保护，国务院并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里领导一开始就提出了“既要有利于矿山生产，又要有利于文物保护”的“两利”方针。然而十年来，开了几次“保护”遗址的论证会，每次都发表了“纪要”。每“论证”一番，“纪要”一通，古矿遗址就缩小一次；一直缩小到只剩下原来发现时的百分之二。现在专家们用“充分的科学根据”证明，剩下的这一点“原地已无法保存”，“只有搬迁才是最好的保护”，而且仍然符合“两利”的方针！

搬迁实际就是遗址的毁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通过“纪要”的掌声，无异是敲响古矿遗址末日的丧钟。第一，所谓遗址，顾名思义，必须“遗”存在原来的“址”上，搬离了原地就无所谓遗址。人们津津乐道埃及古庙、捷克教堂和我国永乐宫的搬迁。须知这些例子所搬迁的是神庙、教堂或宫观那些地上建筑物，而不是矿井式的地下设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种不同的事物，不能混为一谈。抗日战争时期北国平原的某些地方人们用地道战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如果我们选一处典型的地道战遗址作为抗战纪念地。我们能不能截一段地道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说这就是地道战遗址呢？恐怕不行吧？矿井遗址之所以不能搬迁，道理是一样的。再说现在人们要搬迁的是遗址的一小块，就如在万里长城截取一小段，它决不就是万里长城。道理也是一样的。第二，专家们“论证”遗址现状无法保存只能搬迁时，是具具体体的，有根有叶的，煞有介事的；而对搬迁的那一小块如何与矿体分离，今后如何保护，则是抽象的，含胡的，设想性质的。人们侈谈什么“搬迁是最理想的保护”，我深信搬迁后不要多少时候，专家们又可以用“充分的论据”，证明“保存已不可能”。还有的专家说得更为有趣，说什么“若干年后搬迁的部分必要时还可能拖回原处复位”，那更是欺人之谈！

有些专家绘声绘色地谈到如何把矿井按原貌加以修复，连已经在矿山生产剥离时已去掉了的二十多米都可以复原；如何既有利于参观，又有利于教学等等。其实即使修复，也是一个仿古的复制模型，与文物本身是两码事。正如仿制一处原始人居住的山洞，绝不能代替哪怕已经是废墟了的原始人生活遗址。何况修复云云，本身就是痴人说梦。如果鸿都道士对唐明皇说，陛下不必哀伤，叛乱结束以后，过几年我到马嵬坡把贵妃挖出来让他复活，贵妃仍然是“回头一笑百媚生”的绝世佳人。我想多情的唐明皇听了恐怕也不会感到欣慰。

有些专家说，对遗址的理解不能太狭隘，说整个铜绿山都是古矿遗址，不能只盯住七号矿体（即今遗址博物馆）那一点。整个铜绿山都是古矿遗址固然不错，但作为保护的遗址总得有一处遗存的实体，要不然就不存在所谓保护问题，也就无需麻烦专家们花如此之大的力气来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炎黄世族生活的遗址，我们又何必去保护周口店、半坡那些古人类生活的遗存呢？

还有专家说，铜绿山还有未曾开发的遗址，因此七号矿体即使搬掉也还有别的遗址。七号矿体费了如此之大的力气，尚且未能保存，侈谈别的遗址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原来发现的遗址百分之九十五都已破坏，早已荡然无存。而且即使还有别的遗址，不是同样可以根据矿山生产需要的“两利”方针把它“利”掉吗？矿山的一位负责人说得很坦率：“单这一处遗址我就够受了，即使再发现别的遗址我也不敢说了。”这位同志的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论证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发了一份非常独特的材料，叫做“专家咨询意见”，所与咨询的都是当代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他们的意见差不多是一边倒的，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以苏秉琦教授的意见为例。苏教授说：“按目前的方案，搬迁的距离不大，并没有脱离矿区的大环境，遗址的内涵没有改变。”按搬迁方案，七号矿体将从原来的矿山上搬迁到半边环水的湖边，放置在稻田上，怎么叫做“没有脱离矿区的大环境”？搬迁后的古矿井标本已不在原来“遗”存的“址”上，“遗址”既已不存，“内涵”怎么会“没有改变”？苏教授还以十足权威的口气说：“文物不是图腾”。谁说过文物是图腾？谁又规定了图腾就一定不能搬动？苏教授还教导我们，“看问题不要绝对化”。他举例说：“元大都压在今北京城下，明代修建新城，往南移了一段距离。前些年拆西直门时，发现明城门体里包着元大都和义门。辽宁朝阳市也曾发现在辽塔中包含着唐代的塔”。我不知道举这些例子要说明什么问题。封建社会每一个新朝的统治者无需考虑前朝的旧物，这与社会主义社会要保护历史文物，哪有一丝一毫的联系？难道苏教授认为，对待古矿遗址也可以像明都压住元城、辽塔掩掉唐塔吗？要不然举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呢？其他十一位考古专家，包括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先生在内，也有类似的高见。论证会上，自然科学家们从技术上论证了现存遗址在原地已无法保存，非搬不可。而从宏观上论断搬迁对遗址无所损害，“遗址还是遗址”（黄景略语），“内涵没有改变”（苏秉琦语），则是这些伟大的考古专家的“咨询意见”定下的基调。他们的威望很高，具有一棰定音的作用。但我听说他们有的从未到过铜绿山，对古矿遗址的具体情况毫不了解，我不知道他们远在三千里之外作出的论断，是否也对子孙后代负有责任！

副局长同志！我这封信可能已是多馀的了，但我仍怀着微茫的希望，看国家文物局能否作某种努力，挽救这一遗址。我们必须对祖先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我要重复上个月我在会上说过而为有些专家所嘲讽的一句话：处理遗址务须慎重，不要让百年之后使我们的子孙感到遗憾！

顺致崇高的敬意。

黄瑞云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于湖北师范学院

附记：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黄石开了一次如何保护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会议，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主持。会议最后作了将遗址搬迁的决议。我反对搬迁，沈竹作为国家文物局领导人却是赞成搬迁的。会后我给沈竹写了这封信。

第二篇

铜绿山古矿遗址不应搬迁

黄瑞云

一九七三年，湖北省大冶铜绿山矿区发现一处古铜矿遗址。其后考古部门得到矿山的支持，配合生产进行发掘，使这处可能沉埋了二十个世纪的古矿遗址重见天日。经专家考证，古矿开采的年代自西周直至西汉，绵延达十一个世纪，遗址范围两平方公里，凡十二个矿体，矿井最深达六十米。遗存的炼渣多达五十万吨，据炼渣推算，古矿当年至少生产过十万吨铜。专家们将发掘出来的古代冶铜炉复原，并用它炼出了质量很高的粗铜。人们惊讶地发现，三千年的古代冶炉，其科技水平竟然远远高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土高炉，而和现代先进的高炉其原理完全一致。古矿遗址的发现，使整个世界为之惊诧。其年代之悠久，规模之宏伟，技艺之精湛，保存之完整，迄今为止，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完全可以同周口店遗址、殷墟遗存、秦始皇兵马俑、莫高窟遗书媲美。它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整个人类的瑰宝。当我们惊讶北京历史博物馆内殷周铜器奇丽精工的技艺，当我们欣赏曾侯乙编钟镗鎝噌吰的音乐，我们不应忘记古代铜绿山人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他们所作的巨大牺牲。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站在这些冥默无声的矿井面前，都不会不为我们祖先的丰功伟业而血液沸腾。

一九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古铜矿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四年在决定永久保留的遗址一号发掘点建立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继半坡、秦始皇兵马俑之后，成为我国第三个古文化遗址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已有五年。今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将遗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但现在，遗址却面临着一个能否保存下去的严重问题。

由于古矿遗址在现采矿区内，博物馆距采矿境界最近处仅八公尺，为保护遗址不致崩塌与不受爆破损伤，现留的安全控制地带显然是不够的，理应再加扩大。但保护遗址，无疑给矿区生产带来困难。现在面临的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遗址下面还贮藏有大量铜、铁等矿物，据估算，可以采出价值约十亿人民币的金属量。我国目前尚不发达，资金短缺，铜的需要尤为紧俏，因此这笔财富令人关注。

有关部门和专家由此提出一个搬迁古矿遗址的方案，主张将遗址整体搬迁，以掘取这笔地下宝藏，同时于生产也更为方便。

人们从经济建设考虑，希望尽快发掘这笔财富，其动机无可厚非。但是，考虑到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到民族的尊严，我认为铜绿山古矿遗址不应搬迁。

第一，搬迁将改变遗址的性质。遗址的概念是建立在原地未经迁移这一前提之下，一经搬迁，即不成其为遗址。因为经过搬迁，遗址即脱离了它所产生的环境，丧失了作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不论搬迁的实体有多大，都只能称之为标本，作为遗址已不存在。假定截取万里长城的一段，移置北京城外，哪怕一砖一石都保持原貌，也只能称之为长城的标本，谁还承认它是万里长城呢？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原有面积约两平方公里，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不足两千平方米，其它都为矿山生产的需要而没有保存，如果这仅有的一小部分再搬离原处，遗址就不存在一点真正的现场，作为古矿遗址也就实际消灭。联合国一九六四年通过的《保护文物建筑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明确规定：“一座文物建筑不可从它所见证的历史和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不得整个地或局部地搬迁文物建筑，除非为保护而非搬迁不可，或者为国家的或国际的十分重大的利益有此要求。”搬迁铜绿山古矿遗址的主张，显然是为了采掘遗址下面的矿藏，而不是“为保护而非搬迁不可”；十亿元的效益于国家确乎是重大的利益，但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就不属“十分”重大的利益。因此，搬迁是与宪章精神相违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遗产公约》拒绝将重建的文物建筑和历史中心登录在《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中。公约规定：“对那些从不可能迁移的财产变为可迁移财产的提名将不予考虑。”国家文物局准备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如果遗址迁移，教科文组织将不会受理申请，这个遗址就永远不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问题还在于，保护遗址的现场，维护它的真实性质和原始面貌，我们自己本来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这样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而不论国际上承认与否。

第二，主张搬迁遗址，主要的（其实是唯一的）原因，是可以掘取遗址下面的矿藏，可以为国家获得高达十亿元的效益。十亿元确实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不应忽视，遗址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称之为价重连城决不过分。我们应该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用短视来看待这个问题。再说保持遗址的现状，这笔矿藏并没有消失，它仍然保藏在地下，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把已经发现的宝藏全部耗尽，留一些给我们的子孙并无害处。若干年以后，技术发达了，人们也许无需花今天这么大的力气就可以取出这笔宝藏；或者那时国家已经富强，不一定非要发掘这笔矿藏不可。如果遗址不幸遭到破坏，我们的子孙即使花十个十亿百个十亿千个十亿也无法恢复。

第三，假定舍弃这个遗址，把它作为一个古矿标本予以搬迁，在技术上也没有可靠的保证。世界上如埃及、印度、苏联、捷克等国，对地面建筑物的搬迁已有相当的成绩，有一定的经验可资借鉴。但原始矿体中的古矿遗址的搬迁，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先例的事情当然也可以做，但我们必需先有实践，不可凭空论证。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需要搬迁一座大型石头神庙（那确实关系到他们国家“十分重大的利益”，“为保护”而非迁不可），他们先搬迁了大庙旁边几座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建筑，作为实验以取得经验。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实验，搬迁一个哪怕是比遗址小一些的山头呢？别忘记那个山头也必须开凿密度同遗址类似的巷道，而且里头也只许用老朽的木头支撑着；需知搬迁一个用木制构件支撑的、巷道纵横的、历经两三千年的古矿遗址，比搬迁一个土石未经凿动的山头要难上千倍。我们并没有赶山的神鞭，也念不出移山的咒语。答里·坎曼尔对国王说，他可以把天山上那株千年古柏移植到国王的苑囿里。国王问：“你能保证它活吗？”坎曼尔拍着胸脯说：“当然能，您什么时候见过坎曼尔说过不落实的话吗？”坎曼尔把古柏移下来了，古柏当然也死掉了。国王问坎曼尔是怎么回事，坎曼尔说：“它本来是不会死的，但它根上的泥土脱落了，它的根枝折断了，它的叶子震落了，所以就死了。”国王说：“这些难道不是你应该事先估计到的吗？”坎曼尔说：“尊敬的陛下，您要知道，那些泥土脱落，根枝折断，叶子掉落，都是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的。我能对他们负责吗？”国王大怒，他宣布，由于坎曼尔出了愚蠢的主意，他要砍掉坎曼尔的脑袋。“砍吧！”坎曼尔说，“如果出了愚蠢主意的人要砍掉脑袋，那么听取愚蠢主意的人该怎样处理呢？”我们非常需要吸取那位国王陛下的教训。铜绿山古矿比故事中那株千年古柏珍贵何止万倍，如果因移动而被毁坏，难道我们不应承担历史罪责吗？

还有一个问题也应附带论及，即国内别的省分也发现了古矿遗址，有的专家认为，鉴于铜绿山矿藏的巨大价值，即使放弃这个遗址，外省的遗址也可以弥补。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外省的古矿遗址能否和铜绿山相比尚属未定之天，而铜绿山遗址的价值早已为世所公认。而且即使另有一处遗址可以和铜绿山相比，也没有理由认为这里就可以放弃。我们绝不会因为有了黄鹤楼，而且是天下第一楼，而岳阳楼、滕王阁就可以不加修复。

主张搬迁遗址的同志重在掘取地下宝藏，反对搬迁的同志重在保护遗址原貌，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只是角度不同。正因为如此，所以遗址应否搬迁，必须进行充分的严肃的科学论证。无可讳言，冶金部门和文物部门的同志，在论证这个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岗位的眼光和职业的情感，而影响作出科学的判断。为此我建议，双方都提供充分的材料，说明各自的理由，然后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聘请一批有足够资望的科学家组成论证委员会。聘请的科学家应该有各个学科的，他们不一定要懂得开采矿藏和保护文物，根据业异理通的道理，他们将不缺乏理解力和判断力。由他们通过充分的讨论，然后用民主的方式决定遗址是否应该搬迁，政府可以根据他们的结论作出决定。这样作出的决定，应该说是最科学的。

古矿遗址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它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参观过遗址的国外人士都无不为之惊叹，认为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面对当前泛起的一股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化，否定几千年中国文化史的思潮，铜绿山遗址所特具的丰富内涵，是抵御这种错误思潮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遗产的破坏，给予了我们无数惨痛的教训，因此处理遗址的问题应该慎之又慎。殷墟、龙门石窟等以它们残破的景象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控诉，铜绿山古矿幽深的矿井里古代铜绿山人的精灵在向我们呼喊，很值得我们低首三思。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祖先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千万不要为了短期效益而造成千秋遗憾。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全国范围，文物保护这道“防线”已十分脆弱。如果为了眼前的利益，将古矿遗址加以搬迁，缺口一打开，那道脆弱的防线就很难勉强维持。既然已经国务院批准又为保护它而付出了很大力量，并得到国际上高度评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尚且可以如此处理；那么，还有什么文物不可以因和某种利益发生矛盾而加以毁弃呢！为守住文物保护这条脆弱的“防线”，避免造成严重的后果，古矿遗址也不应搬迁。

附记：

一九七三年发现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一九八二年国务院批准古矿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四年建立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其时遗址博物馆的面积已只剩下原有遗址的百分之二。

由于据探测遗址下面还有相当可观的铜矿，矿冶部门为开发这一矿藏，主张把遗址整体搬迁。但黄石文物部门反对，认为搬迁就意味着毁掉。开过几次论证会，双方坚持不下，没有结论。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下旬又在黄石海观山开了一次论证会，黄石博物馆馆长周保权先生邀请我参加。论证会是矿冶部门召开的，而主持人却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矿冶部门从北京请来了五六十位技术专家，加上他们自己，共计七十多人；而文物部门连我在内才五个人。省文化厅一位姓孙的退休副厅长，周保权馆长，加上我，另两位是工作人员，实际站在辨论前沿的只有我们三个人。矿冶部门请来的都是大专家，他们居高临下，用训斥的口吻对待我们。因为我们曾提到整体搬迁技术上并无保证有一位专家说：“我是北京地铁技术上的总负责，技术问题不问我还问你们不成。”。但他们对文物保护的意义却一无所知，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尤为可鄙的是黄石一位姓华的专家，据说他本是反对搬迁的，后来一反原来的态度，极力主张搬迁。他到北京拜访了十一位国家级的考古专家和文物专家，请他们讲几句话，由他记录下来，称为“专家咨询意见”。那些专家都是国内文物考古方面的权威，竟然无例外都赞成搬迁。—— 周保权告诉我，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花了钱的，十一位专家的几句话花了好几万。我为此深感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可悲。—— 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矿冶部门的一位先生说：“你们不是要把这处遗址登入联合国文化遗址名录吗？我们准备花一个亿到联合国去活动，保证搬迁后的古矿遗址仍然可以登进文化遗址名录”。他这样说，一种可能是他开一张空头支票，到时候反正不用兑现。另一种可能是，他以为联合国也像中国一样，后门敞在那儿，什么事有钱都是行得通的。不管属于哪一种都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会开了两天，意见一边倒，不存在所谓讨论。最后举手表决，通过搬迁的决议，七十多票对五票，遗址面临搬迁实际等于毁灭的命运。

我回来以后，给沈竹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说明大会通过决议的掌声无异于是毁灭古矿遗址的丧钟。同时写了这篇论文，寄到新华社。新华社将我的论文在内参上发表。我没有资格看内参，幸亏黄石市委副书记周秀山把这一讯息告诉了我。我当即将论文分寄给黄石市四大家的领导，没有任何反应。之后我又将论文寄给湖北省四大家的领导，得到了湖北省政府黄知真省长的支持。周保权把黄省长的批示给我看了，黄省长赞成我的建议，我这个黄不起作用，他那个黄是起作用的，铜绿山古矿遗址由此得以保存。为了留个纪念，我将论文在湖北师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刊出。——好久之后我才得到讯息，黄知真省长批示我的文章之后不久就去世了，非常遗憾！黄省长是保护铜录山古矿遗址第一号功臣，应该在古矿遗址上竖一尊黄省长的塑像，作为永久的纪念。

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三篇

关于铜录山古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问题小议

黄瑞云

大冶铜录山古矿，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古的铜矿遗址，三千年前即已开始采掘。一九八四建立古矿遗址博物馆，当时在全国是第三座古文化遗址博物馆。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已谈论多年。诚然，申请成功并不容易，但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不是申请成功与否，而在于我们采取了什么行动。

第一要考虑的是对遗址的保护和建设。遗址正在现仍在采掘的矿区范围之内，我深信现在铜录山铜矿的采掘者对我们祖先采铜的遗址一定会引为骄傲，因此他们对遗址肯定会保护得很好。但政府部门也不能就此放手不管，应该逐年检查，并制订保护措施，使之保护得更为完善。

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址名录，也不能消极等待，而必须积极采取行动。要成立一个宣传班子——当然不是说要另外成立一个机构，这个班子应就在宣传、文化部门内部，把申请遗址问题纳入他们的工作计划之内——努力整理资料，通过各种媒介在国内国外进行宣传。由于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址名录是有限额的，而我国有名的文化遗址又非常之多，因此申请成为事实需要等待许多年。但这不必担心，申请的宣传本身就扩大了古矿遗址的影响，扩大了黄石大冶的知名度，那么即使等它十年二十年又有何妨！前不久我到嵊州参观了越剧博物馆。原来越剧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一百年，十九世纪末还只是当地农民一种简单的演唱形式。当时谁相信它会列入中国地方剧种名录！一些有志之士不断把它改进，而且到杭州上海等地演出（这就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几十年间它就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剧种。这种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为铜录山古矿加强“自我”宣传呢！

此外还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十年之前我在一个会上建议在大冶适当的地方竖立一座巨大碑坊，大书“天下铜都”。有关同志告诉我，“铜都”之名已由安徽铜陵占先，不能重复。我说那很好办，如果他们称为“天下铜都”，我们就称为“天下第一铜都”，不就没有重复了吗？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名叫“独裁者”，立即遭到反对，因为已有一部电影叫“独裁者”了。卓别林轻而易举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只加了一个字，叫“大独裁者”；如此“大独裁者”当即辉映世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呢！建一块牌坊，让所有来大冶的人都留一个深刻的印象：天下第一铜都！顺便说一下，下一个目标是铁山。铁山的铁矿规模可能不是天下第一，但此地却是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这个“身份”也很有意义，我们也应予以宣传。因此我建议，在铁山火车上可以看到的某个山岩上，大书“铁山”二字，让火车上乘客人人可以看到，将“铁山”深入千千万万过客的心坎。务请注意：使用楷书，让大家都认得；请现在那些特别“艺术”的书法家不必劳神。

十年之前，我提过另一个建议，靠紧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建一座青铜公园，复制国内有名的古代青铜器模型，特别是不要忘了甘肃武威出土的那匹铜飞马。让慕名前来参观遗址博物馆的群众有艺术形象可看。既满足了参观者的欲求，增加了他们有关青铜文化的知识，对宣传黄石大冶也大有好处。又来一个“务请注意”：必须是复制古代青铜器的模型，当然也欢迎新的青铜雕塑，千万千万不要搞那些假现代派艺术之名以文其无能、看起来不知其为何物的的雕塑污染，黄石这样的污染已经不少了。几年之前，黄石长江大桥上的雕塑设计也曾交黄石市人大常委会“审阅”过，只有我一个人表示反对。我写了详细的反对意见并提出正面建议。第一，“西塞山前白鹭飞”作为黄石的骄傲是有争议的，张志和的白鹭未必飞到了黄石。第二，那位艺术家设计的雕塑模型不伦不类，那些白鹭永远飞不起来。第三，尤为重要的是黄石应该突出“矿冶名城”的特色。我并具体提出塑一匹铜飞马安置在桥头上，既突出了矿冶名城的特色，又象征着黄石正在跃马飞奔的含义。但谁会重视我的建议呢，如是那两座狰狞可怖不知其所以的雕塑就竖立在长江大桥上了！估计我对建设大冶铜都的建议也会是同样的命运！

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第四篇

一段关于保护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回忆

黄瑞云

当我第一次参观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看到这些参差错落的井口，听说里面纵横交错的巷道深达六十多米，竟然是三千年前的遗址，感到非常惊讶。因此凡有外地友朋来黄石，我总领他们来这里参观。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黄石市博物馆馆长周保权先生来找我，说要开一次保护遗址可行性方案的审查论证会，请我去参加一下。我问遗址博物馆都已经建立，国务院早已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怎么又还要讨论如何保护？他说根据探测，遗址下面还有相当可观的铜矿，矿冶部门主张把遗址整体搬迁，但我们文物部门认为不妥。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想请你参加一下。我说我是外行，我去参加有什么用。他说对矿井你可能不是内行，但文物要不要保护你总还是懂的。当时我在黄石市人大常委会任职，为此我向常委会主任谢法主任报告。谢主任说：“这事让他们业务部门去办吧，我们又不懂，你懂吗？我们还是不必干预吧。”我把谢主任的指示转给周馆长，周馆长说，“我来请你，不是来请人大副主任，你以个人身份参加吧！我们人少，来帮我们一把吧！”周馆长的诚意使我感动，我同意参加。当时对情况的复杂性，我毫无思想准备，我以为只是去凑个数而已。

论证会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海观山新建的四号楼进行。论证会或者叫做审查会，是矿冶部门召开的，而主持人却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 没有一个黄石市党政部门的领导人预会。当时我没有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涉及到黄石如此重大内容的研讨会，竟然不通过黄石市党政部门，这事本身就不好理解。——矿冶部门（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些单位，故笼统地称为矿冶部门）从北京请来了五六十位技术专家，加上他们自己的人，共计七十多人；而文物部门方面连我在内才五个人。省文化厅一位姓孙的退休副厅长，周保权馆长，加上我；另两位是工作人员。会议没有什么开幕式，一开始就进入议题。如何保护这个遗址，第一个方案是主张原地保护的。主讲人温文尔雅或者叫有气没力上去讲了二十多分钟，结论是“我这个方案其实不行，还是搬迁保护为好”。真是太妙了，原来他说的只是一个引子，为后来主张搬迁的方案开路。他倒真的是来凑数的。

接着发言的，意见一边倒，说的都是在现在的位置保存已不可能，必需从现存的山体裁割出来，整体搬迁到大冶湖边的稻田上。这就是“搬迁保存方案”。发言者一个接一个，情绪十分热烈。专家们用“充分的科学根据”说明，“搬离是最好的保护”，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我这个外行听起来就好像在听天方夜谈。

有位专家发了一份独特的“专家咨询意见”，据称是咨询了北京十一位考古专家之后的记录。这些专家的意见无一例外都认为遗址可以搬迁，而且应该搬迁。所与咨询的都是当代中国最权威的考古专家，其中包括著名的苏秉琦教授和国家文物局另一位副局长黄景略。但这份材料并非那些考古专家亲笔书写，更没有任何单位签署意见，而是采访者作的记录，是采访者按他自己的“理解”进行的归纳。周保权先生告诉我，这位采访的专家姓华，原是主张原地保存的，后来忽然改变态度，积极主张搬迁。周馆长还说，请那些考古专家说几句话，都是花了钱的。

主张不应搬迁，应该原地保护，发言的只有三个人。周保权先生和我的发言都很平和，只是说明如果搬迁，这个遗址就必然毁坏，不再存在。我说了一句“今天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应该对子孙后代负责”，立即遭到一位专家的嘲讽，说“这位先生好重视自己的声誉，还怕影响子孙后代对他的评价，真不简单！”我只对他笑了一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孙副厅长比我们年长，自始至终都很严肃，说话比较激烈，几次遭到专家们严厉的遣责。孙厅长说到把一个自然山体搬动，技术上没有保证。有位北京来的专家用十足权威的口气说：“我是北京地铁技术的总负责，技术问题不问我还问你们不成！”这倒是真的，我们对搬迁如此巨大山体的技术，确实是闻所未闻。

有一位黄石的专家说：“你们不是要将古矿遗址向联合国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吗？我们准备花一个亿到联合国去进行活动，保证一定登上名录。”这个发言很富有中国特色，他以为联合国也像我们中国一样，花几个钱开个后门，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何况他准备了一个亿呢！

还有一位专家说：“早知道留个遗址带来这么多麻烦，今后即使再发现这样的遗址我们也不会说出来了。”

论证会开了整整三天，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仍然由沈竹主持，以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主张搬迁的方案以七十多票对五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周保权以发呆的眼光望着会场上欢腾的人们：论证会“圆满”结束。

我回来后很有点生气。十二月四日给沈竹写了一封信，措词相当激烈。我认为矿冶部门的人站在他们职业的立场上，主张搬掉这个遗址情有可原，沈竹作为全国文物局副局长也积极推动这一主张就无法理解。

给沈竹写个信当然毫无意义，之后我写了《铜录山古矿遗址不应搬迁》一文，并附上信，分别寄给黄石市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家的领导，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我又寄给《黄石日报》和《湖北日报》，也都石沉大海。我仍然不服气，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将文章转给新华社。过了三个月，我在青山湖散步碰到周秀山（当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事后听说他还是市委副书记）。他倒是兴奋地告诉我：“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你的一篇文章。”市委有关部门并没有通知我去看看内参，我没有那个资格，但周秀山说的一定是事实。我立即将文章打出，同样附了信，分别寄给湖北省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四大家的领导。不到一个月，周保权馆长非常高兴地拿了黄知真省长的批示给我看，就批在我的文章上，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指示铜录山古矿遗址应该原地保存。我想黄省长可能有分年纪了，字写得歪歪扭扭，还写得相当长，写了一些应该如何保护的话。当时我没有复印设备，也没有将批文抄录下来，反正对我来说，他批示同意就可以了。——我这个黄不管用，他那个黄可是管用的：铜录山古矿遗址由此得到保存。

看了批文之后几天，我又在黄石市人大常委会上要求讲一讲铜绿山古矿遗址的保护问题。谢法主任说：“黄省长已经批了，不用谈了。”

事情过了二十多年，平心静气来回顾整个过程，我认为文物部门主张保护文物理所当然；至于矿冶部门，他们为了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要求开发地下矿藏，也可以理解。双方的矛盾在于专业不同，职责不同，关注的内容不同。双方各执一词，也就很难一致。碰到这种情况，照说应该由政府进行协调。而当时黄石政府部门，似乎没有馀力顾及文化方面的事务。谢主任的表态就很有代表性：反正是省里没有指示，不必谈；省长已经批示，不用谈。他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谢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的关系也非常之好。谢法现象只是说明我国相当大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在文化上，在知识结构上有所欠缺，这不是谢主任一个人的问题。

为保护铜录山古矿遗址，以周保权为代表的黄石文物部门的同志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周馆长总是坚持不懈。而且他态度平和，从不使用过激的言辞。一切为了工作，坚持是正确的，过激的言辞没有任何好处。至于我本人，只是在周馆长的鼓励和支持下做了一点工作。如果没有黄知真省长的批示，我作再大的努力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后来我听说，黄知真省长批了我的文章后下个月他就去世了,这使我感到震惊。老省长在生命结束之前对铜绿山古矿遗址的保存做了如此之大的贡献，应该在铜绿山给他竖一尊铜像作为永久的纪念。

附记：

二○一三年七月三日铜碌山古矿遗址管委会有两位先生来找我，说为纪念遗址发现四十周年要编一本文集，约我就一九八九年有关古矿遗址保存的过程写一篇回忆文章。我说遗址已经保存就可以了，再说渉及到当年和矿业部门的分歧，文章最好不写。他们说，情况是怎样就怎样，实事求是，你只管写，没有问题。如此我就写了这篇文章。但后来情况如我所料，文章并没有用上。文章已经写了，我还是保存着。

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联

铜山炉火，照彻洪荒蒙昧

矿井鐝声，敲开世界黎明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发布时间：2016-08-18 09:27:45来源：

湖北日报讯（记者陶忠辉、通讯员程良友、姚昭）昨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在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举行“大世界基尼斯之最（中国之最）”授牌仪式，授予铜绿山古铜矿为“持续生产时间最长的古铜矿”。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于1973年被发现，1974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11年的考古发掘，发现这是一处以采矿和冶炼为核心的古代矿冶遗址，采冶年代始于商代，经西周、春秋战国延续至汉代，持续时间长达1000余年，贯穿整个青铜时代。它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古矿遗址中时代久远、持续生产时间最长的一处古铜矿遗址。

国务院于1982年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3月20日和2012年10月22日两次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13年被列入“十二五”时期全国150处重要大遗址之一；2015年，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掘项目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另据《楚天都市报》报道：

持续生产千余年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世界最长寿

图为：春秋时期井下采矿遗址 楚天都市报记者碧云摄

楚天都市报讯（记者碧云 通讯员程良友 姚昭）昨日上午，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工作人员来到大冶，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举行“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授牌仪式，授予铜绿山古铜矿为“持续生产时间最长的古铜矿”。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距大冶城西3公里，遗址保护区面积约为555.7公顷。

据介绍，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于1973年被发现，1974年—1985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11年的考古发掘，已知这是一处以采矿和冶炼为核心的古代矿冶遗址，采冶年代始于商代，经西周、春秋战国延续至汉代，持续时间长达一千余年，贯穿整个青铜时代。它是世界迄今发现的古矿遗址中时代久远、持续生产时间最长的一处古铜矿遗址。

国务院于1982年将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3月20日和2012年10月22日两次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13年被列入“十二五”时期全国150处重要大遗址之一；2015年，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掘项目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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