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遮蔽的过往 ｜《收脚印的人》
◆ ◆ ◆
我希望，有过打工经历的人，读到我的作品，会感到亲切，觉得我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同时，能让他们看清一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而获得前行的力量。我也希望没有过打工经历的人，读了我的作品，对个群体多一些理解、关爱和敬意。——王十月
◆ ◆ ◆
作者简介
王十月，本名王世孝，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杂志社编辑。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作品数十次入选各类年度选本和多种排行榜。201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 ◆ ◆
作者简介
汪卫红，网名红丽清歌，湖北阳新人。1977年生，少年南下闯荡，感悟变迁、抒写春天；青年察人审事、辑稿定刊……写尽暗恋文学的怀情，点染网络文学的芳华；见诸报端、荣获奖誉实属偶然。
作品讲解
不能被遮蔽的过往
——读王十月《收脚印的人》
文｜汪卫红
知道这本书，是看到一个文友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篇隆重推荐这本书的贴子，便带着好奇心买来阅读。
小说以第一次人称的叙述手法，以民间传说“收脚印”这一方式，重现小说主人公“我”当年的打工经历。开篇多是断断续续的片断，更多的则是作者以“我”的口吻，讲述着对生命、对时间、对记忆、对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想法。有点儿意识流的感觉，却又不完全是。或许，这是作者独创的写作手法，也是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法，表达自己要说的话。
作者通过“收脚印”的方式，实现往事的重现，让读者看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南下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地是“收容所”，真实再现了当年南下打工的农村青年面临生存的无奈和妥协。
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没有经历，就没有发言权。对于小说中写到的“收容”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就是年轻一代的外来者，对于当年的深圳，对于收容，也是无法想象的。我一直以为，深圳，或者说广东，或者说，中国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所有的成功者都是有罪的。当你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的真相时，你们那些学者专家们，并未经历过改革初期南方的炼狱时，你们所有的谈论都是无知的”。
我和作者是同一个年代的人，1996年南下打工。可能因为我当年南下时，出门前即知道自己将要就职的工厂，和小说中描写到的打工人群相比，我是幸运的，不曾经历过这本小说中描写到的找工的辛苦，也不曾被收容，更没有被企业拖欠过工资。
但是，并不是所有外出打工的兄弟姐妹都如我那般幸运。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四处“打油”（流浪）。没有住的地方，就睡水泥管；没有钱吃饭，只能买最便宜的方便面，就着自来水充饥。晚上，哪怕是睡水泥管，也要随时提防抓“三无人员”的治安队，活得就像过街老鼠，卑微、无助。曾听说，被治安队抓走的，如果没有人拿钱去赎，就会被送到粤北劳改。更有甚者，有去无回。也曾听说，收容所里暗无天日，所谓的“执法人员”对被“收容”的外来人员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当时的我，似乎并没有去思考这种行为是否合理，包括要求我们办暂住证的做法。对被收容的人似乎也没有多少同情或者怜悯，因为被抓的人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同乡，也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年少的我，根本没考虑过这些与己无关的深刻的问题。
书中写到，对于被收容，没有人反抗，没有人愤怒，有的只是麻木，认命。陆北川反抗了，被“我”和其他三个治安队的逼着跳河身亡。也正是这件事，让“我”多年后一直被罪恶感压抑着，在被牛头小鬼告知自己要“收脚印”后，决定站出来指证当年的罪行。“眼镜”反抗了，以“自己无罪”拒绝打电话给工厂让人来赎他，但是这样的反抗，换来的是一次一次被抓，一次一次被送去劳教，最后的命运不得而知。
阿立没有反抗，被人赎走，却是收容所内部的一次买卖，几个陌生人将她强奸后，卖到河南，成为一个哑巴的老婆。那段收容所生活的描写，不禁让人联想到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就像是人间炼狱。“我”是相对幸运的，不但被朋友赎回来，还意外成了治安队的一员，从“被抓”转身成为“抓人”的。命运的鬼使神差，有了后来的“赎罪”。
当时的我也是幸运的。所以，格外珍惜那份只有微薄收入的工作，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因为，在当时，能够进那家在全市闻名的企业，相当于吃铁饭碗，只要我们听话。对于不公平的待遇，要接受；对于干部的责骂，哪怕是污辱人格的，要忍受。否则，除非你不想做了。招工，对企业来说实在是太简单太容易。招工广告还没来得及贴出去，名额早已被内部员工拿到，早早就和管理人员打了招呼。就算还有一两个名额，到了招工面试那天，也至少会有七八十人前来应聘。
我还记得，那时候，每到工休天，街上的人看到我们胸前戴的厂牌，就会有人羡慕地说，哇，她们是**公司的。那份骄傲无以言表，胸前那张厂牌似乎也是荣誉的象征。
再说到小说中多次描写的“暂住证”和“收容”。相信这两个词对于那个年代出门打工的人，一定都不陌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办暂住证，也根本没人去想为什么，厂里每年3月份都会在每个员工的工资里扣除办理暂住证的费用，大概是98还是78，珠海的暂住证要100多。而当时普工的工资，一个月才400左右。
正因如此，很多初来广东找工作的打工者多数都没有去办理，因为没有余钱。当时的办证制度似乎也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合理。进工厂的由工厂统一办理，没有进厂的不知如何办理暂住证，所以如果被抓到，除非当时交罚款，否则马上被收容。但是哪怕交了罚款，却并没有帮人家办理暂住证，也并不告诉人家在哪里可以办理暂住证。所以，第二天如果被抓，还是要交罚款（罚金至少50），或者被收容。
2001年夏天，我们租住在工业区附近的村子里，住的是本地人的旧房子，很大，有两层，租金也不贵。那栋楼成了当时没有找到工作的老乡的聚集地。因为可以住在楼上，还不用交租金。有天晚上，几个老乡可能是刚喝完酒，想出门散散心，遇到我们下班回来，我们赶紧阻止，因为回来的路上有治安队在查暂住证，让他们赶紧到楼上去躲起来。听到这个消息，几个老乡赶快溜回去，躲到楼上，我们在楼下将小楼梯锁上，佯装上面没有住人的样子。
待到治安队来查房时，我们假装很镇定，拿出厂牌、身份证和暂住证，治安队见我们是宝元公司的员工，不再盘问，又问我们楼上有没有住人，我们说房东把楼上锁上了，没有租出去。（楼上确实没有租出去，但是房东给了钥匙，以便我们晒衣服。）治安队的刚准备走，见客厅里的餐桌上有老乡们喝酒后的酒瓶和快餐盒，一桌子残羹剩肴，很快起了疑心，问怎么回事。
老公平静地说，今天是他生日，几个同事过来给他庆祝生日，刚离开没一会儿。治安队的不再问，交待几句不能收留三无人员，一大队人马离开后，我们长吁了一口气，直到半夜，几个躲在楼上的老乡才下楼洗澡。
那时候，外来工在本地确实是不太受尊重的。有次发工资后，中午和同事一起去邮局汇款，排了很长的队，终于快轮到我们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突然“罢工”了，板着阴沉沉的脸吼着站在我们前面的女孩子，说是如果没有零钱就不要来汇款了，快点站到旁边去。那个女孩子身上确实还差5毛钱的零钱，给100，工作人员说没零钱找，让她不要汇款了，不要挡在前面，急得那个女孩子要哭了。
我们刚好身上有不少零钱，赶紧给了5毛钱给她，女孩子这才办理好汇款业务，临走前对我们千恩万谢。轮到我们汇款时，虽说没有给她添任何麻烦，却也没有给什么好脸，像是我们欠了她几千万没还。那时应该是1996年的夏天，很热，心却很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让她如此厌恶。但是，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对这个工作人员的淡漠有任何反应，至少没有表现出来。每个人都表情漠然。是麻木了吧，还是习惯了？我不知道，也不记得。
读王十月的《收脚印的人》，突然又想起这些往事，百味杂陈。随着政策的变化，当地政府对外来工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性化的关怀，让我们如沐春风。对于这些，我是感恩戴德的，也曾把这种心理写进文字里。曾有一位在广东打工的长者，看了我写的文字后，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被奴化，没有深刻的思索。当时，我是不懂的，认为这位长者有些偏激。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越来越认同自己的思想确实被奴化了。就算不是，也是舒服地享受着当下，忘了曾经的痛，那个年代的痛，那个群体的痛。
有些过往，是不能忘却的，更不能被遮蔽。如同作者在《收脚印的人》的跋中写道：“这个小说写作的动因，是我意识到，许多记忆，因年代渐远，已变得模糊不清。让我感到害怕，曾经深入骨髓的恐惧、苦难，如今想来已云淡风轻，如同别人的故事。……我想，我该做些抢救性的打捞，但打捞到的，不过一些记忆的碎片，像卡在骨头里的弹片，提醒我，这些往事，我曾经历过，一代人曾经历过。……”
读完这本小说，合卷，关灯。黑夜中，往事在心底浮浮沉沉，如同结痂的伤口被生生撕开，直击心底的痛，让人欲哭无泪。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