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石当代诗词选》｜胡光波

文心雕龙

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

——读《黄石当代诗词选》

文｜胡光波

先秦韵文除诗骚外，多见于鼎铭彝文或谣谚讴吟，以四言为主，亦有杂言间以“兮”字者。此类文字，初发天籁，后经文人修润，今虽为残片断章，而言简意深，耐人涵咏。秦末楚歌兴，刘项之《大风》《垓下》，雄强粗豪，英气盖世。汉立备乐府，整饬各地民歌，使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相合，诗体渐向五七言递进。其间辞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极一代大观，亦宜于五七言诗发育。虽然其时韵文质实典重，但在汉末板荡中，《古诗十九首》等杰构骤然而生，为千载所尚。三国至隋，五言诗渐盛，始以自然音韵成体，后诱于梵呗音诵之美，士人渐识汉语音韵，遂以四声八病衡诗，虽抑情就范，为诗论者所斥，但体式得以纯正，利于律诗成熟。唐初尝试几十年，化四声为平仄，并兼之以对仗，五七言律绝成型，又包容声律稍宽之乐府、歌行和古绝，加之科考用诗，促成诗歌盛极。词虽与诗同为韵文，而肇于传入北朝的西域音乐。始演于胡夷里巷，琵琶伴奏，繁弦急管，刚健威猛，尽呈北地尚武之风。入唐，海晏政清，中外交往频仍，都市兴盛，胡乐一变而为燕乐，渐沾中原温雅平和风习，又衍化出曲子词，多用于侑酒娱情，柔美轻艳，时涉狎邪之辞。至北宋范仲淹、苏轼等，题材意境始拓，与秦观、李清照等适成风格两极。此后几个朝代，虽诗词创作日丰，论说各有所胜，而体式已无大变，并为传统文人摅情呈志、讽世谏言之具。

晚清至民初，救亡图存日亟，启蒙暴起，国人思变，西风劲吹，新学勃兴，诗赋词曲等传统文体风光不再，白话诗文、小说和话剧入主文坛。但是，国人久习诗词，非一时风潮所蔽，乱世中以之凝神励志、酬唱安心者多有：老派学人严复、林纾、柯劭忞等，旧式官员徐世昌、张謇、周树模等，至晚岁睹变局弃旧法，欲与时势相契；同光体陈三立、郑孝胥和沈曾植等，中晚唐派梁鼎芬、顾印愚与樊增祥等，汉魏诗派王闿运、陈锐及曾广钧等，虽不免遗老风味，而其诗心亦趋新；诗界革命派梁启超、夏曾佑和麦孟华等，以纳新融古相尚，时发迥异之响；南社诗派柳亚子、陈去病与胡寄尘等，气节志趣互励，讦陋政启新声。新文学领袖鲁迅、俞平伯、郁达夫、闻一多等，亦间写旧体诗，寄远怀敦厚谊。词的创作也令人惊异，据曹辛华《全民国词》，收二百多名作者词近三万首。同时，选学仍未消歇，宋育仁《三唐诗品》、闻一多《唐诗大系》、胡适《词选》、胡云翼《明清诗选》与《词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等优秀选本，既嘉惠时人，又为后学立则。创作已然可观，研究更臻集成。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收三十七种，曹辛华编《全民国词话》拟录四百五十余种，其中有两书一改古人论说的棼绪零札：钱锺书《谈艺录》首破以时论诗的积习，主张辨之以体，裁之以格，故断言唐人或开宋调，而宋人或具唐音：因人性古今同一，非可以政治为限。此书凡立一说，几成定谳，因其勾连中外，融汇古今，析理明晰，文辞渊懿，实为新式诗话宏制；王国维《人间词话》援西哲与佛学入论，拈“境界”以立说，提出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创调与创意、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命题，合诗词创作与人生体验于一体，而其首倡成事治学的“竟功三阶”，百年以来有志者，莫不援之以衡己竭才，自奋有为。

鼎革以来，政治运动迭起，文艺政策时有偏畸，自由诗、阶梯体流行，旧式诗词备受冷落，但并未偃旗息鼓，其创作者大致有四类：一是开国群雄，如毛泽东、董必武、叶剑英、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记录戎马生涯所感；二是文界名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叶圣陶、邓拓、赵朴初等，折射一时政治风向；三是高校学者，如陈寅恪、刘永济、夏承焘、唐圭璋、钱仲联、钱锺书等，借诗词遣情释郁，延续一线文脉；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政治运动中受冤，如聂绀弩、牟宜之、黄万里、杨宪益、胡风、吴祖光等，以诗词讽时明志，其文心昭昭，诗骨凛凛，至今读之，令人慨叹。尤当注意者，1957年毛泽东诗词十八首、1965年毛泽东致陈毅信的发表，让人们领略了一代伟人的雄才豪气，显示了旧体诗词的艺术潜力，而诗词须讲究平仄、以形象入文、比兴不可缺、民歌为补剂等观点，深得艺术真谛，为创作指针。

今人有一先入为主印象——解放后文艺政策，挤压旧体诗词。其实，毛泽东1951年提出戏曲“双百方针”，亦适于其他艺术门类。1950年代中期，臧克家在全国性《诗选》（1953—1955）序中，对该书兼收旧体诗，也表示赞赏与支持。1959年5月胡乔木发表《诗歌的形式问题》，肯定诗词价值，对其宽容接纳。甚至有一个时期，在张奚若、郑振铎等人倡导下，一些重要报刊也辟出园地，登载旧体诗词，以利大家欣赏。此一时期，马茂元《唐诗选》、钱锺书《宋诗选注》、胡云翼《宋词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等名家选本纷出，作为人们修习助读。但是，因时势多变，一些政治投机者，为达一己之私，常违忤人性良知，对他人作品曲意释读，网罗罪证，故学养深湛者如夏承焘、刘大杰、沈祖棻、苏渊雷、王蘧常、唐圭璋、施蛰存等，为全身葆性，只好敛手讷言，创作的凋敝状态延续多时。即使如此，也有少数人于万马齐喑之际，发空谷独响，如陶铸于冤狱病重时所作《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其元气淋漓，意蕴深厚，可见老一辈革命家虽身心俱困，而刚正豪迈犹在，源于其心有至死不渝的革命信念。该作附于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中，在1978年12月《人民日报》刊出，极大震撼了久已萎靡的文坛，亦说明隽诗不分体式今古，只要才气充溢，胆识高卓，切于时事，涌于心源，即不可小觑。

新时期以来，思想获得解放，文艺政治色彩渐褪，新异流派各领风骚，文学团体遍布萌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民间的古体诗词社团已近两千个，各类诗词报刊达上千种，仅中华诗词学会全国会员就有两万，加上各省市县的分会和诗社，会员数已破二百万，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古体诗词刊物约千种，而诗词集每年出版近千部，一些名家诗词选本不断刻印。新的选本如《唐宋词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唐诗选》（葛兆光）、《唐诗选注评鉴》（刘学锴）等也不断涌现，至于各类论著就更不可胜数。旧体诗词，作为一种看似过气的创作样式，虽一时难以阑入文学主流，只能在一隅奏出铮铮细响，但创作大军浩浩荡荡，也不时会奏出黄钟大吕，融入时代文学的大旋律之中，从毛谷风所编五十万字的《当代八百家诗词选》可见一斑。

黄石的诗词创作，建国初，三十多年处于游兵散勇状态，各自为战，难以形成气候。有鉴于此，1983年4月，李声高等三十七位文化人士，发起成立西塞山诗社，创办专刊，虽经费时常短缺，但独树一面大纛，成为同仁风标。1987年5月、10月，黄瑞云、李声高等相继出席全国、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联络各地同好，以通气谊声息。此后，黄石所属的县区，相继成立类似组织。现在西塞山诗社有三百余会员，其写作多源于天性，不牟荣利，黾勉互学，自费编印诗刊、专集和个人作品近三百种，荦荦大端者如《西塞山诗缘》《故垒新声》《黄石古今诗萃》《黄石六十年诗词精选》《铁血长城——中国抗日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诗词选》《西塞山诗丛》《黄石诗词十人选》等，亦曾编印少许选评本如《黄石古今诗词选读》《西塞山诗评》等，刊录本土诗评者的阅读札记、赏析文字、选本评论与专集序言。

由于有诸贤的前期编选，刘远芳此番编选《黄石当代诗词选》，自当有所凭依，省去部分搜读之功。但是，因西塞山诗社成立前，部分作品除后来作者结集收入，更多的分存他处，甚或亡佚，因此辑录今人诗词，似易实难。若说前此作品零散，令人难觅踪迹，无所适从，诗社成立后作品日多，又令人眼花迷离，瞻前顾后，惟恐顾此失彼。何况此次新选，既要有别于前出选本，又要从延长的时段中挑优择佳，兼顾各类人士、各体作品和各种风格，以期概括黄石建国七十年的诗词风貌，这就需编选人在作者的征访、材料的甄别、文本的校正、疑窦的释义上更为谨细，功夫做足。好在编者一直锺爱诗文创作，已选编黄石历代诗选、文选，近两年诗词写作弥笃，具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敏锐的文学感受。不过，为了使选本更臻完善，本次编录之前，他在网上发布征稿启事，历时三月有余，又私下奔赴各类文史机构搜集，甚至为弄清创作背景，专程往作者所在地调研。有此广种优收，然后簸弃稗皮，乃能撷英取精。与此同时，幸有本地文化名人黄瑞云、李声高、占传忠、李全修诸贤鼎力襄助，召开审稿会数次，对入选篇目多番商较。因此，这一选本自当借镜前述通选之优，又从专集、别集、私人选集或自荐之作多方拔粹，当然也恪守一贯的辑录原则：注重涉于黄石人事者、描写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之佳作，而弃除乖于音律之作，排斥唱和、酬对、阿奉、寿挽、步韵、次韵等应景之作，不选空疏浅薄之“老干体”，弃除嗟老叹贫之作，避免动辄引古人名句入篇者，至于那些名重质劣之作，自当在断然拒绝之列。就此而言，编者坚持其选录标准，既不徇于私怀，又不怯于虚誉，着实难能可贵。

据编者提供材料，裁定《黄石当代诗词选》的作者与篇目，历经五次挑选：先以三个多月，搜得500余人5000多首；再以近十个月，初选411人2118首；第二次淘汰，又选录257人974首；因体量庞大，再次挑拣，选录238人824首。至此，按说一个中型选本面目已呈，但编者对其中一些作品研读再三，仍有不满，继续删汰，确定199人650余首。在出版社三审三校和最后的质检中，又删除了若干首。最终定稿199人645首。确立人选，以求“全”，尽量辐射到各个领域不同层次的作者；认定作品，以求“严”，以艺术高下为尺度，虽然对诗词的选录亦有轻重，诗是从多中拔优，词作虽少，擢录亦必取精华。当然，选录照顾到“面”——过宽失去选本意义，过狭难以反映整体面貌；同时也要考虑到“点”——有所侧重，对在黄石当代诗词创作和组织中成就突出的作者，可适当放宽比例，让读者充分领略其作风采，如胡国瑞（17首）、周弃子（17首）、黄瑞云（16首）、李声高15首、雷文电（14首）、陈仲铎（14首）、成惕轩（14首）、黄群建（12首），江腾文、刘柏林、刘修珍、程贤华、陈绮璋等人，都超过十首。由于历史原因，女性诗词作者以往就不多，当代黄石女性作者也较少，对于那些创作确有个人特色者尽量录以存真，全书计收张月琴、王群英、杨淑芝、许明霞、伍影、尹婉仪、吴诗韵等约三十人。

本书编写，作者略以生年为序，各篇有作者小传、诗词正文，少数内容较复杂者，文末缀以题解，介绍其写作背景，或附以注释，对文中的地理、典实、专有名词予以说明。由于时代较近，诗作内容对今人并不陌生，因此在对作者平实简介后，即以其作呈现，让读者自行涵咏，领会精神，编者不再做衍伸解说，以免引读者入己之范，导致理解的单向。凡有作品带“题解”“注释”者，多能节制有序，只作事实陈述，不露编者爱憎，读者可在疏通文字后，默会其意味。如董必武《咏汪英华》、赵朴初《钞齐己诗书后》，前者介绍汪英华的生平身世，说明其于何时何地为何事而牺牲，董必武因视察黄石，知其事迹而作诗以赞；后者言李声高、夏奇星为西塞山摩崖刻石，赴京求赵朴初题字，并请其书唐人齐己《过西塞山》一诗，赵书毕激奋，而自作此五绝。大凡为诗作注，若为普通读者计，则宜简明为上，不作过多援引，以免繁琐碍人眼目；那些集注汇评之类，只适于少数研究者参究。此书于此处置得宜，读者观书立晓，无须笔者再多饶舌。

鲁迅《致杨霁云书》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今人论诗动辄以之为通例，实乃对鲁语理解有误。原来杨氏致鲁迅信，誉其《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鲁迅回信先说“我于旧诗素无研究，胡说八道而已”，然后才下断语，再说自己“言行不一致，有时也诌几句”等等。若深推鲁意，是以己诗比唐诗，看似为谦词，亦隐含自傲：唐人并未做尽好诗，后人可垦之地尚多，大有作为。即以笔者所观，鲁迅虽不以旧体诗见长，但其《自题小像》《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亥年残秋偶作》等数作，发语奇警，意境深幽，即使置诸唐人诗集，亦不遑多让。论文学创新，昔人多主张复中求变，以立新雄。古今虽沧海桑田，人事代迁，但感情并无大变，文学所写对象也类似。古代韵文创作已有几千年，虽数量以千万计，其体式已稳定，题材、方法、意境并未穷尽，只要后人玄览察变，本诸吾心，启发性灵，就能遇事感奋，临文羞于暗袭古人，执笔勇于开启吾思。创作的兴感，来自一个精神丰厚、感情充沛的人，只要他对生活始终保持乐观，对外在的一切善于观察，就能找到异于古人之处，重搜奇峰另打草稿，表我心志寄寓真情。正因如此，言征实虽难巧，意翻空亦易奇，创作虽以传统为基，实际全凭一己颖悟，情通骤起之时，慧思丛生，万丈豪情任我抒，缠绵情愫尽展布。如果囿于唐师宋范，就会扼杀性灵，心如一口枯井，只好哀叹崔颢业已著鞭，李白亦当束手。因此，既然“所遇无故物”，又焉能“情辞不常新”？

自唐诗宋词奇峰郁起，深厚的人文传统积淀，为后学提供了摹习对象，故宗唐宗宋争论不息。其实，若撇开强固的派别之见，唐宋诗词正如创作之两翼，不可或缺。今人创作自不必像先民，筚路蓝缕启山林，只能取法自然万象，完全可以唐宋为矩，免于步入偏狭之径。但是，学古不必肖其形，而当摹其神。明乎此理，作为评者固不当在高抬古贤范本时，而过低估计今人的艺术潜质，不然深陷文学退化之泥淖。基于此，我对黄石的诗词创作，乐观今已成就者，虽然它受制于时势的松弛与塞闭、写作的地域与题材、作者的阅历与学养，存在格调之雅俗杂糅、语言之婉直混淆、方法之旧新纷陈等问题，甚至尚未形成广有影响的创作流派，但共和国建立已一个甲子，诗词数万首，谓之披览满目锦绣固属浮夸，然若仔细拣拾，似亦不乏琅玕玦珏。

《黄石当代诗词选》的大多数作品，都不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表现和政治人物的评骘，恰恰相反，诗人们把目光集于庸常生活的细微感受，诸如咏史、咏物、咏事者，赠人、怀人、悼人者，题书、题诗、题画、题阁者，览观山水、湖泊、楼阁、庙宇、历史遗迹者，还有书怀言志、学书感受、读诗感受、乡居生活者，不一而足。当然，也有少数感时伤事者，如乐禹阶《书怀二首》、刘士杰《题大冶兵暴》、万里鹏《红卫兵午夜抄家》、许勉《牛棚秋兴》、刘蜕《刺贪》（二首选一）、贾克非《蝶恋花·狱中吟》、刘柏林《忆“文革”旧事，作竹枝词记之》（五首选二）和《反右五十周年有感四首》（四首选二）等，成为难得一睹的历史见证。这些作品是事过境迁之后，作者已泪尽血止，平静地挽袖裸胸，将结痂的累累斑痕，袒露于世，让人感受在那些荒唐岁月中，奸佞居上，公正抑下，平民百姓难免时难。如《红卫兵午夜抄家》写青年受人唆使，夜来抄家，将家藏古典作品和生活用具，荡洗一净，面对此景作者昂然发出“忍使黄钟遭毁弃，笑看瓦釜作雷声”的凄笑，但“小将”们走后，又惊魂未定，“痴对寒辉月一轮”，顿为明日忧虑，惊悸不已。又如《蝶恋花·狱中吟》，作者本为一名普通中学教师，不意遭受冤狱之苦，时值春天，蛱蝶飞舞，东风惹絮，原可一赏春光，但想到自己深陷囹圄，真是有苦难诉，惟听杜宇啼血，热泪涔涔。此两诗写作方法有异：前诗以叙事起，以议论结；后诗则满篇拟景，将满怀情愫融入其中，欲吐未吐，含蓄蕴藉。

但是，小题材、小景致、小情绪、小感悟则占了选本的绝大多数。一些偏爱宏大叙事的评者，可能觉得此类作品注于琐屑微末之事，虽于细处呈精巧之思，但难以警顽立懦，更无法激起全社会关注的冲击波，其意义大打折扣。其实不然，人之创作各本性情，固难拘以单一尺度，就题材而论，我以为愈是凡近习常之物、司空见惯之事，作者若遇旧而能出新，睹近而能旨远，见小而能示大，愈能呈其独运之匠心，也愈能将文字功夫发挥到极致，因为诗词虽属文字小舞台，但不碍于表现人情大乾坤。文学创作的成功，不唯审之以“写什么”，而更须观其“怎样写”，究竟写出“什么”。如果我们以此来看黄石诗词，则可见诗人才情最集中地显露在游览观感之中，不管是山（东方山、西塞山、小雷山等）、湖（磁湖、仙岛湖等）、寺（七峰寺、石壁寺等）、洞（飞云洞等），还是岛（澄月岛等）、城（鄂王城）、林（南山碑林）、壁（赤壁），凡江山形胜、人文景观，既是凡人消释困倦、畅舒精神之所，又令诗人在登临眺望之际，逸兴遄飞，故其情不期而至时，会自发奇语，自开奇境，如：“危桥穿石壁，野寺锁墟烟。”（郑子阳《山行》）。“响洞云随平地起，玉莲花向露天开。”（曹理光《天台山》）。“双窝瑞霭呈灵气，夹石廊回锁翠台。”（程树藩《宫台览胜》）。当然，让人领略奇异的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可起悦人之用，但有些作者意不尽于此，而是“怅望千秋一洒泪，思及往昔满怀忧”，创作之时景物居于虚位，而实写世事变迁，以今比古，心底波澜阵阵，笔头喟叹连连，如胡国瑞《武昌东湖行吟阁》，将历史人物融为一体，起笔描绘出一个忧国忧民、满腹郁闷的屈大夫，然后对高明位偏、闲邪居正的现实加以指斥，最后转而赞美屈子伟岸的人格以明志。本诗写作年代不明，据我臆测，恐作于政治风雨飘摇之时，作者目睹奸佞当道、贤明受冤，无以发泄，故借史以畅其愤懑。因为诗人创作某类题材，不可能是无缘无故，胸中的隐忧多源于现实的刺激，此乃“歌诗合为事而作”之中国文学传统。又如黄瑞云《燕台怀古兼吊朝银》：“荆卿不复在，骏逸空燕市。伫立望中原，秋风寒易水。”此诗看似在歌咏为国纾难、一去不返的荆轲，其实是叹息大学同学王朝银在遭时多嫉、贫病交加、悲凄去世后，家境的窘迫，生计的艰难，为其家人深深担忧。作者曾有专文记王家事，今又以诗表之，可见其同窗友谊之深。类似之作，还有纪律《中山纪念堂留影》、鲁浚明《辛酉仲秋游飞云洞》、熊达《少林寺》等。

如果抒怀意在言一己胸臆，那么怀人赠人则重友情。诗人多敏感之心，每于贤人谢世、才人夭亡、亲人永逝、朋友离别等，多有悼亡送别之言，在前人创作中，此类作品多有杰构，如杜甫《赠卫八处士》，写时隔多年战乱之后，偶遇少年知交，得其热情接待，抒写了世事变幻、人生无定的惆怅，今虽暂聚得欢，又当匆匆离别，而个人前景渺茫。今人写此类作品，大略分为两类：一指涉政治人物，为其命运叹息，寄寓哀思；一对象为平民，除对至亲伤悼外，多同辈互勉或予后辈激励。前者如胡国瑞《悼李达校长》（二首）与《莺啼序·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感赋》、周弃子《忆雷儆寰》和贾亦斌《哭经国兄》等，或写政治人物的曲折遭遇和历史功绩，对其“满怀忠荩，苍松尽挺”的耿介忠诚，高度赞扬，或对其“耿介为本，铁窗凋年”的命运叹息，或对其“报国从军，开放顺民”的坚贞宽容予以肯定。李声高《溪口吊蒋太夫人墓，遥奠中正先生》，在陆海暌隔多年后，跳出国共党争之外，不以成败论英雄，其祭拜蒋氏母子，实对蒋中正当年领导抗战的赫赫功绩，予以肯定，显示了评价政治人物，应有历史尺度，而非为时议所限。至于怀赠平民的诗词，则异乎于此。如纪律《重晤惕夫君》即写得沉痛。作者自旧政权到新中国，一直为教育人员，但土改遭诬服刑数年，又在文革前夕被划为五类分子，十多年后才解除。写此诗时，蒙政府特赦前伪政权人员，旧友回乡相见剧谈又离别，两人相见万念注心，不禁悲从心起：四十年前的一字师，今面目全非，昔日并肩为国驱敌，同历腥风血雨，后经铁窗摧折意气消磨，惟霜雪之志未泯。吴诗韵《亡夫百日祭》写多年侍病夫，今朝一旦遽然而逝，余痛难消，思忖亡夫于地下：“阴雪可曾催鬓白？纸衣能否御风寒？”以生人推死人，其至情自然流露。以下写慰己者有女相伴，夫却黄泉茫茫，独苦无依，将痛意更加重一层。最后以往昔两相守、今难对孤灯作结，其痛愈深。与此类似的诗，还有吕振声《春节怀母》《悼妻》、雷文电《忆母》、萧文轩《悼亡妻》、熊达《病中梦亡妻》、谢崇德《哭E君》（四首选三）、李云《题母亲墓碑》等。

赠人之作，多寄寓作者对挚友晚生的深情。如毛汉华《赠陈泽民先生》，既写陈与己相交多年、风雅不已，又写其乐推后辈、犯颜请命，今虽年入老境，而壮志不已。在此类作品中，黄群建《赠陕西籍博士》，笔者读来倍感亲切，因为自己就是当年的受赠者。二十多年前，我年届三十，刚硕士毕业留校，独身在外，除了几本破书和铺盖卷，可谓一无长物，时感清寂。闻知作者擅长律诗，即在相见时，随口请托。未曾想不几日，作者即以行书抄写持赠。此诗先描写我居住之简陋，鼓励我勿为一时困窘所屈，当眼光放远，心胸开展，末两句承前以“莫谓清寒名未就，关中自古出雄才”勖勉相加，其所包孕的乐观进取、奔放豪迈之气，对我后来矢志求学有极大感召，至今仍充盈周身。

当然，此书部分作品也有不足之处——语言显露，意象苍白，有违古典蕴藉之风，甚至把一些流行的政治话语，如标语、口号、宣誓词之类置入文中，犹如在一袭洁净清爽的衣袍上，人为地补缀了一块块炫目的“大红补丁”，破坏了诗词的整体情调，而其艺术魅力在无形中降低。编者可能出于存真之虑，将其撷入，对于人们认识黄石诗词创作存在的问题，倒有醒示之用。我想后起作者若能引以为戒，自能避此缺憾，则于诗词艺术更跻一层。

无庸讳言，较之其他文类，当今诗歌创作虚高浮肿，乱象纷纭，看似一片繁荣，实则危机四伏：前几年，现代诗曾出现所谓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现在又产生荡妇体，其败坏创作生态，让人作呕；在传统诗词领域，许多作者古典文化修养欠缺，盲于诗格词律，仅凭一厢情愿，挟着似通非通、半韵不韵的文字，贸然闯入诗苑，其悖矩破体，令人堪忧。在此情况下，《黄石历代诗词选》的出版，其现实意义显得重要。

黄石因地理位置，兼取吴楚文化之优，向得江山之助，自古才人辈出，《黄石历代文选》《黄石历代诗选》《黄石文化简史》等即是明证。今《黄石当代诗词选》续出，既赓继先贤，实绩已显，促使本地创作良性发展，又能为初学者示范导引，使其免趋闲邪径，起步入正轨。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类似之意，亦见于《文学小言》和《宋元戏曲史·自序》，可见王氏于此自珍。证之以中国文学史，王氏所论文体变迁虽言之有据，但亦嫌过于绝对，若被一些人引为口实，以之鄙贬后世之作，那就有悖情理，因文体虽有各代之胜，但后学逸于前人，亦并非毫无可能，因人的才性实难为时势所拘，未来作者若能本古以就今，因难而竞巧，荡除创作颓风，尽申独颖之思，完全可驭旧生新，则诗词之前景未可限量，正如高适所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

（《黄石当代诗词选》，刘远芳选编，武汉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本文原载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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