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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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之思
鲁迅早逝的悲剧
◎罗钰润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时年只有56岁。鲁迅为什么会早逝，这与他生活道路的坎坷，屡遭不幸，使他的身心不断地受到打击和伤害是有很大关系的。鲁迅一生多灾多难，早在年幼时期，祖父因科举考试弊案入狱，后来父亲又身患重病而殁，因而家庭陷入了天灾人祸交加的困境之中，使鲁迅从十几岁开始，就被人歧视为“乞食者”，同时还受到了不少的冷遇和“白眼”，这给他年幼的心灵，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遭受到痛苦的创伤。
因为家庭贫困，鲁迅求学的生涯，既艰苦而又曲折，不仅要去寻求不需要交学杂费的学校就读，而且读书的生活也是非常困难的。如鲁迅怀揣母亲给他仅有的八元钱来到南京求学时，因不满水师学堂的生活而辗转考入了矿路学堂。在矿路学堂读书虽然比水师的待遇较好，但所需的零花钱仍不够用，只有将自己因成绩优秀所获得的奖章拿去卖钱，以资助零用，可见他当时读书生活是多么的拮据。后来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期间，学习生活仍然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他为了帮助正在日本求学的二弟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恋爱与结婚，同时还为了尽儿子对母亲的孝道，他毅然中途弃学回国，另谋生路，为此作出了自己痛苦的抉择和牺牲。
鲁迅从日本回国以后，所面临的家庭困境，经济负担是很重的。他经友人推荐，开始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教书，每月月薪只有30多元，除负担家人的生活费用外，每月还要寄60元钱给在日本求学的二弟周作人，严重的入不敷出，只得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鲁迅的精神压力很大，心里非常苦闷，整天郁郁寡欢，很显然，这种无言的痛苦，对鲁迅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影响和伤害的。
后来因时、事的变迁，鲁迅的工作更换多次。最后辗转来到北京旧教育部供职，因为家庭负担重，收入低，经济拮据，甚至有时要借钱度日。这时鲁迅为了节约开支，有段时间连早餐都不吃，午餐和晚餐也只是到小饭馆或“饭挑”上买点简便的食品充饥。由于这样的艰苦生活，因此更严重地影响了鲁迅的身体健康，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牙痛、胃痛、气管炎，乃至神经痛接踵而至，经常发生。
不仅贫穷困苦的生活影响了鲁迅的身体健康，而且鲁迅只会艰苦繁忙的工作，不会休息，不善于爱护自己的身体，这是影响和伤害他身体健康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鲁迅一生主要从事写作，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最苦的职业”。除此之外，他还要负责有关刊物的看稿、校对和编辑，工作的繁重可想而知。鲁迅的写作往往是在白天忙完了如此繁重的工作之后，到夜间送走了来访的客人，直至午夜才能开始动笔的。由于职业的原因，鲁迅嗜好抽烟，一支不离手的香烟，长期伴随着他熬夜、呕心沥血。有人说鲁迅是天才，他对此却深有感慨地回答道：“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这句话，正是鲁迅一生不知疲倦、不辞劳累工作精神的深刻写照。
鲁迅一生只会工作，不会休息和保养。定居上海十年，公园就在他的寓所附近，可是他却很少进去休闲过。有时写作、看稿、翻译、校对实在是太劳累了，他却自我调侃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直到1935年6月28日的重病之中，他在写给胡风的信中还这样说道：“人总在瘦下去，医生要我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三不主义，如何办得到呢？”正因为他办不到，所以鲁迅的生命之火光就在这样超负荷的劳累中一天天的逐渐熄灭。
鲁迅性格坚毅直率，他常常为伸张正义而愤怒，为蒙受人格的屈辱而深感悲痛，这也同样是伤害他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936年9月3日，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的时候，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信中所谓“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即是指鲁迅与周作人的决裂，由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鲁迅为此激愤而病倒，可见所受的屈辱和打击之大。
所谓“和章士钊闹的一回”，即是指在1925年，因鲁迅伸张正义，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而遭到违法免职，鲁迅为此而非常愤慨，又一次的病倒了。不仅如此，鲁迅一生多灾多难，屡遭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劫难，这使他的身心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和摧残。从1926年在北京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北洋军阀当局的通缉开始，鲁迅逃难至厦门，不久又辗转到广州，直至在危难之中奔赴上海定居以后，都是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
就拿在上海定居后的10年来说，生活也不是很安稳的。因为在上海期间，鲁迅主持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并热情关心、支持、帮助革命青年和进步作家，因此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禁锢。在这期间里，连同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灾难，迫使鲁迅搬家避难，就达八九次之多，每一次的劫难，对鲁迅的身心来说都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和摧残。例如1932年的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在上海发动突然袭击的侵略战争，在战火中鲁迅带着家人到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楼上避难，在一间狭小的黑房子里煎熬了一个多月，他受尽了折磨，产生了多种疾病。他在这年的9月11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今年正月间炮火下及逃难的生活，似乎费了精力不少，上月患了神经痛，左足发肿如天泡疮”，可见他屡遭身心的伤害和摧残之重。
从鲁迅艰难和困苦的一生中，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这种“硬骨头”精神的可贵。但同时又可以看到另一方面，他“漠视生命”、面对疾病总是“淡然处之”、不注重身体健康而失之于粗心大意的不幸。肺结核病与他“结交至少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不大喜欢嚷病”，“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直到他逝世前一个多月，才不得不写信告诉母亲，但又怕“令人担心”，所以信中还说：“不要紧的，请放心为要。”
当他身患重病发展到后期，危及生命的严重时刻，那情景是非常凄切、非常令人悲伤的。肖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响，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离不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的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文章中还写道：“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眉头微微的皱了一点。旁边苦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就是在这样生命垂危的时刻，鲁迅却仍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晓得爱护自己的身体。后来还是茅盾等几位朋友与许广平私自商定，才由友人史沫特莱去福民医院请来美国邓医生诊断为晚期肺结核，然而他却不接受进医院治疗，连处方都不要医生开，这时已是1936年5月31日，距他病逝仅只有5个月零14天。对此鲁迅在《死》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子，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子的法子。”当时正在福民医院养病的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急忙写信给鲁迅：“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非常可惜鲁迅没有遵听这位伟人的忠告，使病情日趋恶化。他临终前，1936年10月18日致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很短的绝笔信中发出了这样急切而哀痛的呼唤：“拜托你打个电话给须藤先生，请他快来看我。”须藤是内山介绍给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然而为时已晚，他心力衰竭，病入膏肓，抢救已来不及了。
鲁迅就是在如此的困苦和坎坷中早逝了，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悲剧，实在是令人为之惋惜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