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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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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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
——大冶诗人周弃子的生平、交游和诗文
文|刘远芳
1
破落子弟，早慧少年
周弃子，名学藩，字弃子，别署药庐，亦署未埋庵。1912年生，湖北大冶县南五乡（今属殷祖镇）赤山村人。
周弃子为周承潓长子。说周承潓，不得不说到大冶殷祖及殷氏。元末明初，殷中府由江西豫章迁到大冶南部山区开基立业，后人尊其为落业祖，其地因而得名殷祖。殷氏持家有方，至明末，人口增至千人，开枝散业，分居殷祖及鄂东南各地。至清季，其后裔殷益成家资巨富，甲于一方，因乐善好施，乡人德之。
周承潓又名周子翼，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家贫，母亲纺绩补贴家用。周承潓到殷益成位于殷祖街上的店铺做学徒，因谨慎诚信，受到殷益成的爱重，命其与殷家子弟一起读书,并妻以长女。周成年后任广西兴安知县。灵渠在兴安境内，兴安与邻县百姓常因用水讼斗。周用其五弟计，于渠中犁头尖处续筑堤坝以分水，两县各得其便，争讼遂息，县民送万民伞一把。此伞存于殷祖老家，昔时每逢年节，族人辄取出展示，以为荣耀。
周承潓二哥名叫周承榕，四弟在外为官，他在家操持家政。据说他为人悭吝，节约成癖，“一块豆腐吃一个月”；常年不穿衣服，只披一条大布巾，像个衣不蔽体的叫花子。因常言“多吃何益”“穿好何益”，人送外号周何益、二花子。曾自殷祖赴县城，路经张海湾，遇该村修桥，资金不足，筹措无门，正在计议，周承榕插话，遭无视，便报捐二百串，并即命人去家里挑钱。村人才知他便是周家老二。据此可知，当时的周家，算是富户。
周承潓与妻子殷氏育有一子，在兴安为官时，又娶桂林府赵氏。武昌起义爆发，各地起而响应，是时赵氏有孕将产，承夫命携财物先归大冶，杏桃、白梅二侍女同行，二人皆大冶人氏，随侍周父赴桂。时大冶城关至殷祖中隔浩瀚的湖面，以渡船往来，第一船载家眷，周弃子于舟中诞生，因此得乳名船郎。第二趟将载财物，孰料舟子见财起意，竟携财远遁，周家顿时濒于破产。稍后周承潓亦挂冠还乡，终老故里。
周氏辈派之一部为：“智慧永兴，福禄万年。再期远继，世大显承。观光邦国，代胜家声。”周弃子兄弟三人，周排行老大；有妹一人，名学芬，早夭。周弃子谱名观棠，学名学藩；二弟谱名观棣，学名学德；三弟谱名观楷，学名学元。其中观棣为殷氏所生，观棠、观楷和学芬为赵氏所生。周承潓因仰慕曾文正公之勋名学问，乃以“学藩”为长子命名，可谓寄望至深。周弃子的外公殷益成有七个儿子，周弃子从小舅殷南甫读书受学，“秉性颖悟，髫龄能属文，下笔惊其长老”。周弃子的外祖母是近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版本学家、书法家杨守敬（1839—1915）之女。据周家人回忆，杨守敬曾来殷家走亲戚，与人打牌，大家合伙对付他，他笑曰：“你们那点小把戏瞒不了我。我一摇笔杆子，就是钱。”杨守敬是藏书极富，去世后无人继承，被分批售与日人，所余亦有不少。周弃子曾寄居其家，得睹群书，眼界大开。他偶于其间见梁鼎芬短简一件，记当时文人间交际雅事，不由得感而叹之：“神往前贤，心伤世变，不止妙墨劫灰之可为太息也！”其诗文之良好根柢，与此经历不无关系。
周弃子在大冶县中求学时，即开始诗文创作。家学渊源之外，他作诗可能还受了几个当地著名文人的影响。刘慧澄（？—1927），又名慧臣、文骏，阳新县白沙镇刘宣湾人，晚清拔贡，宣统元年（1909）举孝廉方正，民国初年任湖北省咨议局议员，后任阳新县议会议长、民团团长。是当地著名的教育家，育才有方，门生众多，曾作《登楼望小箕山示诸同学》，诗云：“凌空木笔一枝花，不许层峦叠嶂遮。绝大文章依傍少，自成机杼自成家。”有“民国第一清官”之誉的石瑛即于其门下受学，石游学欧美，刘作诗相赠。大革命时期，刘与族人在祠堂议修宗谱，被游击队突击灭门。
刘慧澄著有《琴溪诗草》八卷，《黄石历代诗选》录其五首。刘致和（1832？—1910）是大冶人，著有诗文集《秃毫馀墨》二卷，其七律《薄暮闲眺》诗云：“天寒畴为馈衣氈，况值浮生半百年。檐外晚枫颜尽醉，门前衰柳态如眠。愧无从仆勤供馔，喜有僧雏戏簸钱。到眼尽多堪画处，满林红树满村烟。”七绝《题残妆美人》诗云：“睡起东窗日已红，卷帘斜睇首如蓬。似嫌世态多妆点，一洗胭脂粉黛空。”皆生动跳脱，不落窠臼。
1926年上半年，周弃子尚在县立中学读书，写了一篇题为《舒啸轩诗话》的短文，介绍这两位家乡前辈的诗作，该文刊登于《学生文艺丛刊》第三卷第六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周弃子最早发表的作品，或许也是处女作。他在《我言红豆》一文中自称“十五龄初学为诗”，当指虚岁，因为《舒啸轩诗话》发表时，他才14岁。在这篇短文中，他提到了自己的业师刘春泽，并且说正是在老师那里见到刘致和的诗文集。他对诗的早慧，或有刘春泽的一份影响。
周弃子不仅早慧于诗，而且早熟于情。同是在《我言红豆》一文中，他说自己“闻人谈说恋爱辄喜”，曾与邻女相好，格于门第之别，不得议婚，乃有“错拈红豆误娥眉”之句。夏胡周附近村子，有个名叫慧云的年轻女孩，姿容娇好，并有诗才，因家道中落，从父母之命，嫁里中老农为妾，乡人皆为之叹惋，周弃子时年14岁，却已情窦初开，虽然未见过慧芸，亦早知其才貌双全，闻其枉嫁，顿兴“天坏王郎”之叹，于是一气作《惜花词》八首，“一以怜之，一以慰之”。其一云：
竟把红颜负此生，有才无命我怜卿。
灵芸绝世夸针巧，恼杀鸳鸯绣不成。
其三云：
晓起开窗对镜圆，朱颜白发两堪怜。
郎君亦有青春日，恨我迟生四十年。
这一组诗于1926年发表于《学生文艺丛刊》第三卷第九期，周弃子当年夏天刚从大冶县立中学毕业。他在诗中对慧芸又是怜，又是劝，“何用郎君富五车，秦皇今日又烧书。”“莫羡珊瑚高七尺，绿珠楼上月光寒。”也有戏谑，如“郎君亦有青春日，恨我迟生四十年”。如此笔力，如此思维，绝不似出自一个14岁的少年之手。
周弃子诗才早露，且早识人间情事，这组“绮情诗”可为明证，而这样的开始，似乎寓示了他一生与诗和爱情纠缠不清的命运。
2
风尘作吏，沉沦下僚
周弃子从大冶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北省立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先在某媒体谋食，后得父亲故人之助，入江苏靖江县政府任文秘。又经人介绍，转入睢宁县府，成为县长李晋芳的幕僚。李是黄安人，与周为湖北同乡，亦善诗文，雅爱吟哦。李精韵文，而周擅为诗。李晋芳赠以清人黄景仁之《两当轩集》，周爱玩不忍释手，于其集有所取法，诗艺益进。李、周长期共事，公谊私交甚笃，以年岁和职务论，自是李上周下，而诗文酬唱，则不论尊卑。李晋芳调任他处，周亦随之而往，相当于古时的随幕之宾。
周弃子订交最早的朋友，也许是陈渐云。陈的曾祖父是清代名臣陈銮。陈銮（1786—1839），字仲和，亦字玉生、芝楣，江夏（今武昌）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历任要职，多有善政，官至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著有《耕心书屋诗文集》《楚名臣言行录》等。他的奋斗历程和爱情故事极富传奇色彩，已成为儒林佳话。
陈渐云所居名曰茧园，是当年清帝钦赐义庄。三国时期丹阳太守李衡尝于江洲上种甘橘千株，以为养家计。陈家富贵之际，曾在武昌植桂八百株，花开之日，香飘远近，里人称美。至陈渐云时，周弃子访其宅，见仅存九株。世变之烈，可见一斑。陈渐云注意时政，关心军事，“弱冠谈兵负奇气”，“驰驱陇蜀十许年，解甲归来事文艺”，与周意趣相投。三十已过才娶周之殷家表姐为妻，因抑郁致脾气暴躁，夫妻感情不和，未几妻暴疾而逝，陈悔之无及，竟投水自沉。
渐云喜作诗，学黄庭坚，颇得同人称赏，有《焄涪阁诗稿》，身后遗诗三卷近千首。周弃子曾发心为亡友付梓，因颠沛流离而未如愿。十五年后，周与好友程季柔、成惕轩回忆茧园旧事，作作七古长诗怀念渐云，中有句云：“沧桑回首武昌城，往事镌心共能记”“相看惨默勿复言，檐角秋霪泻残泪”，语极沉痛深情。
王文农与周弃子同为大冶人，也是好友。1935年，24岁的他负笈京华，成为齐白石的入门弟子。偶然之机，与状元洪钧的姨太太、“晚清第一名妓”赛金花结识。赛金花原名傅彩云，才貌双全，会六国语言，际遇离奇曲折，晚年贫病无依，寄居京城居仁里民宅。八国联军入侵北平，兵士大举掳掠，赛金花出面与联军统帅瓦德西交涉，使联军后撤六十里，并停止扰民。此事成为坊间奇谈。后赛金花贫病交加，凄凉辞世，王文农出面募捐，并设法葬其于陶然亭香冢。王曼云有挽联云：“养生刘半农，送死王文农，无愧吴侬两知己；随节而出国，乘机能救国，惊夸巾帼一英雄。”周弃子对王文农之义举赞佩不置，作诗纪其事：
彩云易散琉璃碎，从古红颜无百岁。
怜渠身是两朝人，满眼沧桑招一涕。
此意而今几辈知，弥天风义世人疑。
堂堂瘗玉埋香事，付与吾乡一画师！
自来才子多情，周弃子也不例外。1930年代初，周闲居武汉，常有诗作见诸报端，引人瞩目。武汉私立美专有一才貌双全的女生华璧，爱看电影，仰慕中国第一代影帝、韩裔演员金焰。她大胆地致信金焰，表示想当演员。当时田汉正寄居金家，便为华璧量身打造了一个剧本《三个摩登女性》，金焰果然安排华璧出演一个角色，二人情投意合，相处三年，后因故分手。此事被小报记者当成花边新闻，广为宣扬。
周弃子当时正失恋，便以此为题，作长诗一首，题曰《紫阳桥曲》，全诗为七言古风，共36句，其中有句云：“丹山雏凤擅新声，冰雪聪明众所倾。一种玲珑如碧玉，十分娇小见云英。”后二句指华碧，前二句或指金焰，或指他自己。诗中还有二句：“花栏红泪未曾销，我亦情场不自聊。”看来，从青年时代起，他便对“红药”情有独钟了。1936年，他在《国闻周报》发表七律《过废黄河》和《下邳杂诗》一组五首七绝，总题为《红药庐近诗》，这是其“红药庐”之号见于报端之始。同年，他首次使用“周弃子”笔名，在《诗经》第一卷第六期发表九首诗，包括《拟游仙诗》一组共七首七绝，《集义山句别莓子》七律一首，《为有》七律一首。成年后，渡海前，周在报刊发表诗文作品，一般不再使用学名，除署名周弃子外，还曾先后使用贬斋、孙草、司徒豹、立逊居士、柴荆、邹待清、周待清等笔名。
周弃子热爱旅行，但青年时代多在湖广、吴越间辗转奔波，未尝远徙。1936年夏初，应朋友邬晓丹之约游西安，乃有关中之行。这次北游，实有谋食之意，孰知结果不如人意，不得已而黯然离开。返程途中赴洛阳晤旧时同官王某，亦无所获，既至，便于是年七月中旬，与故交华、倪二人作龙门之游。途中经过天津桥、邵村、关林等处，一一观览。邵村是北宋大儒、著名哲学家邵庸后聚族而居之地，关林是关羽葬地，皆人文名胜。
周弃子回忆说：“关祠碑联林立，文字都无佳者；尤多近日武人所建，取秉烛达旦等小说家言入之，殊鄙，且亵帝，宜皆仆毁之。”其后在游莲花洞旁石窟时又发现“碑字甚多，类后来魏时物，十九漫漶，即可辨者谛审之，佳书盖少”。能在关林、龙门留字树碑者，想必皆一时人物，而周之评价若此，可知其悬鹄之高。周弃子在游览中，在斋祓堂见“佛像甚巨，在臂有粉笔书一行，冒广生卢毓骏同来，虽未纪年月，审笔画犹新，当不久”。冒广生是冒辟疆后人，文化名家，竟有佛身题字之举。这是延续了中国文人白墙题诗、板壁作画的传统（而今文人袖手，文盲却到处刻画，此亦世变之一例也）。周弃子见之不由手痒，于是也烧枯枝成炭笔，题名金刚股间。此种“雅事”，从侧面反映了周弃子活泼好动而逞才使气的个性。
在洛阳短暂居留那几天，周弃子于旅舍偶遇辽宁歌妓蒋黑儿。蒋曾为东北王张作霖侍妾，霖殁，东北复沦亡，流落异乡。周弃子获其事，作《蒋黑儿曲》长诗，凡48韵96句，极尽铺排，先叙蒋女身世：“家居大道青楼上，生小能歌推绝唱。才可容颜十二三，已有车马填门巷。名噪城中富贵家，排宵侍宴大官衙。”被大帅相中，“新来最得主公怜，宠擅专房谁不畏”。谁知“九月十八巨变生”，蒋女的命运随之逆转，然后联想到自己的遭际，“穷途我亦困风尘，走马长安涕泪新。此地更无亲友在，与君同是丧家人”。周弃子于1937年作文时自称“破家之后，乞食四方”，他到底经历了怎么的家庭变故或人生挫折，不得而知，但从这首长诗及其同时的其他诗作，可以推知他在青年时期极不得意，可谓遇事蹭蹬，少有欢颜。
抗日战争爆发，时势日蹙，周弃子于1940年至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军事委员会下属部门任职。1944年，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发动“一号作战”, 中国正面战场遭到巨大挫败，引起各界强烈责难。同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演讲,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并征集十万青年从军。广大青年踊跃响应，对扭转抗战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据说，这一广为传颂的抗日救亡口号，正是周弃子的得意之作（此据余世存考证,也有人说源自罗卓英）。这一时期, 周弃子先后担任四川、贵州等省政府参议、秘书，军事委员会少将编译，蒙藏委员会简任秘书、社会部主任秘书。其文才已为世所知，并得高层青睐，但政治上却无所进步,所任多为文职虚衔。
1949年,周弃子赴台。去台后，长期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供职。后转职任“总统府”，名为参议，实则不在编制之内，只是聘用人员，主要参预撰写褒扬令一类的应酬文字，“身居机要，实等闲曹”，但每月有一笔收入聊以养家。退休前数年曾兼任第一商业银行秘书，另领一份薪酬，也许是对他的一种关照吧。
3
广交名士,诗文唱酬
周弃子为人潇洒，自少年时代即喜欢读书看报，以文会友。他在大冶县中读书时，就订阅并经常浏览《《学生文艺丛刊》。《丛刊》是由凌善清主编，上海大东书局印行的一种杂志，读者以中学生为主体。周弃子在该刊发表处女作，并以其为平台交结文友。经朱少璋先生检索，发现该刊曾于1926年8月登周之通函二则，其一云：“王永镇、潘荣业、金则鸣三先生：久仰大名，复屡次拜读大作，不揣谫陋，欲结一文字缘，不知不以弟愚鲁而摈弃之否？弟之通信处系：湖北大冶城内福泰行后宅。专祝前程进步。”署名周学藩。其二云：“戚维翰先生：祈将现在确定通信处示知为祷。”
成年后，周弃子仍然热衷交结文朋诗友。成惕轩是阳新县龙港人，与周前后赴台，精于赋体，众推为骈体文大师，与周并为湖北在台二才子。二人相互赏识，常一起把酒联欢，登高北望。周在《赠渔叔即题其花延年室诗卷》诗中信手写道：“甘苦宜自知，不用费言说。……平生成惕轩，一笑真莫逆。”以此可知二人交情之深。周死后，友人收集其诗词编为《周弃子先生集》付梓，作序者二人，一为李晋芳，一即成惕轩。成序中说“余交弃子四十余载，赏奇析疑，相悦以解；曩欢簪盍，今叹琴亡”，高山流水、倾心相得之情，于中可感。渔叔即湖南湘潭李明志，诗人，书法家，曾被誉为“湖南第一才子”。曾任“总统府”秘书，后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除《花延年室诗》，他还著有《鱼千里斋随笔》等。周弃子与李并为名诗人，多有唱和，集中至少6首涉及。
周弃子自诩才人，喜交朋友，尤其愿与文学之士往来，此一习惯少时发端，终生未改。1950年代之台湾岛内，国民党士气消沉，自顾不暇，社会空气尚属宽松。知识分子敢于发声，比较活跃。《新闻天地》《文坛》《自由谈》《自由中国》杂志纷纷创刊，小小台岛，各类期刊多达180余种。一批为其供稿的作者便藉此相识，常有小聚。郭嗣汾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失落的画像》，引起周弃子的关注，经彭歌牵线，二人结识。此后，周弃子、彭歌和郭嗣汾三人，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天，谈写作。
某天，郭邀约周、彭和司马桑敦、聂华苓等一起小聚，此后诸人便轮流作东。再后来，琦君、李唐基、夏济安等先后加入，大家每月在低档茶楼或餐馆聚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此即“春台小集”。参加春台小集的，既有著名作家，又有着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高阳、林海音、柏杨、夏道平、吴鲁芹等都是座上宾。当时的聂华苓尚未成名，她1949年入台，生活困顿，经人介绍到刚创办的《自由中国》打工，后得雷震赏识，成为编辑，再后来成为编委。1960年代旅居美国，因创立国际作家写作计划而闻名于世。
“春台小集”这个高大上的“朋友圈”，为周弃子在文化界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他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都有，有大圈子也有小圈子。台湾作家叶国威转述周弃子的好友周梦蝶的话说：“从前有些日子，我、周弃子、陈庭诗、苏永安、顾俊常常聚会，我们话题闲散，没有一定主题，多是说说笑笑，吃吃喝喝，身心灵饱足后就散了，当时并不觉得特别珍惜，大伙儿都想着来日方长，然现在周弃子走了，陈庭诗也走了，苏与顾也多年不见，风流云散，回想起来，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周弃子与溥心畲、徐复观、高阳、罗理涛、许君武、张佛千、华仲麟、王开节、郑学稼诸人都有较多往来。遗集中录其致罗理涛书信十通，公事私事，无所不谈，亦无顾忌，可知二人交情非比寻常。郭嗣汾、“台湾联圣”张佛千都是周之密友，但关系却有区别：周的许多不愿为外人知道的事，只有郭了解，而对郭则之为小友，偶尔也指点一二；对张则视为平辈友人，相互赏识，每多戏谑。周弃子病殁次日凌晨，张佛千获其凶讯，辗转不能成眠，“忽闻客室有声，如茶杯搁置几上者三，即见客厅有灯光，入见其光来自几下地上之灯，此灯三四月未用，今忽自明，我手方伸出，灯即自灭”，张大为讶异，“继念人因急病而逝，精气未散，前来吿别，似思之可通”。
还有几人对周弃子影响较大，但他们算不得友人，而是上级和尊长，赵熙、于右任、张群、万武樵诸人便是。赵熙号称“晚清第一词人”，周自重庆时期即已结识，赞其“德行文章一代师”，执弟子礼甚恭。赴台之初，数百万军政人员蚁聚孤岛，谋食为艰，生存不易，周弃子长期在万耀煌主持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担任秘书之职。万是湖北黄冈人，辛亥革命老人，积功至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念同乡之谊，对周多有照拂。张群任“总 统 府秘书长”期间，周兼任参议，职司撰拟。海外艺人沈常福的大马戏团在台表演广受欢迎，得蒋介石嘉奖，新闻界朋友私下转托周序子代沈执笔写信致谢，张群阅信后对周感叹：“想不到一个马戏团能写出如此情文并茂的信来，真是藏龙卧虎，令人刮目相看！”周自然没有承认自己是捉刀人，但能得如此高评，心中自是高兴。
周弃子一生，勤于创作，然生际乱离，风尘作吏，自谓“少壮心力，耗于簿书，未尝专注于文章”，但他其实于公文之外也写了不少杂文随笔。其文以《未埋庵短书》为名，交文星付梓。这本书印量不多，他一般不送人，若送，则算是青眼有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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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迟海角，一生负气
周弃子自视甚高，而长年辗转官场，总是屈居下僚，不得擢拔，胸中积郁难消，不无怨心。叶国威《未埋庵旧话》介绍周氏姓字来历，说周认为大人物喜用奴才，不喜人才，叹无用武之地，以后稷私生而被弃，却得众神嘉佑，因以“弃子”为字，后以字行，学藩之名，反少人知。周弃子曾在1983年7月给张佛千的信中，自述其笔名来历：初自署“红药楼”，以谢脁“红药当阶翻”和刘禹锡“多栽红药待春还”诗寄意。继以“春还”无望，乃去“红”存“药”，改号“药庐”，应杜诗“多病所须惟药物”句意。事实上，他1936年发表诗文用的是“红药庐”而非“红药楼”，据笔者揣测，当时取此笔名，系用姜夔的“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句意，乃绮情之语，至于“春还”之寄，当在渡海之后。不过，药楼变药庐，一字之异，意思大变（“芍药”转为“医药”），竟由喜转悲，奠定了命运的基调。
1960年代由周氏自选自辑，由台北文星出版的《未埋庵短书》，收四十篇散文，全是赴台后所作。周自称“文白夹杂”，实颇自负。该书中有《从机要秘书想起》一文，作于1954年，文中谈到一件事：自己受托拟褒扬令一道，见报时发现被改动两个字，他认为涉及平仄、对仗、典故诸问题，不应改动，“事后传说，改动这两个字的，就是以比较宪法驰名的那位伟人。试问，以‘胸无点墨’之人，参知枢务，焉得不‘害于其政’？”要知道，“那位伟人”可是时任总统府秘书长、著名教育家、外交家王世杰！以此可见周之狂傲。
周弃子的诗中，有不少提到“未埋”。“自号未埋吾已死，若为不忍子犹疑。”（答君武兼示味菘）“偶成酩酊非关酒，早是馀生号未埋。”（午过庭诗即同人入市小饮有作）“人皆欲杀将何免，我已无生但未埋。”（壬子东坡生日...率吟四首）这便要谈到他的斋号“未埋庵”了。自称未埋，且不说本人是何滋味，听者也未免觉得晦气。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名号呢？
周在《未埋庵短书》序言中特作解说：某日夜深独坐，猛然觉悟自己这个人，大概已经死了很久，忆起家乡一句骂人的土话：“你简直死了没有埋。”想想自己实在只算得是一具行尸去肉，此即为“未埋庵”的由来。他请好友王壮为刻此三字，王氏并刻边款云：“弃子以此三字命刻，有愤世之意，不知其何所用之。”周弃子则以为“愤世”之说“似乎没有搔着痒处，但壮为之说亦自可通。”其实，愤世是定的，但不止于此，而且愤世的原因也颇复杂，非止一端。
居留武汉时期，周弃子迷上了比华璧要耀眼得多的当红影星阮玲玉，先后给阮写过三封情书，阮的粉丝遍天下，自然无暇眷顾这个青年书生，但毕竟由师爷代笔回信一封，略表谢意。没多久，阮竟于1935年春服药自杀，周弃子大恸，乃扶病为作《玉碎行》长诗致哀。他倾其心力搜求阮玲玉照片一百余张，并集句题诗：“斗大明星烂无数，众中我独不胜寒。长身玉立分明在，半为昏盹未忍看。”深情倾注，哀感顽艳。后来，他在报上读到别人谈阮玲玉的文章，感慨万端，作七律一首，前四句云：“少年自喜作多情，游戏文章浪得名。回首只应供笑柄，无言所咽是哀声。”满怀落寞与哀愁，尽在其中。
周弃子寄住成都期间，曾与一名叫若瑜的女子相恋。不知何故，二人最终未成佳偶，周有诗记其事，其中有句云“素质只应悲浊世，青春已分殉劳生”。此段情缘毕竟难忘，后来又有诗追忆：“门牌字墨黯凝尘，曾住云英未嫁身。去日缄书常有喜，来时窥户断无人。东风定识桃花面，楚客空伤锦水春。剩遣低回成踯躅，更谁能会意嶙峋？”
去台湾后，周弃子缘门托钵，艰于衣食，却多情如昔。1952年的七夕，他在台湾忆念对岸的旧侣，有诗曰：“眼波横处即星河，奈此洪荒一水何。有月愈增宵寂寞，无言惟对泪嵯峨。画屏银烛怜痴了，碧海青天录梦过。枉向针楼伫雪鹊，流年声影等销磨。”20多年后，65岁的他与一名26岁的美才女相识，二人陷入热恋，并一同出席文朋诗友的聚会。但是那位“慧彻天人”的美女最终嫁给了别人。周弃子伤痛不已，却并不后悔，他说：“爱情和出麻疹一样，年纪越大越严重。”他一辈子痴情，却往往伤心失望。回忆往事，恍然如梦，但毕竟经历即是财富，至少，可以变成回忆和诗：
雨后楼头欲暮天，招邀裙屐到宾筵。
蟠桃一熟三千岁，锦瑟平分廿五弦。
笔札代言申恳款，镜箱留影驻芳妍。
金樽不是无情物，意在微颦薄醉边。
看来，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阮玲玉的香魂倩影了。
周弃子的家庭状况如何，似乎少有人提及。不过，从其友的笔下，可见一鳞半爪。郭嗣汾于1953年在《自由谈》发表万字小说《失落和画像》，颇为周所赏识，而郭早知周的大名，二人经彭歌介绍而成为好友。自此，每年的大年三十，周弃子都去郭家过，与郭家老小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玩牌守岁，玩到零点，再去招待所住宿，过了正月初一，才悄然离去。周的这种度岁方式持续了好几年，为什么会这样？郭没问，他也从不说。
周弃子在武汉时，已另有新欢，名叫王明春，原是其使女。是时，朱氏听说周弃子在武汉，便命次子光海去武汉寻亲，周拒回大冶，不认子，并称“你们可知我现在的名字？”——其时他已经改名弃子（此说出自其孙周邦旭之口，弃子笔名来由与前文叶国威所记似不相侔。）。改革开放之初，县里曾让周光海写信劝其父回来，周不敢写。大冶曹家湾曹威凤回大冶探亲，将家乡情形告知王明春。1980年代，王明春老人曾写信回来，可惜周家没有回复，双方就此失联。
周弃子好友王符武所撰《周弃子先生事略》，称周“貌为文弱书生，生性实血性男子。益以不羁之气，拔刀以平不平”。周在致罗理涛的信中亦作了自我审视：“鄙性愚直，向好妄言……惟凡事之涉及公序群益者，苟其所关非细，仍多出位哓哓，尤以交通方面如路电邮航，每有问题，辄多商讨，以此取憎贾怨多矣。”这大约就是他遭人诟病之处。王符武又说周“小德细行，曾不婴心”，好友成惕轩亦称其“小德出入，大隐佯狂”。二人所谓的“小德”，究竟是指什么，无人知道。但是，身为有妇之夫，却与有夫之妇相爱，这也许算是“小德出入”之一吧。他曾经赠郭嗣汾一阕《浣溪沙》，其中说“愁际本无天可问，死前惟有爱难空”，这表面上看是申述郭的小说旨意，然而也未必不是他本人的肺腑之言。
《周弃子先生集》中的书信，偶尔涉及豪门旧事，读书可获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俞大维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俞二人为表兄弟，而俞又是陈的妹夫），三代世交，七年同学。周弃子从曾昭六、王开节处听说，陈寅恪与俞大维仕隐殊途，各行其志，来往不多。他举了一个亲身亲历的例子：他不知陈的生日，托王开节转询俞大维，王说“彼对此无兴趣，不必问”。于是周径直向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傅斯年的妻子）打听，答复是“我年纪太小，不清楚”。再问“可询之部长否”，答曰“他恐怕亦不记得，人已死了，不必麻烦”。陈、俞两家之间，竟如此冷淡，也许大出世人的想象吧？
周弃子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因为陈寅恪这个纽带，也有过一段交谊，却极少人知道。二人都喜爱陈寅恪的诗词为人，对其生平和作品多有钻研。陈有诗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周也数次用到“负气”一词，如“负气自然成怫郁，缘情容易得哀伤”，去世前一年，他托人刻闲章两方，其中之一即为“一生负气”。他与陈个性近似，“一生负气”，诚不虚言，而他的处世态度，受陈的影响也极深。
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流传到海外后，余英时读到，便写了一篇书评。陈读后激动地说：“作者知我！”陈寅恪去世后，余英时又写了《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文章，周弃子读后大为赞赏。他即赋诗一首，托人转寄给余，余也知周之诗名，乃回赠七律二首。周请人转告，建议余作陈寅恪传，余以太忙而谢绝。余英时自美赴台，周获知消息，却以照顾病人为由未往相晤，余亦矜持不肯主动。一念之差，竟成永决，直至周去世，二人终未见面。得悉讣闻，余英时请人代焚一册书于周坟前，“以赎前愆”。1984年11月，即周去世三个月后，余英时的新作《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发表，文后特加了一行黑体字：“此文献给我一位未见过面的诗人朋友周弃子先生。”又据张之淦自述，陈寅恪五十年代的《论再生缘》不得出版，便油印少量，张从俞大维处借阅，“弃子来过强取而去，久假不归，余乃无以还俞，坐是亦不能继见”。此事不知真伪，附此以供考辨，但周对该书之推崇，却是不争的事实。
“春台小集”发起成员之一、曾任《香港时报》董事长的彭歌（姚朋）说，周弃子的诗“沉哀峭奇之中，总有一分惘惘不甘之气，可能与他那仕途栖迟、梗飘蓬转的遭遇有关，与他内心‘重有忧者’的感情挫折更有关。”的确如此。“盛时雨露无多日，急景风霜又一年，”“坠地总茹孤露苦，归根仍抱陆沉忧”。下文的《落叶四首》，差可见其风格。他在诗中感怀人事，绝少忌讳。1936年鲁迅逝世，他作悼诗二首，其一：
尽从恶抱识危词，一士峥嵘世所知。
造述等身推大匠，颠连攘臂斗群儿。
命因才厄真成负，病与忧兼遂不支。
那可清秋闻此耗，满城风雨欲来时。
其二：
独守坚贞事已难，若论际遇亦辛酸。
迳寻寥廓逃矰缴，犹耐高寒惜羽翰。
臧否岂皆无得失，罪功不免有褒弹。
持平二字狂兼狷，为定千秋与盖棺。
是时鲁迅极负人望，海内知名，周弃子才25岁，薄有诗名，寄迹公门，却不作依违，独持己见，这不仅需要才情笔力，还需要道德勇气，实在难能可贵。
周弃子有七律《忆雷儆寰》，其诗曰：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谩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材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此诗的本事关轰动一时的雷震（字儆寰）案。雷震原是国民党要员，颇得蒋介石信任，曾作为其特使赴香港从事斡旋，交结文士。1956年蒋介石过70生日，岛内拥蒋人士准备举办“祝寿”活动。蒋介石则婉言推辞，并希望民众“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自由中国》特别出版一期《祝寿专号》，但除社论是以“祝寿”为题外，另有15位专家学者撰文，对时局和蒋介石本人提出尖锐批评。二人自此公然反目。
1960年9月雷震等人宣布将组党参政，当局闻讯震怒，即将其逮捕下狱，旋以军法判处10年徒刑。周弃子此诗对胡冷嘲热讽。当初胡适积极为《自由中国》站台，并担任首任发行人，还表示“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又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给雷先生造铜像”，然而雷系狱后，胡却未倾力救助，周讥其难舍高位，自食其言。其实，周弃子与雷震有交谊，也曾求于右任出面相救，但他身为公门中人，自有立场，尊雷刺胡，对雷乃是出于私谊，对胡，不过出于党见而已。
笼统地看，周弃子诗好，学问好，且为人宽厚，是谦谦君子。他在社交场合常常乐意给人面子，但往往言不由衷。有一次，某诗人将诗给他看，他照例客套：“好极了，好极了。”对方遂“自谦”云：“哪里哪里，我这不过是打油而已。”周弃子闻言颇为反感，事后作文提及此事：“当时我口虽不言，心里却在想，打油？你也配？”私下里的弃子是什么个性呢？
1951年，周弃子给其内侄王念曾写信，其中说：“我对诗人二字，是可受之无愧的。你有了诗人的姑丈，即是荣幸，但不必自己也成诗人。所以，你以后只须充实国学常识，作为为人之学的资本，这是我绝对能负责的。...这方面我虽条件不够，但是指导你也是绰绰有余的。以你的智力，如果每天有一小时在我指导下补习，我保险你在国学方面，一年三百六十小时可抵学校两整年，五年一千八百小时保险你超过现在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以此可见其对国学造诣的自负，他在1983年致高阳的信中则说“此地此时所谓国学，几已成为笑话之等义词”。对钱钟书亦有尖锐批评,称其“虚声夺人,即吾所常叹之文衰国乱,……亦不为过刻矣”。
他与高阳是极好的朋友，高阳的长篇巨著《红顶商人胡雪岩》三部曲出版，请其题诗，周题四绝，其中有句云：“还似屯田柳三变，家家井水说高阳。”“一千八百馀万字，小道居然极大观。”“江湖杂学谈何易，惨绿消磨到白头。”这些话最可见其个性：既称赞高阳著述丰富，读者众多，又表示了对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屑。
5
诗推首席，人去名留
如果说，“未尝专注于文章”尚是自谦之辞，那么周弃子对自己的诗却有绝对的自信。其诗诸体兼备，尤以七律为多。《落叶四首》诗云：
一
水冷吴江雁叫天，穷秋物候镇相煎。
盛时雨露无多日，急景风霜又一年。
密荫渐疏劳庇覆，高枝欲下强流连。
茏葱岂合摧残尽，猛忆青春极放颠。
二
叠翠曾为满地阴，疾风一卷换萧森。
翻怜劲草多奇节，犹幸黄花抱夙心。
何处添薪传宿火？朅来把臂是枯林。
直须拥彗千山去，扫尽闲愁十丈深。
三
枝老根寒亦自惭，甘心憔悴殉江潭。
看朱成碧寻常变，转绿回黄反覆参。
断梗岂应同上下，好风不道误西南。
天涯处处嗷鸿苦，说与哀蝉倘未谙。
四
片语萧萧下九州，飘零敢望死前休。
偶然飞动真何益，如此凋伤不自由。
坠地总茹孤露苦，归根仍抱陆沉忧。
江山无限供摇落，一种秋声万古愁。
这组诗颇能代表其风格。时人认为弃子诗极似李商隐，从而推断周弃子乃以李为师。从生平遭际看，周与李略略相似，从诗集看，周弃子的确偏爱李商隐，集中不仅有《无题四首集玉溪句》《无题六首集玉溪句》等集句诗，而且往往取法义山，作意模仿。他曾受邀赴台大中文系讲义山诗，据说反响很好。也有人认为其穷愁尖新之态，颇似黄仲则。沈云龙认为，周诗“乃诗人之诗，于李义山、王半山相近”，许逖则认为，周诗是三山——义山、半山、遗山的结晶，他以此面询，周弃子颔首认同，并补了一个后山。也就是说，周承认他的诗艺来源于李商隐、王安石、元好问、陈师道四人。当然，他学杜甫也颇用心，集中五律、排律颇多神似之处。因此可以说，他并于拘于一家，于唐宋大家均有取法。其《述诗》专论此意，诗云：
持论何曾划宋唐？别才非学亦难详。
要凭文史三冬力，一扫楼台七宝光。
负气自然成怫郁，缘情容易得哀伤。
后来寂寞千秋事，肯听群儿说短长！
他另有一首《偶成》，与此诗大同小异，其诗曰：
持论何曾薄四唐，自于深秀爱陈黄。
要资文史三冬力，微厌楼台七宝光。
神圣最难参澹远，声情元不戒悲凉。
由来寂寞千秋事，敢较时贤一日长。
然而，他似乎有意漏掉了一个重要人物——郑孝胥。郑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人物，曾追随废帝溥仪，出任满州国总理大臣，又是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标榜同光体，为闽派诗人领袖。诗人汪茂荣曾将周诗与郑诗作一比对，发现无论是词汇、作意，还是句法，都有极大相似。周对此避而不提，想必是因为郑晚节不保，名声已坏吧。
周弃子对自己的诗极看重，也极慎重。《感旧》一组七首七绝，原载1939年《民族诗坛》第二卷第三期，两种版本的《周弃子先生集》均收录了《感旧》六首，但其中仅“北固金焦秀莫俦”一首相同，其余各首，均有修改。他对自己的诗，怀有绝对的自信，然而却不出诗集。朋友表示愿意替他收集整理，他却说，如果自己的诗文确有留存的价值，就让后人去操持吧。不仅如此，他作诗连底稿都不留，却复写寄给好友，叫别人“存档”。
1983年4月，他给金恒炜写信：“拙诗复印件奉上。此诗腹稿时，自料当似陈寅恪。今录出再看，寅恪绝无包罗精整之工力，庶几王荆公乎？颇自信也。”有关文字论争，也常将自己的原稿寄给沈云龙“归档存案”。张佛千说得明白：“其所作皆不自留稿，然近十年来，每有诗或书札，必复印一份寄我，并注曰‘归档’。”有时并录其旧作交张，称“我死可埋，公必长寿，亦必有此麻烦也”，及早就托付后事，认定自己将垂名后世。
周弃子作诗，喜欢重复使用几个词，如“飞动”：
“飞动丁年激壮怀，曾于缧绁损肢骸。”（挽刘启瑞）
“平生飞动都能说，恨不逢君渡海前。”（苇窗六十）
“惊鸿顾影馀飞动，梦雨飘春足怨嗟。”（鹧鸪天。蒋芸将往香港写此赠别）
“乱离不道成漂泊，飞动从知换寂寥。”（若瑜自成都来相见有作）
也喜欢用“似”字入诗，诗题中则用“似”字较多，如前面提高到的他的自况“自料当似陈寅恪”，此处当是说自己的诗超越了陈；他更喜欢以“似”入诗题，如《答文凯兼似定山》《简茧庐兼似定山》《十八夜四子妹花园饮冰似文凯》《茧庐将之美洲集玉溪句送别兼似孙奇贤侄》。这里的“似”字，作“与”解，这种用法非常罕见（一首诗兼寄两人，大约也是为了“存档”双保险吧。）。
周弃子诗中佳句不少，以下择其部分以供赏析：
自是安民仍策上，漫嫌于世但诗鸣。（天心阁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天悬木铎金为口，世仰乌台铁作肝。（于右任先生寿诗二首代）
龙蛇运已更三纪，才虎灾方遍九州。四十傭书成苟活，一身亡命负同仇。（摇落）
天崩难觅藏身藕，地暖争开溅泪花。（和渔叔韵）
此世不祥无可祓，他生虽渺亦难休。（士林重九）
回首只堪供笑柄，无言所咽是哀声。（卷施剪寄报端谈阮玲玉文辄题其后）
信手涂鸦矜新派，指鹿违心哂大师。（久不晤子晋却寄）
直笔尚多亲者讳，危言不免俗流惊。（读秋原近着感赠）
死是寻常才可惜，世方丧乱变何穷。（挽田子英）
失友遂无闻过日，报恩除是转轮时。（忍事）
周弃子对诗坛是什么意见呢？他给谢文凯的信里，先说了为谢改诗之事，指出了谢诗之弱点，然后说：“弟近年绝少与人谈诗，实亦无可谈者，毕竟只兄是能谈之人，故破例一谈耳。”在《致罗理涛》信中,他对同时台湾诗人作评价:“海国诗人,自以彭醇士、李次贡为一时瑜亮,弟稍积功夫,略知甘苦,使再力学十年,当不止凌迈二子,而今已矣,不必复道”。又对张佛千说：“弟百无一长，而拙诗功力，则似较胜樊（樊增祥）、易（易顺鼎），此亦海内知交所公认者。”又说：“今日时报二版简稿最后鲁迅诗一首，过去似未见过。鲁迅诗功甚浅，仅略高于郁达夫。”而其所评，竟是鲁迅向为人称引的《无题》诗：“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那么时人如何看待周弃子之诗艺呢？至少在台湾岛上，周弃子享有大名，似乎无人不知。台静农誉为全台第一，周并不领情，自言“岂止全台第一！”散文家董桥眼界甚高，也推尊“弃公旧诗独步台湾吟坛”。
当然，时代不同，时人的评价似乎也大有不同。周弃子的诗，在今人眼里是什么水准呢？天涯社区有诗友说：“其人其诗，我一无所知。不过这里贴的几首，实在称不上好。格局很小，思力可说无，情韵也谈不上。”并以《立秋夜坐惘惘成诗》为靶子作批评，而这恰是周弃子的得意之作。诗云：
已死春蚕未尽丝，拼将坐久答眠迟。
摇魂灯影穿窗暗，夺夜虫声绕砌滋。
一念太痴容有悔，万缘前定料难移。
观空割爱真虚语，记取人间落叶时。
网友说：“他像有炼字的习惯，可是往往炼得不得其法，可能还不择其地，在一个根本承不起那样重的字之处，他下狠劲儿。‘拼将坐久答眠迟’这句里的‘答’字讲得过去，句子也不错。‘夺夜虫声绕砌滋’，这句里的‘夺’字便狮子搏兔，太尽全力。‘要从博涉惩空疏’，这里的‘惩’字也太大太重了。他除掉极浅俗的陈言滥调，可说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如此类诗，真是一日百首也得。假使要找古人所谓‘样子诗、诗样子’，这几首可称典范。”有网友甚至说：“他那脑袋可以说跟诗绝缘。”
作为诗人和诗词研究专家，汪茂荣的评价也许更加中肯吧，他说：“弃子先生算得上是承同光体闽派余绪而卓然有成的一位名家。闽派的巨子郑孝胥在同光之际就有很大的影响,虽则学者云集,但成者寥寥,原因即在于郑诗平而不易,极难得其神理。当然,仍有少数天资卓越者学得形神俱肖的,第一代的有李拔可、周梅泉（引者注：李宣龚、周达）,第二代就应首推这位周弃子先生。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周弃子先生集》就将并《硕果亭诗》《今觉庵诗》,而在现代诗史上鼎足为三了。”
周弃子于1984年8月12日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他生前偏爱义山诗，不仅多有集句，而且集句联也有十余副。如其赠张佛千联二副：“勉欲报琼瑶，下苑经过劳想象；谁能辞酩酊？高楼风雨感斯文。”“不知腐成滋味，要舞天花作道场。”赠鲁芹联：“浮世本来多聚散；人生何处不离群。”其中他自己觉得最切题的一副，是赠给高阳的，联曰：“永忆江湖归白发；欲书花叶写朝云。”高阳感其厚意，乃投桃报李，亦集义山句作联挽之，联曰：“煎熬亦自求，春蚕到死丝方尽；摇落伤年日，埋骨成灰恨未成。”其生平简历在世时即被收入《中华民国人事录》，其中称其“对机关管理及文书处理富有经验，长于诗文，与当代诗坛名宿多所交契，声华甚盛，诗稿约二千首等待刊”。殁后，经由许逖、郭嗣汾等生前友好的征集和整理，1988年由台北市合志文化公司出版。2009年，汪茂荣点校本由黄山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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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与后话
周弃子五岁入私塾时即开始摹习书法，成年后也下过功夫。他的《致猫庵》对联“字体刚健有力，透露出不与世俗妥协的傲骨”。民间藏有周弃子书写的“联圣”张佛千所撰对联“庆誉来章云芝介寿，吉祥集萃龙丸长生”，“边识文字只有半杏子大小，侧勒策磔之间，似秋潭映月，静院落花，总是清气袭人”。周梦蝶评周弃子书法自然，“若经意，若不经意”。董桥则觉其挺秀之外，似“从瘦金体练出自家面目”，可卓然成家。其于词，似乎并不在行。渡海前数量颇少，观其集中所录，除了集句词，其他原创词并不出色，且多有出韵。
周弃子的发妻朱氏，为大冶朱家山头人。生子三：光浦、光海、光琪。
周光浦从二叔观棣学做生意，观棣无子，光浦兼祧两家。周光海母亲朱氏1959病饿而死，是年妻子亦病饿而死。同一年，周光浦带大女儿赴新疆谋生，未几女儿饿死。周家一年之内，三代亡故。
周光浦和周光琪兄弟二人于1950年代初入伍，参加“志愿军”，未过江而返。周光浦后在大冶粮食局工作。周光琪转业后到江西南昌师专上学，毕业后分配到九江县一中，一直工作到退休。周光海入宪兵学校，在长沙当了逃兵，自岳阳一路讨饭，步行回到大冶，两脚后跟有一寸厚茧，后自行脱落，其家至今留存为念。他自1950年代起即从教，1957年打成右派，1978年平反，继续从教。退休后先后受聘到大冶、黄石档案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周光海之妻系殷益成第四子之孙女，湖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刘仁八小学任教，1957年被划右派，指为高级特务分子。二人生一子二女。其子周邦旭生于1952年，今已退休，两个儿子皆为读书人。
周弃子作为“海角流人”，思乡之念常在心头，几乎无时无之。他的诗中多有记述。如“依然块独成佳节，只有凄惶忆旧游。登高能赋真何用，又是伤春到感秋。”（《士林重九》）然而年华如水流逝，故乡却渺不可及。到后来甚至不再登高，“罢却登高不举觞，七年已废五重阳”，为的是不敢惹动乡思，然而如水的乡愁哪里能够压抑得住呢？“人生不死原多忆，回转青春早白头。”一直到死，他都未能归骨故土。
周弃子死后，其生前友好多有悼亡之作，郑因百《闻周弃子亡》诗可为代表，诗云：
斯人独憔悴，吾道渐消沉。
浪说名山业，难期空谷音。
野烟增暮色，落日恋疏林。
风雨高楼感，苍茫直到今。
余识周弃子于其身后，读其诗，复阅其事，感慨良多，乃不揣谫陋，作折腰体七律一首，以纪其人：
少小多情赋惜花，惯拈彩笔作雄夸。
缘门托钵徒糊口，泛海依人早失家。
一生负气无轻许，举世怜才有厚加。
爱恋本来凭意气，恩仇从此付流沙。
说明：原载东楚晚报2019年12月21日第8—9版，见报稿有删节，以此为准。
参考资料：
周弃子先生集，周学藩著，汪茂荣点校，黄山书社2009
舣舟集——周弃子渡海前诗文百篇，朱少璋编，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哀一代才人周弃子，沈云龙作，《湖北文献》1985年第1期，总第74期
斯人独憔悴——敬悼周弃子先生，郭嗣汾作，《湖北文献》1985年第7期
一生负气而惘惘不甘的诗人，许逖作，《湖北文献》1985年第7期
周弃子长歌一曲动江城，陈宛因作，《武汉文史资料》2000年第8期
周弃子先生二三事，郭嗣汾作，《湖北文献》2001年第7期
度尽劫波文心在，朱航满作，《创作评潭》2010年第3期
谁识高阳旧酒徒——著名作家高阳的诗酒人生，赵作，《文史天地》2013年第11期
未埋庵旧话，叶国威作，《联合早报》2016年5月20日
窃书，不是偷：现代学人涉嫌攘夺图书举例，胡文辉作，澎湃新闻2017年5月27日 5
致歉声明
本人曾于2019年在“故乡读书会”公众号发表《大冶籍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一文，其中提到，大冶殷祖夏胡周湾的“夏姓原系周姓仆人，随周姓落业，后独立门户，直到鼎革以后，每年春节前，还安排族人到周氏祠堂做清洁、敬香，以示不忘恩德”。
据大冶殷祖夏氏宗谱记载，夏氏大冶殷祖第三世祖夏志明生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则夏氏在元末明初之际已迁居殷祖。又据《大冶姓氏志》记载，殷祖镇赤山村“夏荷周庄的周姓系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大冶灵乡镇下周庄”迁至。据此，则夏胡周庄(今名夏何周）的夏姓比周姓落业要早100余年，并非“随周姓落业”；夏氏曾为周氏仆人的说法来源于周氏族人口头传说，并无文献依据，属于误传。
该文中的相关表述与文献记载不符，对殷祖夏氏族人的声誉造成了损害。有鉴于此，本人决定删除文中相关文字，重新发布，并借此机会，向殷祖夏氏和读者朋友郑重致歉。
为防以讹传讹，特此郑重声明。
作者
2020年11月
附：
《夏氏宗谱》页面截图
《大冶姓氏志》页面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