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敬畏的一位先生：蔡伯铭
故乡读书会，有态度，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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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我的三位大学老师
◎吴瑞霞
小记
1979年秋，我进入黄石师院读书。在教过我的先生中，有三位现在都年过八旬：蔡伯铭先生88岁，黄瑞云、安镇二位先生80岁。他们生当新旧体制之交，在历次社会变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三位先生，都熬了过来，各具人格魅力，给我留下深深印象。
在从77级到81级先后留校的同学中，数我在中文系工作时间最长，经历从首任校长邵达成到现任校长向显智领导的湖北师院的发展历程，且曾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17年，与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年富力强的新同事见证了中文系30多年的建设。今值退休之际，回想与三位先生相处的日子，感怀良多。
我的逻辑课老师——蔡伯铭先生
◎吴瑞霞
我大学的逻辑课老师——蔡伯铭，是我最敬畏的一位先生。
说到“敬”，蔡先生确实值得我们崇敬。他大学读的是武汉大学，上学时就参加中共地下党，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解放后在武汉市委工作，57年因秉持公正被打成右派，为不让子女受牵连，妻子与他离婚。右派摘帽后，恢复工作。文革期间，又因是摘帽右派，再次被下放劳动达6、7年之久，后从洪湖转到华师京山分院，再从京山分配到当年的华师黄石师分院，重新组建家庭，80年才彻底平反。
他最有人格魅力之处就在于虽历经坎坷，却并不过分纠缠于往事，曾调侃地注释他所谓的“好人活不长，坏人老不死”，说在当年读大学的班里，有8位是中共地下党员，日后两位当了高官，都只活到70来岁就死了。另外6位中的两位因“文革”中经不住批斗，自杀了。还有四位，包括他的前妻，都还活着，也都快90岁了。说完之后，还特别奚落了一句，“天道不公啊”。去年随离退处到武汉医院接蔡先生回黄石，我见到了先生的前妻，一位干瘦且个子矮小、然透过厚厚的镜片目光依然犀利的老太太。
我们读书时，见到的蔡先生，无论春夏秋冬，手里总是提着一个看上去已经很旧了的黑色塑料包，里面放着教案或办公文件（当年系里没有正主任，他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旧衣服上常常留下粉笔灰。手里经常拿支烟，来去匆匆。然他的言行举止，却透着一股坚忍不拔的内力，令人敬重，日后与先生共事，这种感受与日俱增。
说到“畏”，我们对蔡先生起码有三“畏”，这与他当系主任无关。第一“畏”，课太扎实了。教案通常是厚厚的一叠一叠，现在写一叠一叠这几个字很轻松，当年一看到他拿教案进教室，就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然他几乎不看教案，也不坐着讲，而是在讲台与学生间来回走动。第二“畏”，上课提问。他提问与众不同，第一个同学答不上来，第二个站起来答，第二个答不上来，第三个站起来答，只要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就都站着不能坐下，直到哪位同学答对了，大家才能全部坐下。有同学做过记载，最高纪录是站了17位同学，为此，有同学称他为“私塾教书匠”。
八零级的师弟师妹比我们调皮些，据说一次上课铃响了，座位上仍稀稀拉拉的，蔡先生一看，很是生气，正欲点名，打开黑包，找了半天，没见花名册，急忙跑回家去取，等他满头是汗地赶回教室，同学都坐得整整齐齐。大家忍俊不禁，他却哭笑不得。第三“畏”，是作业。他是逻辑课老师，逻辑本来就极为抽象，对于我们习惯于形象思维的中文学生来说，对课后的好几页纸的逻辑作业，大概没有几个不畏惧的，且大凡做错了的，他还非逼你改正不可。“畏”由此生。
蔡先生的教案多、提问多、作业多，在所有的业师中位居第一。当时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作业也是这个教研室的先生布置得最多。至今仍很怀念带着京腔教语音课的娄淑文先生，一脸亲切笑容教词汇课的刘寿临先生，耐心细致教语法课的高树仁先生，在烟雾缭绕中讲古汉语课的吕亚东先生，极具磁性的男中音教古音韵课的杨翊强先生，然而最让我们忘不了的还是蔡先生。
蔡先生最让我记得的是逻辑考试。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天空飘着雪花。期末考试的第二场刚结束，交卷后，我与同学们一起走出教室。不一会儿，就听见迎面走来的同学说，蔡老师正派人找你。“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刚才在办公室，现在可能在家里。”我心绪不宁地敲门进了先生家。“你自己看看，做的什么卷子？”蔡先生迎面扔来的这句话，让我无地自容，哪里还敢看卷子，用眼睛瞟了一下，卷子上大红字的“76”，像一把利剑，闪着寒光刺得我眼泪流了下来。看见我流泪，蔡先生说：“还委屈了你吧？你看看你们班的这些考卷，都怎么做的？”
那次逻辑考试，大家成绩的确不理想，50来个人，80分以上没几个。这样的成绩怎么不让蔡先生生气呢？他教逻辑的权威性，是有据可查的。80年代教育部组织编写研究生逻辑教材，他就是专家组成员，还多年被聘为南开大学等校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湖北师院办校近40年了，还没有听说有什么人能享受如此殊荣的，因而被圈里圈外人称作“蔡逻辑”。
其实上大学那会，他学的是经济学，但到中文系后，却教了先秦两汉文学、古汉语、逻辑，缺什么课教什么课，教什么课都教得很地道，同学们没有不佩服的，要知道那时上课是没有课时报酬的，先生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只是为系里的工作查漏补缺，然他劲头十足，未有丝毫的怠懈。看着我们这么不争气，他气不打一处来，从我进门那会儿起，他就没歇气地一直在批评。不知过了多久，师母插话了，“你也说够了吧，吴瑞霞还没有吃饭呢？”我这才觉得好像真的有点饿了。“学成这样，吃什么饭？”蔡先生虽这么说，还是让我“去食堂吃饭”。这次逻辑课考试让我警示终生。
蔡先生对我们的管理，亦是很严格的。记得实习那年，系里挑选刘建华、谢柏梁、左应章、龙传华和我到二中，并安排我做组长。可就在下实习点的前一天，我接到父亲病重住院的电报，什么也不顾，匆忙赶回武汉。那时母亲刚刚离开人世，父亲的悲痛是可以想见的。到医院见到父亲消瘦的面容，一心想多守几天，最起码等检查结果出来吧。
我从十六岁离开父母亲下乡，到那年（1982年）一直漂流在外，几乎没有照顾父母一天。母亲走的时候，我还在学校考试，没能送终，这是令我一生心痛的事。当父亲得知我即将实习，让我立即返校。我执意在医院呆了一天，周一早返校，到二中已过正午，按计划这天上午实习学生要与指导老师见面，我没能及时赶到，又未请假。
一到校，立即被蔡先生召见，根本没敢看他那黑沉的脸，就听到严厉的指责：“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今天上午应到二中报到吗？”我只应了一句：“对不起。”连“我父亲生病住院”的“住院”两字还未说出来，他就不由分说地吼起来：“还有理哪！”接下来，劈头盖脑的批评就只能听着的，不敢辨解，虽也觉得他有点不尽人情，可是理智告诉我，他说的好多话，都是有道理的。
他说，如要是搞地下工作，你耽误情报的传递，会给组织带来多大损失？要是行军打仗，你掉队了，会是什么后果？为什么不请假？有你这样当组长的吗？这是我平生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如今回想起来，也是最真诚的爱护而不是打击。我一生所受的最残酷的打击，是“文革”中父母被下放到当时的省委机关农场受批斗时，群众组织的头头到我读书的武昌实验中学，威逼我揭发父母。然不论他们怎么恐吓，我只有一句话：相信我父母，相信党组织。这话是我留着眼泪说的。人生的这一经历，使我更多地想到，蔡先生的才能与智慧，也一定是在那个时代里历练出来的。
当年，蔡先生是分管教学的副主任，当时师院虽说办了6、7年，课程开设还不尽规范，一年级上学期安排的英语课，下学期就不开了，原因很简单，教英语先生不够，前面年级的课也都是这么开过来的。但我们79级的不少同学都要求继续学英语，学习委员刘建华代表班委会找到蔡先生，申述大家学英语的要求。先生首先给解释了英语师资困难的现状，同时也被同学们渴求知识所感动，于是在要求开设英语课的报告上签了“同意”，并亲自带我们去找教务处领导，申述理由。
当蔡先生了解到班里还有少数同学不愿学英语时，他明智地提出了一个方案，将英语课开设成选修课，愿学英语的学英语，不愿学英语的选修一门别的课程，这样既满足了同学们的不同愿望，又保证了课程开设以及成绩管理的规范性与合理性。由于蔡先生做了不少工作，这个方案最后得以实行，同学们都挺满意的。前不久有同学从外地来，提起我们班同学要求英语这件事，都还记得刚从华师来的黄先生得知此事后，所说的鼓励我们学英语的话以及他所表达的这辈子没有学好外语的遗憾。
经历了留校任教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认识到蔡先生是极有政治头脑和现实实施能力的人，属于湖师群体里最干练、最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领导。当年，我在系里做党务工作，每每遇到棘手的事常向先生请教，为此蔡先生鼓励我，调侃地说“我是个机关枪、你就是个迫击炮。”
“6.4学 潮”那会，中文系不少师生被牵了进去，我当时是分管学生的书记，因工作性质所定，市里派来工作组后，学校党委安排我分管清理工作。清理一开始外松内紧，来势汹汹，全院煞尾工作在中文系这个点上停滞了4、5年，就因为我们党支部和党总支作出的免除某些老师因学潮表现而受处分的意见，与上级精神不尽一致，院党委书记从宗良瑶到周维新，在他们先后主持学校工作期间，每年都要为学潮的这一最终处理意见找我谈话，我知道他们的压力不小，因为我也承受着压力。
我在坚守自认为应当坚守的原则的同时，深感当时这些校领导的修养与不易。今天回过头看，中文系的师资队伍经历了学潮还能一直稳定健康地发展，与蔡先生当初以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把关是密不可分的，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敬重。这种敬重，在他后来的学生中也是有口皆碑的。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事处主任的何光中，只要来黄石，从来就是把看望蔡先生放在首位，近年来因先生住院，他还专程从北京来看望先生。他的研究生关门弟子，现在武汉某大学任教的郑立群，为了这份发自内心的敬重，多年来一直视蔡先生与师母为自己的父辈，对他们的晚年生活多有照顾，她多次对我说，当年蔡先生教我们真是严格细致，诲人不倦，师母对我们也是呵护备至。寸草之心，难报师恩啊！
敬畏蔡先生，还因为看到了他生活的悲苦艰辛。这么多年来，他到处讲学赚钱，用来补贴多个儿女们的家庭用度并支撑五个孙儿的学费，将孙儿都培养成大学生，其中还有两位硕士，一位博士。经济付出如此庞大，又如此持久，先生自己则节衣缩食，爱抽烟的他，为了省钱，从来都是抽最便宜的香烟。面对几十年来无休无止的经济压力及错综复杂家庭的关系，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师母，即便再开明、宽容，也难以长时期承受。由各种纠葛引起的烦恼，不仅先生自知，就是我也多少了解一些。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大年初二清早，从未到过我家的师母敲开了我家的门。她流泪叙述了她与蔡先生的爱情婚姻史。我这才知道，师母虽说是蔡先生第二位夫人，却是蔡先生学生时代的恋人。当年两人即将结为连理，抗战爆发，家破人散，颠沛流离，而终未能结成姻缘，后为生活所迫，各自成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拿出蔡先生抗战时期写给她的爱情诗，临走前还留下了她写给我的信，其中透着的凄凉和无奈，令我至今难忘。
2012年春节前，我约请黄瑞云先生、蔡靖先生一起去看蔡老先生，回来路上黄先生又谈起了他这位老哥的没法化解的家庭矛盾将伴随他直至生命的结束。在我看来，蔡先生与前后两位夫人的婚生与非婚生子孙之间看似复杂的矛盾，其实源于他过于强势地将家庭的责任感，或者说替社会赎罪的愧疚感化为了一种金钱与物质的付出。然即使先生家庭负担重，经济拮据，对于社会、对于他人，他总是甘于奉献、不计得失。“他总是替别人想”，连住在一个病房病友也这么说。
前不久到二医院去看蔡先生，他对我说，他这一辈子对社会，对家庭、对学生，都可以说是对得起的，惟有对不起的是抗战时期，他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时，由于家乡沦陷与家庭失去了联系，给他免了两年学费与生活费的校长，至今无法报答。还说他只想活到明年，明年他就是90岁（虚岁）的人了，人活到90也就可以了，明年还是学校40周年大庆，他作为第一批创办湖师的老人参加了大庆典礼，也就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蔡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即是面临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与情怀。真心祝愿他以这种融入社会群体的心态，活过百年。
我的古典文学课老师：黄瑞云先生
我的大学老师：安镇先生
邵达成：湖北师范大学的创办人
张实：黄石市创办的第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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