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的回族 ｜ 端庄•国家公祭日专题
南京大屠杀中的回族
洪伟
作者简介：洪伟：回族，江苏南京人，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宗教文化研究。
摘 要：回族是南京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有众多的回族同胞，回族文化、经济等亦受到巨大损失。日军暴行下，回族群众组成了回民掩埋队，收殓回族遇难者。同时，手无寸铁的回族群众面对日军也做出了英雄的抗争。通过对现有史料、资料的整理、筛选，对南京大屠杀中回族受难情况的研究，是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种视角，同时也是民国南京回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回族；回族文化
回族是南京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南京也是东部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市。回族及回族-伊斯兰文化对南京影响深远，成为南京不可或缺的组成。对于南京回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之际的以儒释经运动和近现代回族社会发展，但对1937年南京沦陷后至解放前的回族史研究较少。现有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研究中，尚未有对南京回族这一群体的专门研究。但现已公布出版的相关史料、资料中，涉及这一选题等史料、资料相当丰富。例如，现存幸存者口述史料中，有二十余位回族幸存者的口述资料。徐志耕所著《南京大屠杀》通过纪实文学的方式，在多个章节中，描写了回族群众的遇难情况。南京回族研究最完整的成果是2000年南京伊斯兰教协会发行的《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中亦有不少内容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及南京沦陷后南京回族情况的史料。这些史料既是南京大屠杀的佐证，也是南京回族-伊斯兰教的重要史料，对还原民国时期南京回族人口、社区、经济、文化状况有重要的意义。
一、回族遇难者与回族聚居区
经历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人口下降，20年代中期开始，南京人口进入增长期，回族社区也不断发展。1934年，首都警察厅公布的南京市区人口调查统计，信仰回教者37443人，占市区总人口5.05%。同年12月26日《中国日报》的统计，南京回教徒14032户，57785人。1939年，伪南京警察厅公布的统计，信仰回教人数为32939人。同年2月，日寇派遣军司令部南京特务机关训令伪南京回教总会代为调查，南京24坊清真寺，在隶回教徒2522户，12096人。伪南京回教总会的统计来源于各清真寺所辖坊民，数据恐少于实际人数。但显而易见，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回族人口下降明显。
笔者根据现有资料，特别是朱成山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名录》和姜良芹、郭必强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同胞名录》，筛选整理回族遇难同胞名录。两个版本的名录中，遇难者信息中明确注明“回族”较少，需对其他信息并结合幸存者证言、呈文及其他史料进行甄别，才能确定更多遇难者的回族身份。可作为甄别条件的信息包括：（一）职业：当时南京鸡鸭、炒货、牛羊肉屠宰贩卖等行业主要为回族经营；（二）姓氏：一是哈、达等回族独有姓氏；二是马、金、韩、沈等南京回族大姓；（三）住址：当时南京回族主要聚居区域及清真寺附近。满足职业、姓氏、住址三个条件中的二个者，基本可认定为回族。例如，哈诚志，男，30岁，职业为牛肉店商贩，根据其姓氏及职业，可认定为回族；马马氏，女，家住七家湾，根据其姓氏及住址，可认定为回族。
幸存者证言与呈文是更为明确的身份信息，一是认定遇难者的回族身份，例如马庭禄（回族）证言，其舅公温志学、二姑爹杨守林被日军抓走后遇害；二是增补遇难者名单，例如金宏寿（回族）的证言，其母亲金王氏在回堂子街99号的家途中，被日军所杀，遇害时53岁。金王氏并不在已公布的遇难者名录中，应该增补。
再如赵温氏的口述：“七家湾给日本人杀死不少，草桥清真寺里有七八个，难民区大方巷10号抓去186个，七家湾的有三四个十。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个地数，记在心里的！卖牛肉的姓季、姓夏的都是抓去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当时骗去的，说出去做工，会回来的。”赵温氏提及遇难者“姓季”、“姓夏”二人，家住七家湾，以贩牛为生，且在难民区大方巷被抓去后遇害。其中“姓夏”者，在已公布名录中：夏春海，30岁，南京人，工人，读过私塾，遇难前家庭住址在七家湾32号，遇难时间为12月16日，遇难地点不详，遇难方式为失踪（被日军疑为中国军人从难民区的大方巷10号抓走后杳无音信）。而另一位“姓季”者，在已公布名录中，无符合已知信息者，应该增补。
据此，笔者共整理回族遇难者115人。应该说明的是，以民国时期南京回族人口在全市人口的比例计算，回族遇难者数量肯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一是现已公布的遇难者中大部分的信息并不完整，无法明确其回族身份，二是更多的遇难者姓名已经无法考证。
因城南、城西等回族传统回民聚居区是烧杀抢掠暴行最惨烈的地区之一，有大量回汉同胞的证言、呈词印证。如陈礼信的证言：“我当时住在七家湾，那里尸体一地，猫狗饿得全出来啃咬尸体。”石坤玉（回族）的证言：“我家一个姓马的亲戚说，他在水西门曾看到日本兵刺杀中国人。”1945年11月5日王鲍氏报送的呈文，“窃氏世居本市朝天宫西街礼拜寺巷十九号，于民国二十六年日寇侵入首都之际残无人道任意屠杀，无故将氏夫王东渔强行拉去生死不明，氏及三小孩均无依无靠，八年来之痛苦罄竹难书。”笔者整理的115名回族遇难者中，明确原住址信息的有85人，其中80人住在七家湾、大辉复巷、丰富路、牛首巷、西街等城南、城西传统回族社区内。
关于郊区回族受灾情况也有记录。例如杜廉、王林的口述，1938年日军对竹镇的轰炸，造成竹镇东桥外民主街（当时称回回街）受灾严重，桥口河南逃荒回民搭建的棚户区被炸，损坏财物不计其数。刘志诚口述，珠江镇孙家冲的孙仲海、孙仲如两兄弟为当地回族富商。日军进村时，孙氏持枪应对。第二日，日军再至，将孙家大院烧毁。
更多的罪行发生在难民区内。如姚春荣的口述，12月底，他在莫愁湖难民区内目睹了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回族小女孩，并杀害了她的舅舅与舅妈。伍正禧的证言，12月14日，日军闯入其在新华巷62号的避难处，将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官、二表哥三云、表叔老王等抓走枪杀。笔者统计的回族遇难者名录中，可见众多遇难者在大方巷、金陵大学、阴阳营等难民营中被日军抓走，或被集体屠杀，或报失踪。
二、圣地劫难：清真寺受灾情况
“南京是回民聚居较多的城市，历年以来，形成了多处伊斯兰建筑，造型精美，富于民族特色，这次也横遭焚烧劫。”清真寺的建立伴随着回族在当地的“生根发芽”，伴随着回族的迁徙与回族社区的形成，造就了回族“聚居建寺”、“围寺而居”的传统。1934年，南京回族石觉民在《南京市回民生活及清真寺团体之调查》一文记载：“南京计有清真寺26 坊，女寺3 处，城厢内外，地方辽阔。各清真寺均冠以某坊地名称。惟京市西城一带回民聚居甚众，所建之礼拜寺占全数三分之二。城之东南北中寥若星辰。附廓计有中华门外两寺，水西门外一寺，兴中门外一寺，和平门外一寺。按城外建造各寺，便于散居回民应时礼拜以及城内回民遇有游墓、殡葬等事，籍以休息之所。” 南京沦陷使得南京清真寺经历了太平天国兵乱中20余座清真寺被毁后，又一次灾难性的破坏。
关于清真寺及其附属建设损毁的史料较多，特别是来源于受难回族群众的证言、呈文，无不对日军破坏宗教圣地清真寺、残害教职人员之暴行极为愤慨。许多群众躲进清真寺中避难，但也无法逃脱日军的杀戮。完全焚毁的清真寺有璇子巷清真寺、西街清真寺、下关二板桥清真寺、浦镇东葛乡西葛清真寺和溧水小西门清真寺等。
（一）草桥清真寺
据马××的证言：“1937年我才14岁，住草桥清真寺。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一天…他们（日本兵）把我拖到小礼拜寺巷8号，用刺刀逼着我把衣服全部脱光，我就这样被几个日本兵轮奸了。我被抓后，我母亲就跑出来找我，那知没有找到，却在清真寺又碰到一个日本兵，她又被日本兵奸污了。后来，我父亲又被日本兵打伤了，子弹从他的右肩穿到后背。”“草桥清真寺、太平路清真寺、汉西门清真寺、长乐路清真寺等处，都倒着被日军残杀的回民尸体，其中草桥清真寺最多，有十余具。”
（二）西街清真寺
西街清真寺受难情况来源多份资料。徐志耕在《南京大屠杀》中有提及日本兵屠杀西街阿訇全家七口后，“还放火烧了清真寺”。当时尚年幼的西街清真寺张阿訇五子张玉发依稀回忆了西街清真寺中张阿訇一家的受难，其父母、二哥、四哥等四人被害，二嫂被轮奸。幸存者马凤英的口述，12月底，日军闯入其姑父家中，二表嫂被日军强奸，姑母、姑父等家中6人在方家巷礼拜寺被杀害。方家巷这一地名今已不存在，原址就在西街。郑自海在2015年发表的《侵华日军血洗南京西街清真寺》一文中，记录了其对当年回民掩埋队马春田阿訇和当时住在西街清真寺旁的马琴英老人的采访，认定日军实残忍的杀害了张玉发的祖父母、父母、二哥张玉福、四哥张玉寿、小妹张玉英等共七口。
（三）下浮桥清真寺
下浮桥清真寺老阿訇杨桂芳的两个女儿，为抗拒日军奸污，而至沙洲圩跳水自杀。
（四）西方庵清真寺
据金麻氏等上报的失踪人口呈文，1937年12月14日，金麻氏之夫、“素任西方巷清真寺”的金宏祥在三条巷聚怀邨5号被拉差，后无音讯。另有1946年3月26日金麻氏上报的财产损失，西方庵21号“清真寺回教教师”金睿祥损失“衣服金饰”时值1千元国币。根据《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的记载，民国时期南京并无名为金睿祥的阿訇，而金宏祥是西方庵清真寺的二阿訇，两者恐为一人。
（五）下关二板桥清真寺
据下关回教清真寺代表人李蓬岭等报送的呈文，下关清真寺“创设于逊清光绪年间，为下关回教教民祈祷修道之所”，1937年12月遭日军焚烧，“内部什具藏经及历年教胞捐助图书器皿均成灰烬，八年以来寺基空地为倭寇圈为军用地，任意践踏，不容探视圣地沦为厕溷，言之痛心。”
（六）太平路清真寺
据回教礼拜寺徐民钟报送的呈文，回教礼拜堂所有坐落延龄巷与杨公井转角的自建楼房三楼三底平房四间，一部分为民用，一部分出租开设金发兴木器店，后被日军占据。
（七）长乐路清真寺
张德义阿訇回忆，长乐路清真寺的白庆元阿訇为阻止日本兵侮辱在寺中避难的蔡老太而被日军刺死。
（八）鸡鹅巷清真寺
据沈锡恩回忆，鸡鹅巷清真寺的张巴巴不愿去难民区躲避，坚持留守清真寺，而被日军刺死。
（九）汉西门清真寺
据回民掩埋队的麻子和回忆，掩埋队从汉西门清真寺收殓遗体两具。
（十）六合澄清坊清真寺
孙百辆口述，日军占领六合后，清真寺被占用，许多百姓的家具被日军拿到清真寺当木柴烧。而圣洁的清真寺也成为日军屠杀中国军人的场所，孙百辆在“后街礼拜寺（即澄清坊清真寺，今长江路清真寺）的小亭子那边亲眼看到大概三四个新四军，跪着被枪毙。”
（十一）六合竹镇清真寺
据竹镇市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市长武铁肩之女武一青回忆，1938年日军曾对六合竹镇多次轰炸中，竹镇清真寺戴鹏皋阿訇及其夫人竹镇清真女学戴师娘和儿女戴明谦、戴明珠一家四口被炸死。
三、遭受重创的回族经济
清末史志学家陈作霖所著《上元江宁乡土志》记述：（南京）回民最善贾，经营玉器、毡皮诸货，下至糕饼、茗苑，率为其人，盖居齐民中十之一二云。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南京回族经济得以发展，特别是民族工商业发展，回族在汽车运输、轮船运输、石油商行、制药保险等行业皆有涉足，加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餐饮、茶社、古玩玉器、绸缎等城市消费经济发展迅速。南京回族经济主要集中在城南、新街口、下关一带，也是当时南京经济的中心区域，例如古玩玉器业、票号钱庄业主要在太平路、瞻园路、夫子庙一带，茶社面馆菜馆业主要在夫子庙一带，绸布业、茶食糖果业主要在中华路、升州路一带，皮革业、宰牛业主要在七家湾一带，炒货业、鸡鹅业、小吃早点业集中在城南而遍布全市。虽然不乏常子春等经营的中国珠宝商店、买铸秋经营的泰丰轮船局、夫子庙诸多清真茶社等规模颇大的商号，但大多数的回族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受制于社会状况。
1938年6月，已内迁武汉的南京交通银行秘密派遣会计主任黄钰回南京调查，记录了他所看到的城南商业区街道：松井部队之中岛部，专司烧毁，破坏工作，焚掠之惨，亘古未有；而以中华门大街及太平路为尤烈；自中华门至内桥之中华路，百分之九十九，全毁于火，破瓦颓垣，绵至数里，几无一完栋；太平路则自大行宫以至白下路口，焚毁达百分之九十五六，中间除杨公井中华书局，及毗邻之十余户外，亦几全毁于火。1938年1月16日，拉贝陪同德国外交官罗森“在城里看了很多地方”，他们看到：太平路从前是主要的商业街……如今它已变成一片废墟，一切都烧光了，再也没有一处完好无损的房屋，左右两边全是瓦砾场，以前的娱乐区夫子庙连同其茶馆和大市场，同样都完全毁坏了，目之所及，全是瓦砾废墟。 可见，这场空前的浩劫对南京商业经济的沉重打击。而本就脆弱的城市回族经济，除白敬宇药厂等部分企业得以西迁重庆，大部分刚刚发展起步的回族商号或遭到日军洗劫而一蹶不振，或因市场萧条、社会动荡为被迫关闭。
史料中关于回族经济所受损失的证言、呈文，记录了回族主要从事的行业的受难情况：
（一）餐饮业
南京清真老字号中首屈一指的“马祥兴”当时位于中华门外米市大街（今雨花路）、。南京沦陷前，老板马德铭携全家跑反安徽和县，其店铺被完全烧毁。
回民金洪昌在城南内桥开设“金玉兴饭菜馆”，遭到30多个日本兵洗劫，6000多块银元及其他贵重物品被抢劫一空，又烧毁了挂在墙上的“太斯米”和名人字画。最后菜馆被日军的燃烧弹烧毁。当天，金家在洪武路的一幢三层楼住房，也被烧毁。
据李健的证言：“（娘家）在党家巷开了个饮食店叫‘望成轩’，经营水饺和牛肉面。店房是两层楼六间，较为宽敞。娘家就住在店房附近的瞻园路上，有十间住房……12月15日那天，日本兵闯进‘望成轩’，吧家具全部砸碎烤火，然后在楼下放了一把火……这次大火，从党家巷一直烧到东牌楼，瞻园路半边街的十多户人家的房屋烧得精光。我家的店产、家产烧得一点不剩。”
据花杨氏的呈文，花杨氏之夫花有章随政府西迁充任中尉医官，“奈因谋求生活继续夫业”，在下关绥远路1863号开设花顺兴饭店，前后房屋连住宅计十三间，后被日军焚毁。1938年5月，花杨氏复建平房十一间9月又被日军中岛部队拆毁。
据马明龙为其表弟武士铭被日军枪杀致南京市政府呈文，马明龙父亲马恒福在王府园口45号开设马正兴牛肉饭菜馆，为避杀戮，全家搬进难民区，唯留其父及表弟武士铭看管房屋。日军烧毁了其前进、后进房各三间，家中什物焚毁一空。武士铭被枪杀。
据杨王氏上报财产损失，中山路金陵牛肉庄被日军烧毁，损失被褥、皮衣等时值4000国币元。
（二）鸡鸭业
鸡鸭业为南京回族传统行业，尤以江宁湖熟回族为多。市区各地“鸡鸭店随在皆有。业此多回回人”，更有甚者在《申报》上，把“清真馆中的板鸭，秦淮河上的佳胜，××大学的大手”称为“新都三绝”。
马明福证言，当时他家住在中华门附近，经营一家板鸭店。另外，在笔者整理的南京回族遇难者名录中，有金元林、马永生、马玉山等三人从事鸡鸭业。
（三）茶社业
南京茶社，特别是上规模的名茶社主要都集中在夫子庙一带，分为扬州帮与教门帮两派，而其中最出名的，“如新奇芳阁、魁光阁、六朝居、新世界等。以系清真故。”清真茶社“点心多为菜馅，烧饼与面之属。价廉而味美。茶客咸乐就之。青云阁虽系肉馅。究不及新奇芳阁之满座。”南京茶社中必有的小点干丝，也“唯贡院街奎光阁、新奇芳阁、六朝居等清真茶社善制之”。
南京沦陷后，繁华商区中的茶社自然难以幸免，新奇芳阁、魁光阁、六朝居等皆遭到日军洗劫，店堂房屋付之一炬。
（四）炒货业
南京沦陷前，全市炒货店中过半由回族经营，回商穆华轩、蔡惟庚等先后任炒货业同业会会长。据马沙氏呈文，其“亡夫马恒祥，素营炒货职业，原住本京泥马巷28号。曾于8年前冬月15日（1937年12月15日）在宅避难，不幸被日寇中岛队日军劈门入宅搜查，强行将亡夫扭出宅外，用刀乱刺，次晨毙命。”
（五）古玩业
据杨乐民呈文，其于1933年3月在贡院西街12号2号门面开设乐古斋古玩玉器铺，“于37年12月抗战时全部房屋被敌焚毁磬尽，损失甚巨。”
（六）宗教教职：
马忠山的证言，当时他全家住雨花路98号，12月14日，其父亲马明春为保护一妇女免遭侮辱惨遭日军杀害，一同遇害的还有三叔马明庆、三个马忠华。其中马明春、马忠华都是阿訇。如上所述，遇害的阿訇还有王府巷清真寺杨希贵阿訇、西方庵清真寺金宏祥阿訇、长乐路清真寺白庆元阿訇、竹镇清真寺的戴鹏皋阿訇和竹镇清真女学戴师娘。
四、回族教育与文化事业的沉重打击
民国时期，南京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伊斯兰教文化重镇之一。依附于清真寺为主要场所、各界名人为参与者、回族经济为支持的文化事业，遭受沉重打击。
以培养教职人员为目的的经堂教育，因为市区多座清真寺毁于战火，又“惜苦于经费不足”，而“不能普及于整个南京市区”。日军屠杀，经堂教育师生亦未能幸免。据1945年李家禄上报的呈文，以挑卖水果为生的李家禄之长子李厚隆是清真寺“海立白”，在家中被“日寇指谓中国兵，百般恐嚇，终于强拖而去，至今生死不明”。1938年后，经济实力雄厚的旅沪南京籍回族“鉴于南京失陷后，教胞生活困苦，致京寺教长生活更陷于苦境，回教教育更不能谈”，也发起成立了“南京伊斯兰教育协助社”，聘哈德成阿訇为名誉主席，筹集经费，救助南京草桥、内桥湾两座南京经堂教育大坊阿訇经师，使得经堂教育得以延续。
相比以清真寺为教学场所，以阿訇为经师，规模较小的经堂教育，回族国民教育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打击。沦陷前，南京回族国民教育事业发展达到顶峰，学校数量、招生规模为华东之首。据1935年出版的《南京市教育概览》，1934年南京市统计的各私立小学中，由回族创办的包括务本小学（小王府巷5号，校长金念劬）、崇穆小学（汉西门大礼拜寺巷，校长马俭馀）、崇穆第二小学（三牌楼，校长马殿臣）、清源小学（鸡鹅巷，校长林克雄）、吉兆营清真小学（吉兆营，校长金皎鹤）、草桥敦穆小学（草桥，校长沙世昌）、南郊清真小学（中华门外雨花台，校长马殿臣）、下关清真小学（下关清真寺，校长虎臣）。石觉民的调查，还有净觉小学（净觉寺）和内桥湾回民私塾。另外还有未列入调查的和平门清真小学和1937年创办的西街小学。绝大多数学校皆因日寇战火或校舍尽毁、或被迫停校。如1937年8月15日，日军空袭南京，吉兆营清真寺小学木质水泥方形楼房被炸毁了深四立公尺、宽五立公尺的大坑，约计损失三千元。日伪统治期间，艰难维持办学的唯有西城小学和和平门清真寺小学2所。
南京沦陷前，唐柯三、王曾善、马宏道、艾沙等伊斯兰教界知名社会活动家、学者等集聚南京，与南京回族政界、商界、文化界、宗教界人士成立多个回族社会团体，如中华回教公会（净觉寺内）、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回民青年学会（太平路清真寺内）、南京市回教公会（汉西门礼拜寺内）、南京回教青年会（大石桥25号）。各团体、清真寺还相继创办了《突厥》、《回教青年月报》、《大道报》、《灿烂月刊》、《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会报》。这些团体及报刊，大多数在南京沦陷后，或停办，或迁入后方。
五、遗体掩埋与回民掩埋队
按照穆斯林的殡葬传统，穆斯林“归真”（去世）要按照宗教仪式速葬，土葬，在日军的残暴杀戮下，特别是集体屠杀后，野蛮的遗体处理，大部分回族遇难者的遗体都无法按照传统归葬。散落在清真寺等地的遗体，也未能及时处理。直至1938年1月，“许多回民受害者的亲属一起来请求”下，出于对教胞的情谊和宗教责任，王寿仁阿訇、张子惠阿訇等发起组织“回民掩埋队”，当即得到了沈德成、马春田、马焕庭、余玉书等老阿訇的支持。在“伪维持会”负责人之一回民孙叔荣的帮助，掩埋队获“维持会”袖标和“南京红十字会掩埋队”、“南京回教掩埋队”布帜，队部设在豆菜桥（近今拉贝故居）王寿仁阿訇寓所。掩埋队由王寿仁、马焕庭负责，文书账务、洗亡人、杂务、打坑、抬亡人等职各有专人。特殊时期，一切从简，亡人的沐浴在队部，对腐烂的亡人，只能象征性的露天冲洗，裹以“克凡”，站“哲那子”（殡仪）后，就荒山野地埋葬。参与掩埋的沈锡恩阿訇回忆：“我们一直工作了三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我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二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都是四五具，有时照应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再逐个登记，收埋的总数不下400具。”
幸存者的证言，对回族遇难者遗体掩埋和回民掩埋队的情况：
伍正禧的证言，“我们回族人有自己的埋尸队，在白秀村（笔者注：应为北秀村）附近有一个坑，我们有一个邻居姓冯在掩埋队，我曾跟着他们亲眼看到白（北）秀村掩埋尸体，那里至少也有数千人尸体。”
金宏寿的证言：“我们是回民，后来请回民掩埋队吧我妈妈尸体埋在工人医院那儿，我也去了，身上用水洗洗，再用布裹起来草草埋了。”
马忠山的证言：“（1938年2月）在回民掩埋队的协助下，大哥将我父亲等三人的尸骨埋葬在雨花台南边的花神庙”。
六、南京回族的英勇抗争
早在1932年，南京回教青年会就在石觉民领导下，呈请加入红十字会，并经当时的社会局及卫生事务所批复准予组织成立“南京回教青年会救护队”。队员共21名，从事战时后方救护工作。南京沦陷后，部分会员分赴川陕甘等地，积极参加抗战救国活动。1933年，“首都各界抗日会以京市封存仇货甚多，亟须择地代储，以便处置，业已商借黑廊街清真寺全部房屋，作为仇货储藏所及办公之用。”
残暴的日军肆意烧杀抢掠，更不会顾及宗教信徒的习俗传统。据常厚福的口述，他与李传龙同为回民，日本兵逼着他们去捉猪，不肯就范就刺刀相见。金家仁的证言：“那时，我父亲在大行宫二百八十八号开菜馆，被日本中岛部队抓到长江路，叫他杀猪剥皮。因他是回族，坚决不干，日本兵吧他狠狠打了一顿，关了起来，过了个把月才放出来。”
1938年2月10日出版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刊载的《南京李翁情极焚爱女》一文，是战时中国伊斯兰教报刊中第一个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内容为：南京鼓楼附近住有回教徒李翁。年已六十余岁。妻已故。仅余一女。年方十五。南京沦陷时。李因家贫年迈。未及他逃，不意于12月13日傍晚。竟为敌兵搜索所得。敌兵共三人。进门见李女。兽性大发。立时丑态百出。李女见状。羞惧交加。与乃父抱持不放。以□幸免。不意敌兵残忍成性。力将其妇女分开。难逃敌兵凌辱。一时气忿填胸。竟不顾爱女死活。将门自外倒销。另以干柴。堆积门窗之外。以火燃之。少时火光冲天。全屋尽付一炬。而幼年爱女及兽性敌兵均同归于尽矣。闻李翁因受刺激过深。已呈癫狂状态。后数日不知下落云。
家住木屐巷的回民张长生，为日军奸污邻家妇女的兽行所激怒，抡起大木棍将一名刚从房里钻出的日军士兵击倒，正待举棍消灭第二名士兵时，被日军开枪击中身亡。据孙庆有口述，回民刘大胆放火烧了被日军中岛部队占为军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位于今建业路，附近王府巷是城南回民聚居地之一，现仍存小王府巷清真寺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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