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良：伊斯兰教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一带一路”与伊斯兰教有不解之缘

“一带一路”沿途是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以及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古代四大文明古国诞生于此，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也发源于此并流传至世界各个角落。“一带一路”以经贸合作带动人文交流，以人文交流促进经贸合作，必将在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涉及亚欧非众多国家和地区，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穿越非洲，环连亚欧，沿线有数十个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文化是“一带一路”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纵观“一带一路”战略，离不开伊斯兰教。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穆斯林占主流的中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占各国九成以上。从云南进入老挝、缅甸到柬埔寨、泰国。海路上，过了金兰湾，就进入了穆斯林主导的“马来世界”，印尼有两亿多穆斯林，接近总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穆斯林占六成以上，并在国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优势。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穆斯林人口很多，分别是世界上第二、三、四大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区域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完全处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

“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一旦形成，在微观运行上回避不了和沿线的宗教，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穆斯林社会打交道。企业要在国外铺路桥、建港口、修管道、运物资，就必然要与各自为政的各类地方势力频繁协商，必然要雇用当地劳力，必然要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都需要充分了解宗教社会。“一带一路”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并提倡“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这都需要将宗教纳入战略实施规划的考量之中。

二、中国穆斯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优势

（一）地缘毗邻优势

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和关键枢纽。我国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中近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138个边境县（区、市）中109个在民族地区。已有或规划中的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互联互通项目，基本都从民族地区跨出国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是中国西北五省以及中亚五国，西北穆斯林民族地区是与中亚国家交往的“媒介”与“桥梁”，交通运输成本远低于东南沿海地区。“一带一路”战略，互利共赢中，西北穆斯林民族地区将是最直接的利益获得者。

中国穆斯林在“一带一路”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宗教、人文条件。云南的穆斯林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来往，在东南亚还有许多回族侨民，形成了我国穆斯林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活动的社会基础。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去，一路上有许多穆斯林的国家与地区，中国穆斯林中有大量的阿拉伯语言人才，他们了解伊斯兰文化，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国穆斯林留学生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同为穆斯林，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他们形成了中国穆斯林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往来的基础力量。

（二）文化亲近优势

我国有30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毗邻而居，其中8个民族建有民族国家、4个民族在邻国建有一级行政区。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北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存在着天然的历史文化纽带，有着文化心理上的自然亲近。比如伊斯兰教是“一带一路”沿线中亚五国的主要宗教，而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回、维吾尔、东乡、撒拉、保安、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族，主要分布地都在中国西北地区。

（三）历史渊源的优势

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与亚欧大陆上各国人民共同开拓的、连接亚欧非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沟通东西、连接南北，我国各民族在这个大通道上迁徙、交流、交融，传递东西方文明的精华，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西北和西南两个“民族走廊”。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穆斯林和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有着很深的渊源，各族群众对丝绸之路有着很深的情感认同。

（四）国家发展战略转移机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

三、发挥好中国穆斯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穆斯林要充分发掘伊斯兰教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伊斯兰国家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历史遗产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是经贸合作之路，更是创新未来之路。今天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已经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作了大的拓展和延伸。

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比，“一带一路”具备更坚实的现实条件。从人文历史看，丝路精神熠熠生辉，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一带一路”将延续古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的精神，在新的时期开启规模更宏大、内容更丰富、意义和影响更深远的新格局。从经济环境看，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推进，国与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经济相互依存度继续提升，交通、通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从政治关系看，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东盟、上合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组织蓬勃发展，亚洲、欧洲内部经济融合步伐加快。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中亚国家、中东欧国家、俄罗斯的关系稳步发展，彼此间各部门、各领域、各层次合作日益机制化、常态化，人员交流也达到较高水平。这些都为建设“一带一路”奠定了深厚历史基础，提供了牢固现实支撑。

对西北五省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与发展是实现西北地区整体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在经贸、人文等领域，这些省份与中亚国家合作前景广阔，有很大的相似性——拥有丰富的能源并存在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等。因此，相关省份可与上述国家在能源利用、节水技术、防沙治沙、旅游开发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此外，还可以在如下领域重点发力：

（一）推动西北五省人才储备库建设。在高校学科建设上以及人才培养上开设相关专业，以培养专业人才。支持和鼓励大学生的海外留学项目，提升西北省份高校对中亚国家来华留学的整体吸引力，并与丝路沿线国家大学建立校际合作交流联系。需要强调的是，储备库的人才要打破地域限制，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潜质和能力。“行远者储粮，谋大者育才”。“一带一路”只是中国扮演更多国际角色的开始，仅仅靠国际政治、商业、法律、工程技术人才，无法胜任这些角色，必须培养一大批深谙宗教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状况，为当地社会所接受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人才，为外派机构和基建项目的开展做评估、建议、培训、沟通、公关。

（二）除不断扩大农业和工业合作外，西北省份与中亚国家可逐步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如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下转第23页）（上接第21页）信息产业、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其中包括现代物流、金融、会展、文化创意等，这些产业也是资金乐于流向的地方。

（三）以金融业和服务业为突破口。应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服务业试验区的经验，积极积累金融改革以及服务业改革的做法，共同规划“丝绸之路自贸试验区”落户西北。推动成立“丝绸之路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亚银行”，前者侧重跨国高铁、高速公路、国际航空港建设，后者侧重于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等。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有众多伊斯兰国家，随“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中国未来将更多与伊斯兰国家在经济、贸易和文化等领域互动，加强中国金融系统与伊斯兰金融的合作，也开始进入了政府的工作议程中。

对于亚洲地区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体量庞大的伊斯兰金融已成为了可供各国政府选择的另一种融资工具，一些伊斯兰金融机构，如伊斯兰开发银行（IDB）正研究通过伊斯兰债券，展开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合作，探讨亚投行使用伊斯兰资金的可能性。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中国更应加速发展伊斯兰金融，加强在金融领域上与伊斯兰国家的互联互通。（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特聘专家，省级领导联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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