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教育】承前启后|| 由金陵学派看伊斯兰教的适应性
【经堂教育】
承前启后
由金陵学派看伊斯兰教的适应性
马大麟 金贤友 沐伊书斋
公元七世纪初，先知穆罕默德受命于真主，在阿拉伯半岛开始传播伊斯兰教。之后不久，随着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 商人来华贸易，伊斯兰教亦传入中国。唐宋时期，由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华的穆斯林商人络绎不绝，主要集中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西安）等地，他们中不乏留居中华者，由最初的蕃客到后来土生蕃客，最后成为中国穆斯林早期先民。元时，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大批中亚各族穆斯林被东征来华并散居各地，成为中国穆斯林另一个重要来源。两支先后来中华的阿拉伯、中亚各族穆斯林与中国各民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载体的新的民族——回族，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之格局。元时回回民族的形成，使穆斯林真正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回族穆斯林也以满腔热情融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穆斯林在融入中国社会的同时，还肩负着另一个使命——传承信仰，这就是要在穆斯林中开展宗教教育和宣传。早期来华的穆斯林均精通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其中也有少数伊斯兰教学者（阿訇），他们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宣传教义，指导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穆斯林来到中国后，即与汉民族杂居在一起。明初朝廷针对外来民族颁布了禁止胡人自相嫁娶及禁胡服、胡语的政策。回族与汉民族的交融更为密切，生活中汉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逐渐失去了运用母语阿拉伯语、波斯语，除了阿訇外，普通穆斯林听不懂也看不懂阿拉伯和波斯语及经书，这一状况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导致穆斯林信仰的淡化，甚至有背离伊斯兰教的危机。传承和振兴中国伊斯兰教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学者、阿訇身上，走出一条适合中国伊斯兰教的教育、宣传模式尤为迫切。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陕西咸阳著名伊斯兰教经师胡登洲，目睹当时陕西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名，复阐扬之无自”状况，遂立志兴学。他对培养阿訇的父传子承模式进行了改革，创办了适合中国伊斯兰教教育的新模式——清真寺教育与中国私塾教育相结合的经堂教育，培养出了一批批伊斯兰教学者，阿訇。后来许多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如王岱舆、刘智等均经过经堂教育学习的。经堂教育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在各地教学过程中，结合各自的教学特点，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和云南学派。无疑，经堂教育是适合当时中国现状的伊斯兰教教育的成功模式，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经堂教育只限于培养阿訇，如何让广大穆斯林能直接了解伊斯兰教教义？如何在中国进行更广泛的伊斯兰教宣传，让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和儒家知识分子及教外人士能了解伊斯兰教？这一重任自然再次落到了学者、阿訇身上。面对失去母语的同胞，面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不理解；对穆斯林信仰和习惯的怀疑和误解，中国穆斯林中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以汉语来阐释、宣传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借用儒家思想阐述伊斯兰教理，这就要求学者、阿訇除了经学知识外，同时需要较深的汉语言功底，要了解以“独尊儒术”为主的儒家文化之真谛，这样才能融会贯通，更好地用来阐述伊斯兰教义。南京作为明朝重要的政治、文化城市，儒学发达，且相对集中了为数不少的穆斯林，是经堂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许多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如张少山、马君实曾在此设帐讲学。明崇祯年间（1628-1644），还有印度伊斯兰教经师阿世格在南京传教3年。因而明末清初以南京为中心出现了一批“以儒诠经”的伊斯兰教学者、阿訇，如张中、王岱舆、伍遵契、刘智等。他们不仅受过经堂教育，精通经学，同时也深入学习儒学，熟知中国历史、文化，成为经汉两通的学者。他们用汉文著书立说，用儒家思想阐述伊斯兰教教义，也用伊斯兰教思想发扬儒家天人性命之说，这种新的宣教形式，不仅有益于中国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端正思想认识，同时也让中国各阶层人士了解了伊斯兰教，它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的理性结合，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弥补了中国伊斯兰教不能向教外宣传的空白。
“以儒诠经”最著名的学者首数先贤王岱舆。王岱舆祖先来自西域，明初定居南京，精通天文历法，被授职于钦天监。王岱舆就出生在这个有文化背景的家庭，他从小习经学，后认识到作为中国穆斯林，只通经学而不习汉学是难以弘扬伊斯兰教真理的，遂在三十岁后攻读中国经史及宋明理学兼及佛道著作，以致后来成为了经、汉两通的伊斯兰教学者。正如他在《正教真诠》自叙中所说：“自予幼时，未习儒者之学。及乎成立，粗能识字，亦不过来往书记而已。至于壮盛，自惭庸鄙，始阅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稍通大义，觉其议乖道异，各相抵牾，揆之清真，悬殊霄壤。不自揣度，谬欲立言明厥至理。”在这里，王岱舆表达了一个中国伊斯兰学者不学汉学所处的困境，以及学习汉学后能融会贯通，而对伊斯兰教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从而激发了他要写文章来阐述伊斯兰真理的决心。故而他在晚年精心著述，其代表作《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至今仍在中国穆斯林中有很大影响。必须“以儒诠经”正是这位穆斯林学者为促进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从而阐述伊斯兰真理而发出的感慨。这一感慨体现了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激励这位学通“四教”（伊、儒、释、道）的大学者通过著述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王岱舆能有这么深刻的感慨也与他当时所生活的南京宗教文化氛围紧密相关。王岱舆的老师马君实是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南京人，也是江浙一带著名经师，王岱舆经学造诣与其影响是分不开的，为后来的译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岱舆作为最早用汉文著书立说宣扬伊斯兰教的学者，在教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开创了“以儒诠经”的先河，为伊斯兰教如何在中国更好生存和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为中国伊斯兰教学者、阿訇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以致后来南京又出了一位“以儒诠经”的集大成者-----刘智。
刘智也是金陵人氏，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其父刘汉英就是一位经汉两通的伊斯兰学者。云南伊斯兰教学者马注曾将其所著《清真指南》送其审阅，并为之撰写了序言。刘智受宗教家庭熏陶，加上本人聪慧，自幼有良好的经学和汉学功底。除父亲外，刘智还有一位老师袁汝琦，也是南京人，且出身经学世家。受两位导师的影响，在当时穆斯林学习儒学气氛已十分浓郁的南京，刘智刻苦求学各种知识、经学、儒学、佛道学，乃至西洋书籍，无所不涉。他认为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华文化虽不同教，但同理。而伊斯兰教欲与中国社会进一步融合，必须扩大宣传，要扩大宣传就必须著书立说，才能惠及万众。他曾叹然曰：“经，则天方之经，理，乃天下之理，天下之理，而不使天下共闻之，而共明之，甚非圣人著经之意也，公之天下，著经者之意快，而先君子之志亦快矣”。（《天方性理》4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刘智义无返顾地投身到译著伊斯兰教经典著作中去。为了著述，他隐居南京清凉山，不问世俗，不理家政，潜心著作，乃至家属和世人都不能理解他。正是靠这样非凡的毅力，他著作有成，成为译著丰厚，影响后世的大学者，成为“以儒诠经”的集大成者。正如其老师袁汝琦在《天方性理》叙言中品述他说：“夫介廉何如人？伟人也！不伟于世务，而伟于道德；不伟于人之所能，而伟于人之所不能，所以成其 也。伟人哉！争衡量，校铢两，介廉不知；攻词华，邀青紫，介廉不习；惟于性命操持，一息不间，一学不遗。幼从余学，即有大志，见者皆必其有成，而不图造道至于如是。学既成，避世居山殚二十年，苦功著书十数种”。（《天方性理》2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版）
刘智一生著作丰厚，有百十余种，主要著作《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等反映了公元17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智的思想、著作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至今不衰，特别对于穆斯林最为集中的西北地区影响尤其深远。
从王岱舆到刘智，经过几代伊斯兰教学者的不懈努力，明末清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以儒诠经” 汉文译著运动探索出了一条伊斯兰教适应中国发展之路，在中国伊斯兰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其融入中华文化及在中国的稳固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译著活动被后人称为“金陵学派”。这种用儒家语言及思想，比较广泛、深入地研究伊斯兰教哲理，系统整理和归纳伊斯兰教义的做法，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开始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也为后来（近现代）伊斯兰教的新式教育奠定了基础。
伊斯兰教是真主为人类而确立的宗教，因而它必然能适应各个时代、各个地域、各种人群。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传教成功就是伊斯兰教适应当时阿拉伯社会的需要，符合人民的愿望。伊斯兰教传到世界各地后，不墨守成规，而是在维护信仰原则的同时，与各种文化广泛开展交融，并吸纳一切文化中先进成果，不断丰富自己。历史上，穆斯林每到一处，都展现了伊斯兰教尊重知识，重视文化的优良传统。如在古希腊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渐渐消失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时，当欧洲的古典文明频临灭绝的时候，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却掀起了百年翻译运动，把希腊古代哲学、科学等各方面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不仅使古希腊文明能以保留下来，而且广泛吸纳其精华，使之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
穆斯林来到中国后，遵守先知穆罕默德“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教导，不排斥中国文化，中国穆斯林很快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时期都出现了许多穆斯林诗人、词人、文学家、医学家等等，走仕途为官宦也屡见不鲜。穆斯林和中国各民族一道为中华文明做出了璀璨贡献。宗教教育上由最初的父授子传到结合私塾教育模式的经堂教育，再到以“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说明了伊斯兰教在不同时期均可展现它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清末民初，随着整个中国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经堂教育也开始向中阿并授的现代教育发展，王宽、达浦生、哈德成等一批著名阿訇创办的伊斯兰师范学校等宗教学校，融宗教教育和文化教育于一体，培养了一大批经汉两通的宗教人才，并开始向阿拉伯国家选派留学生。同时，全国各地也兴起了一大批以回族（穆斯林）为主的中文小学、中学，穆斯林文化教育水平和内容不断提高和拓展，中国伊斯兰教教育和回族文化教育与社会教育开始接轨。此外，一些穆斯林有识之士创办了各种伊斯兰教团体，联络了一大批穆斯林仁人志士，这些团体还发行宣传有关伊斯兰教的刊物，印刷伊斯兰教书籍，掀起了新的一轮宣传伊斯兰教、扩大伊斯兰教影响的热潮。
随着新式教育发展的同时，汉文译著也继“金陵学派”以来再一次蓬勃兴起，著名大阿訇王静斋先后用古汉语、白话文翻译了3种版本的《古兰经》全译本；达浦生大阿訇办学的同时完成了著作《伊斯兰六书》；陈克礼阿訇翻译了《圣训经》；著名学者马坚教授翻译有《古兰经》、《回族哲学》、《回教真相》、《阿拉伯通史》等重要著作，并把中国古代典籍《论语》、译成了阿拉伯文；纳忠教授主编了《阿拉伯语》系列教材，并主持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八卷的翻译工作，他还翻译了《一千零一夜》六卷本，并把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文，促进了中阿文化交流。除此之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穆斯林后起之秀，翻译、出版了多种伊斯兰教经典、教义、教法、历史及学术等方面著作。各地建立了数十所伊斯兰教院校。中国伊斯兰教的教育、宣传、文化发展、学术交流已融入社会、融入世界，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南京先后编纂出版了《伊斯兰教简明词典》、出版发行了美籍华人仝道章先生翻译的《古兰经》等经典书籍。
伊斯兰教广泛的适应性决定了它成为世界性、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在中国以金陵学派为代表的汉文译著运动，根源于“经学”和“儒学”，使得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真正实现了融合，由此掀开中国伊斯兰文化新篇章。
金陵学派的成就得益于经堂教育，同时又引领经堂教育走与时代相适应之路——向新式教育发展，使得中国伊斯兰教育和文化发展生机勃勃。更激励我们后辈不断努力，像先辈那样做有益于教门，有益于时代，有益于社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