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清真寺内的经堂教育
漫话清真寺内的经堂教育
回族是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在伊斯兰教中受教育和学习文化知识也是一种主命圣行。《古兰经》云：“你们不知道的时候，应请教有学问的人”（21：7）
又说：“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
穆圣说：“学习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主命。”
又说：“教育孩子一次，强于施粮 一升。”
又说;“愚昧是最卑贱的贫穷；智慧是最宝贵的财富；骄傲是最难受的孤独。”
又说：“求学从摇篮至坟墓。”
又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又说：“学者的墨水不亚于殉道者的热血。”
《古兰经》和圣训关于教育，学习的教导很多很多。经训表明了求知（包括各种知识）、受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也是伊斯兰教的教育观和指导原则。穆斯林的先辈们就是遵照安拉的“启示”和穆圣的教诲，把对穆斯林的教育一代一代地承传下来的。伊斯兰教的教育和传播是同步进行的，教育推动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同时又推进着伊斯兰教的发展。所以伊斯兰的光辉照全球，穆斯林遍布五大洲。
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育是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开始的。穆斯林的老祖宗既然是来自阿拉伯的军人、工匠、商人、学者。他们后来大都也就居留在中国，成家立业。他们要过伊斯兰的生活，履行宗教功课，就必须对家人、子女和新入教的穆斯林传授伊斯兰教义、教法、教律，教会他们诵读《古兰经》等。简言之，在元末明初，即“回族”形成之前基本上是“父传子受”的家庭教育；“答什蛮”（波斯语，元时对阿衡、宗教学者的称呼）也向穆斯林传诵《古兰经》，讲授伊斯兰知识，教授一些生活用语；逐渐地“答什蛮”开始在各地设“回子房”，作为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这大概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雏形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产生、发展中形成一定格局的。
中国伊斯兰教的早期教育——经堂教育，是在经塾和清真寺内教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宗教知识的一种教育，它的宗旨就是培养伊斯兰教接班人以及向穆斯林传授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其创始人为明中叶胡登洲。
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回族，陕西省咸阳渭城人。他“自幼聪敏绝人，灵慧愈众，且家业丰裕，富甲乡井，而生平无矜骄，不二色，及慕本教经书，欲译国语，以为斯土万事法。后客都门，年及半百，崇延名师，谙习诗书，由是也过目成诵焉。不期年而能吟咏，适遘西来异人，相觅与语，遂出经指授之。先生默识旨义，顿会其意，继归秦中，遍索藏经之家，高价迄售，积久遂多，于是昼夜钻研，刻苦考察，冬不炉，夏不扇，夜不衽席者数年，乃深明正心诚意之学，贯通尽性穷理之源，宣天房之秘，漏泄其微，按东土之音配合其书，究于理之骸而不偏，辞之平而有味，且好学不厌，诲人不倦，于是远近吾道之正人端士，如梦者方觉，较于畴昔多有起色,自迩及遐寰中名播，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注3
诚然，他深谙阿拉伯文、波斯文，教义教法，遵奉哈乃斐派教法。后来自麦加朝觐归来，途径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家，考察这些国家伊斯兰教育的状况。回国后，深感中国伊斯兰教处于“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危难之中，便“慨然以发扬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注4，一改“父传子继”的古老教育方式，在自己家里招收学子教授，并由其供给食宿。办了一个时期，卓有成效，受到一般人的赞同。上学的又大都是贫寒子弟，无力自费，所以就有群众自愿资助，逐渐变为供养。这在当时和中国传统的“私塾”有相似之处，不会受到朝廷的干预，群众也乐于接受。
中国经堂教育发源于陕西渭城，“关中八百里秦川成为经堂教育中心，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继圣薪传，弦歌不绝。”注5随着回族的形成，逐渐扩大到全国，到明晚期，一坊穆斯林即建一座清真寺。于是这种“经塾”形式的教育便改设在清真寺，由于回族“大分散，小集居”的特点，以至普及到全国。凡有清真寺的地方，都设有这样的经学堂，清真寺的名称也有原来的“麦思志德”（礼拜堂）兼备“麦德勒思”（学堂）了。后来人们把这种寺院教育称之为“经堂教育”，顾名思义就是“经学讲堂”式的教育，沿袭至今。显然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教育。它是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古汉语单词混合而成的一种“独特语言”口译讲解伊斯兰教经典，人们称之为“经堂语”。中国阿衡在讲经和讲“卧尔兹”（劝善）时都使用这种语言，它已远远离开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原意。所以中国阿衡和阿拉伯人至今语言不能沟通，其弊病显而易见。
但是由于清王朝对西北和云南回民起义的残酷镇压，经堂教育也遭到了严重摧残，几乎荡然无存。西北集中于甘肃临夏地区，宁夏集中于沿黄河一带。从此回族穆斯林，尤其西北穆斯林产生了一种消极的闭关自守倾向，经堂教育关起门来，为图保族护教，只教授宗教学，排斥汉文化。讲经和日常生活中说的是汉话，却不识汉字，不会书面应用汉语言。因此而吃了不少苦头。
经堂教育创立至今，在培养阿衡、满拉，教化群众，传播并发展伊斯兰教，凝固穆民团体，保卫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的生存发展上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的贡献！这是必须首先要肯定的。
经堂教育的主课是宗教学，分为四门：《古兰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哲学、逻辑学等。每一种有好多种课本，都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在学正课之前，必须先学预科，如变字学、文法、修辞等；此外还有些理学、伦理学、诗词等。在学派方面，分山东派和陕西派。山东派偏重波斯文，所有的教科书从预科到主课共“13连本”。大都是波斯文，阿拉伯文的份量很少，盛行于华北和东北。陕西派则偏重于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份量不多，西北、华中、华南都属这一派。不论哪一学派，除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所占比重不同外，讲学的方法和教育宗旨都是一样的。后来又有以刘智为代表的汉经学派（金陵）；以马德新为代表的经汉学派（云南），强调“连五本”。
经堂语是用中国话讲外国文，它不像学英文和别的外国文那样，先读原文，再翻译过来；而是打开经本，不读原文，就用中国话直接讲解，这在中国穆斯林学外国语方面是别开生面的。它在初创时还有点朝气，学术气氛也较浓厚，但到后来则死气沉沉，陈腐不堪。翻译的词语多不达意，以致走样，虽系中国话，却似外国语。因讲法古板陈旧，再加上掺杂了一些方言土语，就似是而非，含混不清，以讹传讹了。
在学制方面，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小学是露天的。就贫穷的西北及宁夏来说，昔日的清真寺没有宽裕的房屋，就在院子里学，没有桌凳就在墙角下摆上些土坷垃，让儿童们坐到那里，背靠到墙上，摇来晃去使劲地读。孩子们春、夏、秋在家里帮做农活，牧放牲畜，无暇上学，只有冬闲念三个月。教师是由本坊散班阿衡中推选出来的。学生上学先给老师送“墨礼钱”，多少不等，以后每月缴纳的学费，规定一升米（一公斤）。这便是经师的薪俸。
入学后，先从阿拉伯文字母学起，没有课本就用牛肩骨（俗称“香板子”）当课本：上面用竹笔蘸墨写上阿拉伯文，教学生读；读完一课，用舌舔掉，在接写下一课。到会拼音了接读《亥提》（古兰选本）以及《杂学》（有关宗教礼仪和宗教常识的应用文）。念完了这些，就可以上中学，到清真寺内当“满拉”了，从此正式接受经堂教育，深入到宗教生活中去了。
小学每日所写的课文，次日早晨要用舌头舔掉，说是添了“心灵”，就争相添墨，弄得个个都是黑鼻尖儿，黑嘴唇儿，脸上，手上尽是墨，可是心还是没有“灵”。老师手中又粗又重的夏楚先生（木板子或木棍），总是挥舞不停。严寒的冬天，资质较差的学生老是手心被打得通红，泪珠儿像豌豆般地往下直滚，疼得抱住两只小手用热气呵，以减轻疼痛。老师却说：“打在身上，记在心上。”念完小学，大约三冬左右上了中学。从背《所勒夫》（变字学和文法，共5册称“连五本”）到念简明文法（《多伍》、《米素巴哈》两本基础课程）。这是个挨打关，每天从早到晚，直背到深夜。上灯以后，大满拉在屋里自习，要肃静，不许吵闹，就把小满拉赶到屋外，在寺后高声朗诵。阿衡一旦听不到声音，就会提着板子出来查看。整背一天，到这时已经疲倦了，很容易瞌睡，往往有靠到墙角下睡着了的，香甜的美梦会被无情地痛打惊得魂飞天外。深更半夜在野外踱来踱去，喃喃不绝。严寒的冬天朔风凛冽，又怕又冷，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哪有不思念爹娘的慈爱而热泪直流的呢？况且每日早晨背课时，背向阿衡一站，已是吓得胆战心惊了。如果背的不熟，舌头一打颤，猛地后脑勺会着一板子。由于经师实施这种落后的教育方法，使很多少年儿童的大脑遭受到过分地刺激，反倒变得不聪明了。
接着念《满俩》（文法学）《白牙尼》（修辞学），少则五六年，多则十来年。学的是文法修辞，但连一封信也写不了，更谈不到作文了。抱上那么厚的一大本，里面既没有教义、教律，又没有社会常识和科学知识，完全在名词、动词、介词里面打圈子。可是一点也用不上，白白浪费光阴。
寺院讲学的方法跟中国的汉儒讲经一样，汉儒讲经用十多万字解释“教典”二字，用三万字解释“四差稽古”四字。他们的经生认为是大学问，其实是不值一看，尽是废话。中国的老阿衡讲经也是注重“考究词句”，对文体篇章是不大关心的。所以就不会写文章，更不会著述立说了。对弘扬伊斯兰教毫无多大意义。
清代是经堂教育的极盛时期。胡太师的二传弟子、三传弟子，在江南培养了大批经师，“学者之众，人才之盛，宛如列星”。学派分支也渐多，除了陕西派和山东派外，主要有金陵派和云南派。这两派涌现出了不少“博通四教——伊斯兰教、儒、释、道”的人才。他们群起著书立说，引进“天方之学”，掀起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热潮。结合中国实际，以儒诠经，被称之为“汉尅塔布”，有力地增强了伊斯兰教的透明度。如马君实著《卫真要略》，刘智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天方三字经》，王岱舆著《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问答》，张中著《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伍遵契著《归真要道》、《修真蒙引》，赵灿著《经学系传谱》等等。云南的马德新译著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的作品达30多种，著名的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天方诗经》、《寰宇述要》、《朝觐途记》等。因为中国回族穆斯林已使用汉语，所以他们的译著不但穆斯林容易接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而且使教外人也开始了解伊斯兰教了。
清末，果园哈志（马万福，东乡族，今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果园村人，故名马果园）提倡“伊赫瓦尼”（意为“弟兄”，又称“艾亥里逊乃”，意为“遵经”，故称“遵经派”），在讲学上也随之来了一次革新，重意义，讲道理，废除了辞章考究。老陕西派又分为“工吾派”（主精）和“额立法则派”（主宽）。两派之间互争长短，各不相让，前者说后者不懂文章，后者说前者是清谈空论。对青年学子来说，把最宝贵的青春消磨在无用之上，钻到古纸堆里，浪费了多少精力和时间，而所学的东西，用以律己则养成自以为是，主观武断的坏习气；用以劝人，则广大群众听不懂。学了十几年，既不会说话写作，又不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
辛亥革命前后，回民中的一些先进人物，感到不学汉语对民族对宗教极为不利，于是有王浩然阿衡在北京牛街首创清真两等学堂。继之又有北平的成达师范、西北公学，上海的伊斯兰师范，宁夏的蒙回师范和清真小学，四川万县的伊斯兰师范，湖南邵阳的偕进中学等回民学校相继成立。这些中阿并读学校的成立对经堂教育的改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及至1949年，银川新华清真寺成立伊斯兰学社，招收学生，实行学科制，采用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所用的新课本教学，除对革新经堂教育做出了贡献外，还出版了“回民大众读物”类的汉文书籍，对促进阿衡满拉学习汉语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对教民有效地普及了伊斯兰教知识。
宁夏回族穆斯林中也出了很多名阿衡，书载的有：清代的马万选，（又名“麻子爷”）通贵人。“其貌不惊人，聪慧过人。他自少负笈远游，遍历陕甘各地，访求宿学名儒，甚得圣学薪传。对于古兰学、圣训学、法学、理学等样样见长，门门皆精。他讲学得法，弟子遍布黄河两岸。”他和其子马明旗还是宁夏河西一带回民起义的头领，后被左宗棠招抚，上当受骗，连同马化龙一起被杀害，遭到满门抄斩。注6
可惜，由于宁夏回族文化不发达，对史记不重视，所以很多名不见经传的阿衡都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去了。清末民国初期听说的很多，仅有书载的有：杨牛阿衡，贺兰县清水堡人，曾任清水大寺教长。马亚斯哈志，名鸿林，平罗南长渠人，曾任清水南大寺教长。马雅斯阿衡，人称“老雅斯”，不知其名，银川通贵人，曾任通贵大寺教长。张尔撒阿衡，人称“张爷”，曾任银川西寺教长。以上均没有留下译著。解放初期的著名阿衡有：马福龙阿衡，字云程，贺兰县立刚人，曾任银川新华清真寺、新水桥清真寺教长，创办中阿小学三所，“伊斯兰学社”一所，译著五种，近百万字。马振东阿衡，（人称“五满子”，据说小时吃过汉人的奶）曾任银川东大寺教长、自治区政协委员、伊协副会长、银川市政协副主席。马金库阿衡，永宁县纳家户人，曾任银川南关等清真大寺教长、银川市政协委员、自治区伊协委员。马昆山阿衡，宁夏永宁县李俊堡人，曾任银川中寺教长，银川市市长，政协副主席。杨玉玺阿衡，贺兰县通义人，曾任贺兰县立刚清真寺教长、贺兰县县长、自治区伊协秘书长。穆易兰阿衡，曾任盐池县惠安堡清真寺教长、盐池县副县长、宁夏省民族公学校长、自治区伊协会长。谢生林，平罗县通城堡人，曾任银川西关等清真寺教长、全国政协常委、自治区伊协会长、银川市政协副主席。上述阿衡都是有书记载的，但还有千百个尔林渊博的阿衡，可惜无人去考察他们的详情，这是宁夏乃至全国一个很大的缺憾，随着时间的流逝，知情人的亡故，恐怕再也收集不到了，这将给研究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带来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落实，民族教育有了发展，部分省（市）、自治区成立了伊斯兰教经学院和伊斯兰教文化研究中心；在回民聚居地方，民办的阿语学校相继成立。这些学校采用新式阿语课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教学，大大缩短了学习年限，为经堂教育的改革做出了范例。
科学在发展，时代在飞跃，文化在繁荣。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文化也是世界文化主流之一，所以必须与世界文化同步发展，不能滞后。我们在肯定经堂教育伟大成就的同时，一定要展望未来，开拓伊斯兰教育的新路子，使中国伊斯兰教的教育达到科学化、现代化、实用化，尽快和世界穆斯林接轨。
亲爱的穆斯林青年们，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繁荣就等待你们努力奋斗了！
3：引自清代穆斯林学者赵灿著《经学系传谱》第一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4：引文见《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文。
5：引自纳国昌的《经学先河 源远流长》一文，见《伊斯兰文化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6：参见《马福龙自述》2001年11月版第4页；钟侃等著《宁夏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附注：本文系根据《马福龙自述》和《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并参照相关资料改写而成。其目的在于强调回族穆斯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呼吁伊斯兰教和回族中的阿衡、穆斯林学者以及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工作者都应该抓紧搜集整理流逝的“阿衡资料”，这可能是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