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毛主席题词“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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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毛 主 席 为 延 安 清 真 寺 题 字
【文史】毛主席与单家集清真寺
2017-04-25华穆V资讯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块珍贵的石刻，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清真寺”石刻。题词全文为“清真寺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毛泽东”。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清真寺亦称礼拜寺，是阿拉伯语（Masjid）的音译，是穆斯林举行宗教功课以及宗教教育的场所，同时也是处理穆斯林民事纠纷、举办各类节日庆典和民俗活动的中心。
那么，这块石刻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在1940年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题写这样一块宗教石刻？这块石刻又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对我们的今天又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呢？
毛泽东为延安清真寺题写寺名
在经历了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党更加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边区颁布了一系列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尊重、保护”为特点的伊斯兰教政策，以文件的形式鲜明地提出：回族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这在中国历史上应属首次，对于蒋介石政权否认“回回民族说”以及其他“回教民族说”等糊涂观念都是一个有力的批驳，其意义绝对不可低估。
这一时期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性文件很多：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提纲》是当时我党回族和伊斯兰教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全文分六部分： 一、回回民族的特征；二、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及其影响；三、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四、回族问题的严重性；五、争取回族的政策；六、党的工作方针。其中第六部分首先对回族在中国的历史作了基本准确的阐述，指出回族是从元代“逐渐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族源有外来成分又吸收国有成分。“这个民族曾经多次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斗争，得以生存发展于今日，是富于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在当时资料缺乏又处于战争年代的延安，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相当不容易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提纲的总题目到第一部分的分题目，都明确使用“回回民族”，而没有使用“回教”的概念。关于回教和回族的关系，作者说：“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织部分”，作了正确的表述。《提纲》提出了党在回族工作中的主要方针：开展宣传工作，扩大党在回族中的政治影响；重视伊斯兰教并把它变为团结回族抗日的旗帜，改进团结回族上层的工作；对于投向日寇的回族教主阿訇，不以正面打击，加紧培训回族干部。随后，时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李维汉（罗迈），相继发表了《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回回问题研究》两篇文章，对“回族”与“伊斯兰教”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区别作了充分的学术论证。
《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发表于1940年4月30日、5月15日刊于延安的《解放》杂志第106、107期，是一篇简明的回族反压迫斗争史，是《提纲》中所说“富于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的具体阐述。文章说：“回回民族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他是中国境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之一”。《回回问题研究》写于1940年6月16日，发表于《解放》第109期。对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回教民族”等观点予以批驳。1941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开始了回族研究的新阶段，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到《回回问题研究》，再到《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一脉相承，逐步完善和充实，反映出我党对回回民族问题与中国伊斯兰教问题的高度重视、认识逐步深入，为以后我国回族、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开了一个好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党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基本主张，得到全体党员和部队官兵的自觉实践。除一系列政策法令和文章著作的发表外，边区政府资助修建清真寺，斋月里部队、学校改善伙食，聚礼日给回民以充分便利；建立各级各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保证回民政治权利；采取有利措施，帮助回民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等等。由于共产党尊重伊斯兰教，理解和帮助穆斯林，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边区成为回、汉民族亲密团结的大家庭，各族穆斯林为抗击日寇和彻底推翻反动统治英勇奋斗，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初，延安各界回民同志为了推动延安地区回民救国运动，积极促进抗日工作和边区回民文化发展，由八路军政治部金浪白，马列学院马文良，中央党校马青年、王占魁、王谦、苏汝智、马尔撒等人，代表各自机关学校发起组织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延安回民救国协会为推动延安地区回民救国运动，积极促进抗日工作和边区回民文化发展，建议在延安建立清真寺。
1940年2月26日，延安回民救国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在延安建立清真寺，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同年3月，清真寺顺利竣工。1940年9月毛泽东同志应邀为延安清真寺题写了寺名。题词全文为“清真寺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毛泽东”。清真寺建筑布局的平面呈“凸”字形。大门系利用一座明代的石碑坊。毛泽东题字“清真寺”被携刻在碑坊正面，背面为清真寺教长马生福阿訇用阿拉伯文题写的“Masjid”字样。
1940年10月7日，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及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大会的召开表明了陕甘宁边区回民已先于全国回民得到了民族平等权利。同日，与会代表出席了清真寺落成典礼。边区政府赠送了写有“众志成城”字样的贺匾。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力、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谢觉哉，出席了落成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典礼仪式完全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进行，沐浴后的穆斯林赤足跪于殿内，马生福阿訇身着灰色长衣，头戴白色“代司塔尔”（缠头巾）主持领拜，定边马阿訇跪在窑殿前恭诵《古兰经》；前来祝贺的其他民族代表肃立寺外以致敬意。拜后，与会者齐聚寺前开会。边区回协分会干事长鲜维俊致词，代表边区回族人民向党、政、军、民各界和边区政府给予回族的尊重与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回协会致欢迎词、金浪白代表延安回民讲话，他们纷纷表示，发扬回族的光荣传统，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和回民自己的解放而奋斗。
延安清真寺的建立，使回族穆斯林有了自己从事民族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也使他们有了研究民族问题、讨论抗日救国大计的中心场所，成为延安穆斯林礼拜和集合的“圣地”。寺内有专职阿訇主持，穆斯林群众自由到寺内活动，没有任何人干涉；实行政教分离，凡属宗教习俗、教法诸问题，政府概不干预，都由教内阿訇处理。1944年3月17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和延安回民救国会在清真寺举行追悼大会，隆重悼念同年2月7日在山东莘县病逝的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沙河分区司令员马本斋同志。毛泽东为马本斋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
中共中央在边区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的发布和具体工作的实施，使回民在政治上得到平等，回民参政得到具体落实。在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推荐鲜维俊为边区参议员，清真寺教长马生福等3位阿訇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在关中、陇东、三边地区的回民聚居乡镇都成立了自己的政府，选出本民族的领导人物。经济上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不受剥削和压迫，边区政府还帮助从边区以外新迁来的回族穆斯林安家立业、开荒种地。当时，因逃避抓兵派款而举家逃到陕甘宁边区的宁夏回民很多。定边县西门外原本是一片荒地，由于跑来的人多，边区政府规定：对这些从宁夏迁来的回族群众，政府发给救济粮、救济款，拨给他们土地耕种。这样就陆续在西门外形成了一条街，起名叫新华街。迁来的回民有的种田，有的开饭馆，有的卖牛羊肉，有的卖各种蔬菜，一条街上回族穆斯林群众安居乐业、热热闹闹。
除延安清真寺的建立，边区各地还建立起了小学校、识字班，吸收回族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各省投奔延安来的回族青年分别在抗战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延安鲁艺等校学习，许多穆斯林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战工作。
内战爆发后，1947年3月，胡宗南部空军轰炸延安，清真寺建筑物遭到国民党军队破坏，这座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清真寺被夷为平地。
1970年元月，延安革命纪念馆在清理清真寺遗址时，发现了毛泽东题写的“清真寺”刻石。刻石长249厘米、宽41厘米、厚9厘米。“清真寺”三字，字长37.5厘米、宽27厘米。这块石刻既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又是一件有一定价值的历史文物，弥足珍贵，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宗教问题的实物佐证。
毛主席为清真寺题词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毛泽东主席为延安清真寺题词在当代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的心目里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就是两句话：1、“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宗教的态度就应该是拒绝、批判、斗争，就是逐步创造条件促进其早日消亡。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误解。
诚然，上述两句话都是马克思所讲过的，都出自马克思早期的一部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25岁的马克思（1818·5·5-1883·3·14）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所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之所以说它重要，就是因为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恰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篇代表作。然而，这并不代表如某些学者所说这篇文章“阐发的宗教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具有奠基性的地位。”我的理论依据是列宁在其著名的《哲学笔记》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1844年乃至1847年以前的马克思正处于从青年黑格尔派向费尔巴哈派的过渡阶段，还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尚未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1987年北大教授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出：马克思于1843年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只是“把他引向通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但“这种批判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也还没有突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达到一般唯物主义”；“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性质来看，《导言》正在从黑格尔向费尔巴哈过渡”。也就是说，从《导言》所反映出来的当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性质，仍然属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浙江陈荣富教授进一步分析说：《导言》从哲学性质上之所以还属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还远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此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还几乎是空白。1843年底马克思写作《导言》时还没有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那是从1844年开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其研究的新成果。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破土而出。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还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导言》都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从而也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奠基之作。黄楠森、陈荣富等先生的这种研究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极具说服力，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创新的理论价值。从其成果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将《导言》当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奠基之作是不准确的；将《导言》中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语录当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当作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确实是错了。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理论家”将《导言》中那些基本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则，制造了什么“鸦片论”、“颠倒世界观论”、“宗教批判是批判一切的前提论”等，陷入错误的宗教观而不自知，却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真谛，在极左思想道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是彻底纠正那些传统错误观念以及错误研究方法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
冯今源：回族，回回名伊布拉欣。祖籍山东陵县。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