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平凉地区回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推荐阅读★
近代平凉地区回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来源：宁夏教研网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回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基本涵盖了回族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组织等。但就国内各少数民族史而言，在研究其民族形成或兴盛中，对社会组织和文化状况均有各种各样的探讨。相比之下，对回族社会组织制度的研究极为薄弱，而且一些相应的成果都太过于宏观，关于某一地区的研究成果则更少。回族虽然在全国广泛分布，但只有在西北回族社会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或者说西北回族社会具有典型性，它的发展代表了整个回族社会的一般趋势。社会组织状态和民族文化代表着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特征，其组织发展过程代表着该民族发展的道路。因此，针对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和文化变迁做相应的研究很有必要，尤其是对于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小局域的研究，是相当有必要的。平凉地区作为西北回族集中聚居的地区之一，其社会组织和文化变迁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在近代。而且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回族社会组织和文化变迁研究相对较少。本课题选择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旨在探讨近代以来平凉地区回族社会演进和文化变迁的脉络，总结其演进和变迁规律，为当代这一地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借鉴。
近代化是每个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近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文化及生活方式变迁的过程。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区，特别是1840年以来，随着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很多的少数民族即将走向近代化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既依附于国家与时代变化，又有自己局部的民族地域特征，社会变迁文化变迁在于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适应；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地少数民族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过程中经历了落伍、迷惘、抉择、痛苦，最终也在悄然而不断地与旧文化撕裂，与新文化联姻；旧文化反复的重组、调整、适应与经济基础的不断共同推进当地社会向前发展；通过近代化，使中国众多少数民族迈入现代化的通途。甘肃平凉地区作为甘肃东部最大的回族分布地区，作为非回族自治地方，是我国回族散杂格局中不多见的。因此，探索整个近代[1]这一地区回族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概述
平凉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东邻陕西咸阳，西连甘肃定西、白银，南接陕西宝鸡、甘肃天水，北倚宁夏固原、甘肃庆阳，是甘肃东部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承接中东部省区产业转移与开放开发的“东大门”。全市辖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6县和崆峒区，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9.77万人，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3%，绝大部分集中在柳湖、城关及周边9个回族乡，以及华亭、庄浪、泾川、静宁、崇信、灵台等县。回族人口16.77万人。伊斯兰教唐代就已传入平凉，历唐宋元三朝的发展，至明初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新兴民族———回族。回族在加强中西交流、开拓丝绸之路和传播商业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平凉成为重要的商埠和陇东旱码头。随着人口的增长，逐渐形成了单家川、穆家磨、马家庄、米家卫(今米家湾)、马峪口、白水等众多的回族社区。“嘉靖二十年(1541)，平凉境内约有1200多户、6000余回族人”占当时人口一半[2]。至清中叶，“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3]，“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甘肃自省垣及所属隶府、厅、州、县，大半参居回民”[4]。
清末民初，在回族皮毛业、饮食业、运输业的带动下，平凉“陇东旱码头”地位得以恢复，形成了“商贾云集，半属回民”的态势[5]。白受三的“文茂祥”、吴九如的“锡裕丰”、李香圃的“富顺贵”、蓝福祯的“开源顺”、马逊眉的“德盛明”等大批回族商业实体的崛起，促进了平凉乃至整个西北经济的发展，至1949年，城内回族人口占到三分之一，清真寺达到18座。
二、清以前平凉回族源流及遗迹
回族先民进入甘肃，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的，沿丝绸之路首先进人甘肃的河西地区。在河西以东，丝绸之路路线有三条，最主要的是北路，平凉是这条路线中最重要的一站，来华进行贸易的波斯、大食等穆斯林商客和由西域诸国来唐朝的贡使，经平凉至长安，或在平凉活动，应当是平凉回族先民最早踪迹。宋时甘肃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径原”道，就是经“东南至渭州（今平凉）、径州（今泾川）以达内地”。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以后的10多年中，由于河西被西夏占领，丝绸之路在河西被迫绕道，平凉成为出长安后的必经之道，由平凉至渭源城，再分两道直奔西宁。所以，在宋代由平凉而到中原的穆斯林商客较之唐有增无减。元朝建立后，平凉作为中原的门户地区，派驻了不少“屯聚牧养”之回回军士。元成宗时期，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及其属下皈依伊斯兰教。安息王的辖区当时在关陇河西一带，包括六盘山及平凉、宁夏南部等地，这一带是西域进入中原的要冲，分布在这里的回回人较多，而阿难答及其属下皈依伊斯兰教后，大部分人散落于民间，无疑使这一地区回回人口大量增加。明代，平凉已居住有不少回回人。现平凉境内有多处明代建筑遗迹，可证其时回民在平凉的活动。其一，1961年省考古工作者考查平凉道观“真庆宫”，确认其原为清真寺，建于明代，清同治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官员下令塑神造像，改名“真庆宫”。其二，原灵台下河大寺，据传建于唐代，1961年经考古人员考证，确认其为明代建筑及其三，静宁县城关站院清真寺，建于明嘉靖年间，其礼拜大殿保存较为完好，并有“嘉靖”字样可认。其四，据民间传说，白水老寺也是明代建筑，曾经有一块碑，但“文革”后不知下落。这多处清真寺的存在，说明在明代平凉回族已出现大批聚居的特征。明代平凉回族大量聚居，一些回族人也进人统治阶层，参与政事。1992年，平凉地区博物馆挖掘一座古墓，墓碑刻有“大明敕授内典膳正对峰张公墓志之铭”、“明万历丙午”等。其墓志由杨凤鸣撰，内容为：“韩王府[6]内侍内典膳正张对峰墓志……内典膳正张公讳奉号对峰，陕西凤翔府扶凤县三头里回族也……”。另据贵州马家屯马姓坟山碑文记载：“予族世籍平凉，于洪武十四年晋守乌撒，历明至清，三百余年。”“嘉靖二十年（1541），平凉境内约有1200多户、6000余回族人，已初步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7]至明末清初，甘肃平凉、宁夏固原等处已是“汉回杂处”。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署理陕西巡抚毕沉在奏折中称：“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
三、清代平凉回族的起义斗争及平凉回族聚居区变迁
清同治年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西北回民大起义，平凉作为关陇要冲成为回民起义斗争的重点地区之一。陕西。宁夏等地回民起义军曾多次在平凉所属各州县与清军战斗，而以平凉回民穆生华为首的陇东回民起义军，更是将平凉作为必先攻战之地。
同治元年（1862），陕西回民起义爆发，并随后迅速波及甘肃陇东及陇南一带，受其影响，陇东陇南地区回民也迅速行动，准备起义。是年夏，哲赫忍耶第二代教主穆宪章之堂孙穆生华（1820？一1870）在秦安县莲花城率众起义。穆生华起义后，即把攻取平、固作为首要目的，希望攻占平、固后，与宁、灵回民起义军根据地连成一片。
当时平凉城内东关有回民40余户，建有清真寺两座。平凉知府田寿增、县长张仁源闻穆生华欲攻平凉，恐城内回民里应外合，遂下令屠杀城内所有回民，焚烧清真寺，而城外回民间悉后杀汉民百余人作为报复，所以平凉回汉关系在义军未到平凉时，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穆生华率部到达平凉城郊，针对这种情况，发布文告，告诫起义军：“仇恨只在清朝无故杀回灭教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民团头子。回汉百姓，皆素无怨仇，本是一家人，不要听信谣言。今后照常亲爱，不许伤害欺侮，更不许烧杀抢劫。如有犯者，绝不饶恕。”[8]西路团练闻讯掘了穆生华的祖坟——穆宪章拱北，以示报复。穆生华闻听后无比愤怒，群起攻城，但由于平凉城防坚固，穆生华部势单力弱，一时无法攻克，遂率部北进，攻取固原，又于同治二年（1863）正月攻取盐茶厅。
穆生华在肃清了盐、固一带敌人后，又集结该处回民两万余人，整编后开赴平凉，于同治二年（1863）二月底再次攻打平凉，并很快对平凉形成包围之势，时达半年之久。九月，回民军用地雷轰倒平凉城西南城墙，攻克平凉，知府田寿增、总兵吕元等千人被杀。
穆生华部攻占平凉后，甘肃地方武装已对回民军无法形成威胁。但在同治三年（1864）关中回民起义军被镇压后，陇东形势发生了逆转，清军调集大军征战陇东，穆生华部开始了与清军的殊死搏斗。同年四月，固原提督雷正宽、总兵陶茂林各率部数千人先后进攻平凉，对平凉形成合围。六月，清军破城，回民军遭重大损失，遂撤退至董志源，与撤退到此的陕西回民军联合，继续坚持斗争。后穆生华退往金积堡，于1870年在金积堡因疾去逝。余部由其弟穆生辉率领，坚持斗争数年，后被清军镇压。
前文已说过，在陇东回民起义爆发之初，平凉地区回汉矛盾十分尖锐，平凉府官员在一种恐惧和仇恨的心态中，对城内回民赶尽杀绝。在与回民军作战过程中，见回民就杀，并采取卑劣手段，掘人祖坟，焚尸扬灰，这些为日后回民军破城报复以及起义结束后清廷办理“善后”、杀害更多的回民埋下了祸根。同治三年（1864）六月，清军攻陷平凉城后，在清点死伤人员时，“白骨如麻……皆舍生取义者，吾不忍其骸骨沉沦……淘井三百四十八，尸骨二千，遂埋之”，“共费银一千三百十余两……”[9]。这个账自然记在回民起义军头上。但清军在攻占平凉后，下令杀尽城中所有回民，焚烧、拆毁所有清真寺，这也是事实。同治九年（1870）正月十九日，清军办理善后，将穆生华家属老小30多口，押到平凉西郊甘沟河滩斩首，当点到穆生华之子舍木苏时，平凉拱北马得真阿訇趁乱将自己的小儿子推到前面，换下舍木苏。同治十一年（187），清军又将马得真全家杀害，惟有其长子和合木苏幸免于难。至光绪十年，舍木苏由四川迁往张家川居住，1925年返回平凉，1937年病逝，埋于平凉南台拱北[10]。
左宗棠在镇压了西北回民大起义以后，对西北回民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高压政策，其措施之一就是大规模迁徙回民，彻底改变回民原有的居住格局，迁回民于“人迹断绝”、“荒绝无主”之地方安置，从而“分割其势”，“涣其群，孤其势”。而平凉境内所属各地成为安置陕、甘回民的首选之地。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进军甘肃，“在平凉大岔沟等处收抚陕回老弱妇女及务农了壮约数千人”[11]，次年，将投降的陕回刘秉信部、云南普洱马部等约1000人，安插于平凉县境内，将陕西陈林等部老弱妇女数千人由刘锦棠点验后押解平凉。左宗棠曾在平凉两次亲临点检，查实安插回民“实其一万有奇”。同治十二年（1887），迁陕回张代雨一起291名于平凉之曹家庄，迁陕回马生彦等一起643名于平凉附近的王家下堡，迁陕回杨文彦等一起253名于平凉谢家庄，迁陕回禹得彦部6000余口安插于平凉大小芦河、华亭策底镇及十保子等地[12]。左宗棠采取迁徙、安插回民的办法，是“图百年之安”，“冀一劳永逸，毖后患而竟前功”[13]，但事实上这种政策除了使广大回民的灾难加深外，同时更加深了西北回民对清军及其统治者的仇恨。
四、民国时期平凉回族聚居区域的形成
清末以后，平凉境内除小规模的战事以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回汉民族矛盾已趋缓和，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回汉团结、相互保护的感人事迹。据《静宁县志》（新编）载，民国时期静宁居住有千余回族，在汉族民团清剿回民时，当地汉民将回民分别掩护躲藏，回民未伤一人；而在小股回民武装侵扰汉民时，回民也出面周旋，从而使静宁回汉关系进一步加强，至今被传为民族团结的 佳话。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平凉作为商贸“旱码头”的地位又 逐渐显现出来，各地回民商客往来平凉。抗日战争时期又有 中原回民迁人，所以在民国时期平凉回族聚居格局逐渐形成，解放以后无大的变化。平凉回族的来源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平凉老户，这部分人数不是很多，人称“老甘省”，原住平凉，清同治事变中或外出躲避、或参与战事、或就地小心避祸，事变后又回到原地生活；二是左宗棠将陕西渭河两岸的回民约一万余人，强制迁往平凉的西阳、大秦、白庙、寨河、峡门、上阳及华亭、灵台一带，俗称“东安人”和“西安人”，这些地方至今还沿用原居住地陕西的村名；三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逃难的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回民落户平凉，这部分人中以河南孟县桑坡村人最多；四是40年代后由宁夏同心。西海固地区迁人平凉的商人，这些人长期在平凉做生意，大多落户平凉。
桑坡人自1938年开始进人平凉，“他们大都散居在景家沟、红照壁沟和水桥沟一带。解放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兴合庄，就是桑坡人最集中的一个较大村落，还有红照壁沟。南台、北沙石滩、径滩等地，也有不少桑坡人在此定居”[14]。
桑坡人来自中原内地，善于经商，他们到平凉以后，和当地回族人一起，发挥传统优势，使平凉回族经济呈现出许多特点，即利用平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交通便利，发展具有传统优势的商贸业。解放前平凉回民主要从事的行业，除饮食业外还有皮毛业，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皮毛商人，如平凉商会会长、锡裕丰商号掌柜吴九如先生，就是平凉回族商人中的佼佼者。另外还有盐业、茶业、绸缎业、钱庄业、药材业、酱园业等。平凉回族经济的发展除客观条件的影响之外，主要是靠回族本身的善于经营。“在帝国主义经济和官僚买办资本的重重挤压下，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15]
五、近代平凉伊斯兰教的变迁
伊斯兰教传人平凉是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在平凉活动而开始的，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至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平凉打下了根基。前文所述明代平凉几处清真寺的存在，说明明代伊斯兰教在平凉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
和全省其它地方一样，在清代以前平凉的伊斯兰教以格底目为主，清代后期及民国期间，哲赫忍耶和伊赫瓦尼相继传入平凉，并得到较大发展。清乾隆五年 （ 740），马明心传播哲赫忍耶学理，在各地设立道堂讲学，并招收学生，祖籍平凉的穆宪章便是其高足之一。
穆宪章任哲赫忍耶第二辈教主期间，由于清廷严加防范，未曾公开传教，但由于以后的哲赫忍耶为主的回民大起义席卷宁夏、甘肃东南部地区，所以其影响还是较大的，平凉哲赫忍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其人数、清真寺数量在清末民初增长较快，成为平凉最主要的教派门宦之一。
清末民初，平凉伊斯兰教发展较快，这可以从一大批清真寺及其它宗教建筑的兴建来得到确认。现存于平凉安国乡的安国拱北，相传祖籍西域的祁真人在此习功办道，深得人心，于古历二月初三归真，埋葬于此，建有拱北，同治八年 （1869）被毁，民国初年在艿的林耶安姓道祖的倡导下重修， 1958年被毁，1988年重修开放；华亭神峪乡神峪清真寺，建于1906年；华亭东华镇清真寺，建于1900年；华亭安口清真寺，建于1918年；平凉清真北寺，建于1911年；平凉东关清真寺，建于1891年；平凉清真北大寺，始建于清同治年间，规模宏大，附设有私立小学一所；平凉上寺，建于1918年；旅平寺，主要以河南人为主，建于1921年。这些寺属于格底目教派，大多在“文革”期间被毁，1978年后陆续重建。平凉南台拱北，是哲赫忍耶第二辈教主穆宪章的陵墓，由其侄于1813—1824年间建成，同治年间被汉族民团所毁，民国初年由穆宪章四世侄孙穆静轩主持重建，1958年被毁，1993一1995年间重修，这是平凉最有影响的哲赫忍耶拱北。阳坡拱北位于静宁县阳坡乡，是哲赫忍耶著名人物关里爷的拱北，同治年间修建。平凉清真西大寺，则是平凉第一座伊赫瓦尼寺，始建于1929年，1992年重修；平凉东大寺，建于1943年，重修于1981年，也是伊赫瓦尼大寺。
在平凉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重视发扬伊斯兰文化教育，其经堂教育和伊斯兰文化教育在中国近代伊斯兰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平凉在近代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堂教育家和著名阿訇，如蔡登霄，原籍平凉，学成后于1946年至1949年在延安清真寺任教，当选为陕甘边区委员。著名经堂教育家马良骏曾在平凉求学多年，后在平凉开学任教，曾教授过兰秀斋、马思若、白有明等著名阿訇。伊赫瓦尼四大著名阿匐之一的虎嵩山即是平凉人，其门徒马贤、马忠杰等都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在历史上，平凉一些回族贤达及著名阿訇，有感于回族群众文化教育之落后，提倡经堂教育与汉文化教育相结合，创办了许多私立小学。这些学校大多附设于清真寺内，除教授伊斯兰教教义教理外，还教授汉文化知识，使一大批回族儿童掌握了一定的知识。
解放后，党和政府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平凉伊斯兰教处于平稳和健康发展过程中，尽管在1958年和“文革”期间“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出现扩大化的错误，平凉伊斯兰教寺院被拆除，宗教人士被打倒，但自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很快落实宗教政策，重建和新建了一大批清真寺，群众的宗教活动也恢复正常。伊协组织得以恢复，各级宗教部门和政府依法加强对宗教工作的管理，发动信教群众抵制外来带有宗教目的的活动，使平凉的伊斯兰教工作处于平稳和正常状态。至目前，平凉地区伊斯兰教信教群众有146360人，清真寺344处（包括活动点和拱北），建筑面积达124765平方米，教职人员 400人，满拉人数 1100人。其中格底目有信教群众131516人，清真寺306处（包括活动点），建筑面积111166平方米，教职人员364人，满拉1005人；伊赫瓦尼有信教人数6297人，清真寺8处，建筑面积5189平方米，教职人员8人，满拉32人；哲赫忍耶有信教人数8547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和拱北）28处，建筑面积8410平方米，教职人员28人，满拉63人；示的林耶拱北1处。伊斯兰教在平凉地区各县市中，平凉市有信教群众113083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和拱北）280处；泾川县有信教群众1771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6处；灵台县有信教群众7586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13处；崇信县有信教群众1270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2处；华亭县有信教群众20701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34个；庄浪县有信教群众992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厂处；静宁县有信教群众957人，清真寺（包括拱北）4处[16]。
六、近代平凉地区回族教育
回族教育是指培养回族人才的社会活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回族教育，泛指一切增进回族知识、技能、体质以及形成或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活动。包括传统的家庭教育、幼儿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女子教育、经堂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普通教育）等形式；内容上，涉及道德品质、科学知识、宗教礼仪、民族风俗、劳动技能、特种工艺、医药医术等方面。狭义的回族教育，则单指学校教育，即通过学校对回族学生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便将其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的活动；基本上可分为宗教教育和普通教育。平凉地区回族经历了“包含传统的家庭教育、手工业的师徒传授、经堂教育、新式学校教育”等阶段。
平凉地区回族教育最早是从家庭宗教教育开始的，在从唐代到元代的几百年里，回族的先民们在他们留居中国组成的家庭中进行一种自发的、原始的穆斯林家庭宗教教育。其教育内容主要是教育子女们按伊斯兰教规定，进行沐浴、礼拜、斋戒以及饮食的禁忌等等，通过家庭宗教教育的形式教育后代，使伊斯兰文化传统得到保持并得以发展。
经堂教育自兴起以来，为回族伊斯兰教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宗教知识的传播者和通晓中、阿文的学者。他们成为回族社会的柱石和中坚力量，传播宏扬伊斯兰教，振兴伊斯兰教。同时，经堂教育给回族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回族文化的发展完全限制在宗教的狭小圈子之内，使回族社会成员在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处处被动受制，难以正常发展。
20世纪初，在近现代回族民族觉醒中，回族有识之士提出了“宗教改良，教育普及”的口号，呼吁改革经堂教育，创立新式回民学校。至此，新式回民学校教育在全国兴起，逐渐成为回族教育的主要形式。西北回族的近现代新式回民教育，主要是在民族觉醒及群众支持下，由地方回族军政人物、回族实业家、社会贤达与宗教界人士倡导下兴起的。对近现代西北新式回民教育有较大影响的回族人物，首推马邻翼、马福祥等人。其中曾请回族阿訇达浦生为甘肃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在今甘肃、宁夏、青海倡办了回民学校50余所，开创了西北新式回民教育的基业。从1912年起，马福祥在马邻翼、达浦生等人影响下，陆续在甘宁青地区兴办新式回民学校70余所，1937年上海沦陷后，原上海伊斯兰师范在校长达浦生的努力下，经白崇禧斡旋，教育部准许伊斯兰师范迁于平凉，定名为国立伊斯兰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国立陇东师范）。1939年春正式开学，分简师甲、乙班和阿语专修班，约150余人，达浦生作为一个著名阿旬，倾向于经堂教育，他亲自讲授《宗教教义》。
在回族教育工作者及新式回民教育倡导者的支持下，平凉新式回民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有了从小学到中学的新式回民教育体系。从以上可以看出，回族教育是一种跨文化教育，回族传统的经堂教育以培养宗教人才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为目的，所培养的的人才不具备社会生存的其他技能；回族的新式教育以适应时代发展为目标，以国民教育为标准，注重汉文化教育，着力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回族文化传统的各类人才。
结语
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主要分析了近代平凉地区回族社会与文化变迁。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平凉地区回族社会与文化变迁有自己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变化，而且是在一种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才完成的。
[1]本文所指近代为1840至1949年
[2]《平凉市志》
[3]陕西巡抚毕沅奏折
[4]《秦陇回务纪略》
[5] 清末阔普武《湟中行纪》
[6]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第二十子朱松被封为韩王，封国在开原（今辽宁开原），永乐二十二年，改封于平凉。参见《平凉文史资料》第一辑李春茂《明朝韩王大事记》。
[7]转引自邸广平《平凉回族历史及现状》。
[8]马重雍：《清同治初穆生华起事始末》，《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9]魏光焘《节义冢碑》文，该碑现存于平凉博物馆。
[10]参见穆启圣《穆宪章传略》，舍木苏就是作者穆启圣的祖父。
[11]《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十六。
[12]见《左宗棠全集·奏稿》、《左宗棠年谱》等。
[1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三。
[14]丁天和：《平凉的桑坡人》，《平凉文史资料第三辑》。
[15]李云宾：《解放前平凉回民经济发展概述》，《平凉文史资料第一辑》。
[16]统计数字由平凉地区民族宗教处提供，1990年8月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