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中国经济的侵蚀：出口贸易模式扭曲的视角

一、腐败与出口模式：风马牛不相及？

腐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导致了基础设施质量低下、企业投资行为扭曲、企业家精神匮乏和社会资源错配等问题，从而最终阻碍了经济增长。

通常而言，企业存在两种出口模式。第一种是直接（自营）出口模式，即生产商拥有进出口经营权并自身直接出口，另一种是间接出口模式，即生产商通过贸易中间商出口。贸易中间商在出口模式选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贸易中间商可以同时为多家生产商出口多种产品，从而具有范围经济、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加速资金周转等优点。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大约28%的制造业出口企业通过贸易中间商进行出口，贸易中间商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达到18%。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贸易中间商出口份额越多。世界银行最新企业调查数据显示：在腐败程度相对较低的智利（2010年企业贿赂发生率仅为1.3%，全球腐败排名倒数第五），仅有20.6%的出口企业通过贸易中间商出口，间接出口额仅占总出口额的0.1%。在腐败程度较为严重的孟加拉国（2013年企业贿赂发生率为47.7%），40%的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间接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达到36%。肯尼亚（2013年企业贿赂发生率为26.4%）31.3%的出口企业是通过贸易中间商出口，间接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比重达到50.7%。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2012年中国企业贿赂发生率为11.6%，排名世界银行所调查135个发展中国家中的第76位，通过贸易中间商出口的企业数占比高达50.9%，间接出口额占比达到41.9%。上述数据显示：地区腐败程度与企业出口模式表现出一定相关性。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严惩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0万件，总量比上年增长49.2%，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其中，处分县处级以上官员6400多人，比2012年同期增长36.3%，反腐成绩斐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当下中国腐败程度较为严重的事实。腐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障碍，对腐败和出口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建立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新范式，而且有利于从制度改革的视角探讨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路径。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制度优劣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已得到许多国内外学者的证实，但国内尚没有学者尝试研究腐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国内研究领域开创性地研究腐败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为新新贸易理论“中国化”研究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新视角；其次，尽管国内学者对我国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行为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但鲜有文献从出口贸易模式选择的角度对我国贸易结构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本文的经验研究丰富了异质性企业出口的研究视角。

二、待检验的命题：一个有趣的故事

腐败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模式呢？

一方面，腐败提高了国内市场的进入壁垒，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内销成本。与国内市场相比，国际市场采购价格更为透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可以避免国内市场规则和程序上的“繁文缛节”，鉴于国内市场社交网络的复杂性，企业更愿意参与“单纯”的国际市场竞争，因而腐败会提高企业出口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腐败同样会降低自营贸易企业的出口效率。国际贸易业务范围包括进出口经营权核准登记、出口管理、海关、商检、安检、金融、保险、国际运输和出口退税等程序。在企业出口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和有关部门“打交道”，鉴于当前我国公共权力无界性、扩张性和垄断性，政府行政部门、经济杠杆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存在着办事效率低下、“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等官僚主义现象，以及“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掩映下以权谋私的利益交换。迫于现实，大部分不愿意、不擅长“随波逐流”的出口企业选择通过贸易中间商进行间接出口，由于贸易中间商熟稔出口相关的复杂程序，因此在防止行贿政府官员上更有经验。这样贸易中间商使企业与这些腐败官员隔离开来，避免出口商贿赂政府官员，创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与直接出口相比，腐败增加了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

命题一：官员腐败促进了企业出口，并增加了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

腐败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与企业所有制性质密切相关。在中国特有国情下，国有企业所有制身份优势非常明显，国有企业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政治关联，国有企业更可能从腐败中获益。在货物出口通关过程中，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更多的是“绿灯放行”，因而地区腐败程度对国有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并不明显，且国企规模相对较大，国企完全能够承担自营出口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因而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模式。对外资企业而言，由于享受到各种政策优惠，在各地区“招商引资”竞赛背景下，外资企业遭遇“歧视性”腐败的可能性较小。相对而言，民营企业在所有制身份上最为弱势，腐败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企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民营企业都可以自主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但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必须办理对外贸易的相关手续，出口货物才能顺利通关。当民营企业向政府机构申请出口许可证、金融机构信用证和执行合同的过程中，为规避政府的“繁文缛节”、“官僚作风”和“寻租”行为，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规避腐败。

命题二：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腐败较为严重的地区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

Akerman（2010）运用扩展的异质性企业模型，研究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直接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借助贸易中间商出口。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够承担直接出口所需的更高启动成本、信息搜寻成本和和由腐败所导致的额外成本，因而地区官员腐败程度对其出口模式选择的影响不大。高生产率企业通过直接出口可以增加自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有效控制出口市场的营销渠道，更好地保护商标、专利、信誉和品牌等，因而高生产率企业更有动力选择直接出口模式。而对于低生产率企业则不然，低生产率企业对企业出口成本极为敏感。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原本从事自营出口的低生产率企业，迫于规避政府官员“寻租”的无奈，不得不由直接出口转向间接出口。

命题三：在腐败较为严重的地区，低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而对高生产率企业而言，直接出口仍然是其最优选择。

                        三、计量方法的实现

本文运用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考察对象是中国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模式，但由于在全部样本数据中出口企业仅是小部分企业，数据中存在大量非出口企业，如果将非出口企业也包含在回归样本中，或者将非出口企业删除，都会造成样本选择偏差。企业出口决策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估计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模式的回归方程中，应将企业样本选择的偏误考虑进来。

Heckman（1979）两步法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本文将企业出口行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企业出口决策的Probit模型；第二阶段是企业出口模式的模型。具体模型为：

Pr(Expdum_ijkt=1)=ϕ(α₀+α₁Corruption_kt+αX_ijkt+v_j+v_k+v_t+ε_ijkt)         （1）

Expmode_ijkt=β₀+β₁Corruption_kt+βX_ijkt+γImr+v_j+v_k+v_t+ε_ijkt              （2）

方程（1）是Heckman第一阶段，即企业是否出口Probit模型，下标i、j、k和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地区和年份；Expdum_ijkt表示企业出口的虚拟变量{0，1}，当企业i出口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Corruption_kt表示k地区在t年的腐败指数；X_ijkt表示其他影响企业出口模式的变量；v_j、v_k、v_t分别表示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_ijkt为随机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Heckman第二阶段的控制变量全部进入第一阶段回归，在Heckman第一阶段还存在第二阶段没有的外生变量。

四、值得深思的结论：腐败对经济的侵蚀是结构性的

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腐败既严重破坏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转，也会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营模式。腐败是一种专断的赋税，它的随意性和事后机会主义性质增加了企业的额外负担。本文运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进出口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进行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

计量结果显示：第一，腐败降低了企业内销的可能性，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概率；第二，与直接出口相比，腐败提高了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在腐败环境下，较多出口企业将会选择通过贸易中间商进行间接出口。在充分考虑出口经营制度变迁和贸易方式的情形下，计量结果依然稳健；第三，在腐败较为严重的地区，民营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间接出口模式。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制度缺失是我国出口贸易扩张的重要内生激励因素。加入WTO以来，我国出口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不可否认，改革开放是我国出口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国内制度缺失对出口增长的扭曲效应；其次，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贸易中间商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发挥了重要链条作用，为躲避国内烦琐的规章制度，更多的民营企业和低效率企业通过贸易中间商由“国内贸易”转入“国际市场”；再次，腐败环境增加了国内生产商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对贸易中间商的依赖性，扭曲了企业出口行为。贸易中间商隔断了生产商和东道国之间的联系，间接出口企业不直接参与海外市场销售，不能及时获得东道国市场信息，无法建立自己的海外营销渠道，进而不利于树立企业形象和构建自主品牌。

文章作者：

刘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

王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经济学报》2016年12月第4期（62页-84页）

引文格式：刘斌, 王杰. 2016. 地方官员腐败与企业出口模式——基于中国事实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报, 3(4):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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