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玉事件”背后的警示：数据倒卖与信仰崩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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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大学生被骗离世：学校数据倒卖现象严重 | 中国人的信任只能在家庭内？》
根据《沂蒙晚报》报道，8月18日，被骗前一天，徐玉玉接到了来自真实教育部门的助学金电话通知。诈骗嫌疑人则以“领取助学金”为由，轻易博取了徐玉玉的信任，并骗取了全家省吃俭用大半年节省下来的9900元学费。
19日晚，徐玉玉及其家人前往派出所报案，在回家的路上，徐玉玉突然晕厥，虽经医院历经两日的全力抢救，但仍没能挽回她18岁的生命。该事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微信公众平台上讨论此事的文章约4400篇，人民网微博客户端相关微博下，已经有超过2万条评论。
徐玉玉之后又一起电信诈骗
18岁的临沂姑娘徐玉玉尸骨未寒，惊悉8月23日凌晨，来自临沭县的大二学生宋振宁也在遭遇电信诈骗后，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亲属称，该学生在去世前接到诈骗电话，并被骗去数额不等的现金，其父母因伤心过度住进医院。
8月18号，临沭县大学生宋振宁接到一个来自济南的陌生电话，对方在电话里称自己是公安局的，并对宋振宁说他的银行卡号被人购买珠宝透支了六万多元。
“一开始，孩子还有点怀疑，但对方说出了振宁的银行卡和身份信息。”受害者亲属宋先生介绍。
谁也不知道，当时骗子和宋振宁到底说了什么，他又如何去银行给对方转了钱。
“具体过程，我们也不了解，孩子去世了，现在已经没办法去核实。孩子后来去了银行，给对方转了2000元钱。对方还让孩子把小票撕掉，但孩子没撕。”
在回家的路上，宋振宁遇到了亲戚，聊天时说起了这件事。亲戚说他被骗了，宋振宁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我这么聪明的人咋就被骗了。”宋振宁有点懊恼，他和亲戚去派出所报警，具体的报警情况也只有宋振宁知道。
惶恐悔恨的他在晚饭时跟父母说了自己被骗的事，怕父母责怪说是被骗了两千多，他的父亲安慰他说没事钱没了咱可以再赚别太难过了。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宋振宁第二天也要回山东理工开学，孝顺的他还在网上给他的妈妈买了新鞋，也给他爸爸买了新衣服。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
8月23日，天还没亮，等宋振宁家人看到他睡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走近看却发现宋振宁已经停止了呼吸。
据宋先生介绍，经医生诊断，宋振宁死因为心脏骤停。她的父母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父亲因为伤心过度变得精神恍惚在家中常常晕过去，母亲伤心过度，住进了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
倒卖学生数据成风
需要警惕的是，根据教育部公布信息，国家助学金覆盖了全国20%的本专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2015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737.8万人，在校生2625.3万人，按此比例计算，今年刚刚入学、领取助学金的大一新生约150万人，而在校领取助学金的大学生约500万人。他们，都有可能因为助学金信息泄露面临诈骗风险。
由于普遍不具备经济能力，且资金不充裕，学生群体并非电信诈骗的重灾区。但这并非意味着学生群体安全系数高。事实上，在记者接触的多类群体中，学生信息堪称“最没有安全保障”的一类。
近日，记者接触到数个倒卖用户数据的业内人士，其中3人告诉记者：“只要你听说过的学校，不论大学、中学、小学，（它们的数据）都有。”
根据多位人士报价，“新鲜出炉”、“没有卖过”的一手学生数据，售价约1-2元/条，大量采购还有优惠。而二手的数据，基本低于1毛，如果批量购买，1万条二手数据约300-500元。在整个数据黑色产业领域，学生数据售价偏低，相比之下，一些从淘宝、京东、唯品会等电商平台流出的一手数据，售价在3-5元以上，高峰期售价一度达到20-30元/条。
除此之外，在数据黑产中，电商、银行、股市、车辆交易等数据应有尽有。在上述业内人士看来， “买数据的，都是拿来骗人的，学生基本骗不到钱，数据卖不上价，乡镇之类学校的数据都卖不出去。”
10年前，学生数据要比现在值钱。一位北京某学校教师告诉记者：“倒卖生源数据的漏洞长期存在。很多民办大学会借合法专业的名义搞非法成教、网教来招生。每年高考之后，他们就从各省买考生数据，当时一个省考生数据售价几十万元。每年卖出十多万的名单。”
中国人的信任范畴究竟多大？
电信诈骗利用了信任，也破坏了社会信任和契约精神，让我们不敢再信任陌生人，不敢对契约对象选择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的信任范围限于家庭或者熟人范围内。这让我们想起，郑也夫在《信任论》中所阐述的，“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不仅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而信任一旦打破，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信任早已成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进入习俗，而习俗不仅在成长期塑造着人格，并且在其后，靠着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社会压力，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在中国社会中，社会中间组织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中国社会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
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
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不仅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信任一旦打碎，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角色、某个分数、某个大学毕业的。某人我知根知底，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信赖的。这种类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
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就不再能够找到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因为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这时候人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信任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
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不会有问题。货币信任的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第三种信任机制是专家系统。当“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时，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这样的大夫。那怎么办呢?你会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是专家信任。
人格、货币、专家，这样三个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而目前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就是在这三个系统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正如上文提到的，同发达社会中的系统信任相比，我们社会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从“杀熟”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开始，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福山认为，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所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个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但是当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甚至要以“代”为单位才能得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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