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一年前这批大陆新传人就做毕业设计了



  来源 | 社会学了没

   ID | socialor

作者 |姚晓辉、张梦、张媛媛、王聪、任晓菲

编辑 | 傅钰涵

本文已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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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4日，也就是今天下午4时，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宣布释宪结果，认定现行法令未允许同性登记结婚，违反宪法保障的「平等」权，要求有关机关应于2年内完成修法，保障同性婚姻。台湾也就即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首个同行婚姻合法的地区。记起柴静曾说过：“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受同性恋？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把生育当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爱情应该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器官对另一个器官的反应。”

而在一年前，一批大陆新传人就已经将此深入研究，作为他们的毕业设计了。

成员

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新闻系2012级本科生毕业作品，作者：姚晓辉、张梦、张媛媛、王聪、任晓菲

指导教师：张晨（中国海洋大学新闻系教师）

身为性少数群体，同性恋与异性恋间隔着一堵天然的围墙。在艰难地自我接纳后，体会到孤独的他们开始抱团取暖，并试着用或激进、或温和的方式冲破它。

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下，自发组织起来的同性恋群体显得极为脆弱。他们发出的声音微弱，更参差不齐，要摆脱长久以来的边缘地位举步维艰。

凭借惊人的渗透力，以粉红经济和腐女经济为代表的商业力量将同性恋轻松拉回社会视野，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即将结束。

但商业逐利的本质注定了它只能对同性恋形象做选择性表达，人们对同性恋的认知失真在所难免。

对同性恋群体来说，实现身份认同的路很长，且每一步都不好走。

深冬的青岛，早晨异常寒冷。不到6点，海泊桥早市已经醒来。这是典型的北方大集，物品多样，人声沸腾，浓浓的烟火气中，人们从容地开始新的一天。距离早市不到500米的绿都公寓里，一个叫虎子的男子也开始忙碌。

他是一位同性恋者。根据主流的科学观点，和他一样的同性恋，占据这个城市人口的3%-5%。早市上，他们分散在和高架同向延伸的密集人流中，和异性恋者没有任何不同。

这是2016年1月9号，今天下午，这个不到一百平米的两居室，会迎来23位男同性恋者，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从机场过来的空乘，刚离婚的公司高管……没加入“青同”之前，对于彼此来说，他们是陌生人。但加入这个组织之后，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青同”的志愿者。和任何一个现代机构一样，他们也要为自己开一个年会。

“青同”的全称是青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是虎子的一份事业。这是一个同性恋民间公益组织，作为机构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虎子要在年会上向所有志愿者总结机构过去一年的工作。已经接受过多家媒体采访的他侃侃而谈，可很少有人知道，十几年前的他会劝别人“不要走同性恋这条路”。 

扭过来变直

从确认自己是同性恋到接纳自己，大多数人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受家庭教育、生活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个过程因人而异，有人只需短短几个月，有人终其一生也走不出阴影。

多年后，虎子还能清晰地记起父亲对自己的那顿暴打。

他非常确定自己最初是喜欢女孩的，“好多人都说性取向是天生的，但我肯定不是，我纯粹是因为家庭教育”。从小学至初中，他先后谈过好几个女朋友。但在初二，虎子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父亲得知后将他暴打一顿。虎子将这次挨打视为自己性倾向的转折点，“你知道这就跟狗一样，频繁地打一条狗，它就不敢靠近你了。揍我之后，我就不敢跟女孩子在一起了”。

这以后，虎子对男生的好感越来越强。初三的时候，他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男生，“长得特别丑，大驴脸，但喜欢坐他的自行车，坐他后面感觉特别特别幸福”。

高中后，虎子考入一家地方医学院。课上老师讲到同性恋，他在台下听得坐立难安，“脸上烫得慌，就感觉老师在说我”。实际上，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认定同性恋不再是心理疾病，但虎子2002年用的精神病学课本仍把同性恋定义为一种疾病。

2000年左右网吧兴起，“偶尔去上网，就抓紧时间搜男人的照片，看到穿内裤的就兴奋得要死”。一次，虎子突然闯进一个男同网站，看到有人“约炮”，便一本正经地回复“不要走同性恋这条路，尽量找一个正常的”。

尽管这样劝别人，但虎子自己却忍不住想去接触同性恋。一次，他去胶州公园山上的一个公厕参加同性恋的聚会，大概有二三十人，当天突然来了一群警察，以怀疑非法集会为由把他们带到了派出所。

与同性恋相关的很多经历，虎子都记不清了，但对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时的情形，他记忆犹新。“就算他死了，也能记得他什么样儿。”那是2005年，虎子在一个同性恋聊天室里碰到有人约“洗澡”，“以为真去洗澡，正儿八经地去洗澡。”

第一次性行为发生后，他就相当肯定自己的性倾向了。

青同年会当天，到场的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在一堆年轻人中，一个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特别显眼。在别人插科打诨时，他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圈内人叫他奶爸，大约一个月前，他刚结束了一段持续八年的婚姻。

在被妻子发现同性恋身份前，他每天都要小心地伪装自己，“我在单位是一张脸，回我自己家里是一张脸，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是一张脸，去我爸那是一张脸……”。好几次，奶爸对着老婆脱口而出“老公”，这让妻子错愕不已，而他自己也惶恐万分。

在同性恋关系中，奶爸是“受”的一方，但回到家庭生活中，他扮演的却是丈夫的角色，这种错位让他苦不堪言。

人们把嫁给同性恋或双性恋男子的女性叫做同妻。由于在社会上的可见度不高，该群体的人数往往被低估。2015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大约有1600多万名女性嫁给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人，这也意味着，中国每天都有大约1600万女性在有名无实的婚姻中备受煎熬。

奶爸选择结婚，除了来自父母的压力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逼自己扭过来变直”。婚后第一年，奶爸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过起“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发誓要做正常人，重新塑造我自己”。

可到了每天晚上关灯的那一刻，奶爸便害怕得不能自已，“关上灯我满脑子想的全是男的”。面对妻子，他有时会拿工作压力大当挡箭牌。

万般无奈下，他开始借助药物。每次开始前，他都要先吃完药 “在厕所里酝酿一会儿，感觉差不多了便赶快关灯”，借着药劲速战速决，“非常非常累，我很喜欢她来月经的那几天”。

在这种婚姻中，奶爸丝毫感受不到性的愉悦，巨大的压力也让他大把地掉头发。一年后，他再也扛不住了，开始频繁地找男人约会。

妻子早就察觉到了奶爸的异常，但并未当面质问他，而是雇了私家侦探搜集证据。2013年3月31号，妻子支走父亲和女儿，和奶爸摊牌，提出离婚。面对妻子的一系列要求，他慌了手脚，陷入痛苦中。

作为奶爸的同龄人，虎子也被逼过婚，这让他难以承受，“我不想让父母压力太大，你想都29了还不结婚真是说不过去”。2009年，虎子选择同只见过两三次面的女孩结婚——从见面到结婚不过两三个月，是真正的闪婚。

“不得不承认结婚那天真的很幸福，所有人都在祝福你，看到父母笑成那样子，心里真的很高兴。可从结完婚的第二天开始，生活又和以前一样，让你很压抑，喘不过气来。”这段婚姻并未持续太久，虎子主动提出离婚。在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那天，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

与奶爸不同，直到离婚那天，妻子也没发现虎子是个同性恋。

他被洗脑了？

同性恋有自我封闭的倾向，即使完成初步的自我认同，他们还是会用同直婚乃至形婚伪装自己。在伪装失败后，虎子和奶爸开始寻找同类，融入到青同这个同性恋圈子里。只是，这个包容他们的群体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离婚后虎子来到青岛，网上的一则防艾志愿者信息让有过多次同性性行为的他感到害怕，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发起的艾滋病检测活动。“也是在那次检测中，才知道青岛原来有这么多gay。”

后来虎子加入了一个草根同性恋公益组织，并迅速成为骨干，而由于观点不合，他选择了离开。经过三四年的历练，他已在圈内积攒了人脉，“政府、国家疾控都知道我”，所以新的机会很快来了。

2013年，国内同性恋研究领域的权威张北川找到虎子，希望他能把青岛的同性恋艾滋病防治做下去，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每年将提供一万元的经费。2013年10月，青岛彩虹志愿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成立最初就跟老干部活动中心似的，这边一桌扑克，那边一桌麻将，自己带着自己玩。”但考虑到机构的长远发展，虎子开始有意识地向青岛疾控中心推销青同，承担一些政府项目，并在2015年1月份拿到全山东省第一家同性恋组织的民政登记。

随着青同人气的提升，虎子的名气也大起来，青岛本地乃至央视的媒体都报道过他，“我觉得做这个社区以后，自我认同确实在逐年上升，现在不会介意别人知道我是同性恋”。

奶爸曾两次来到绿都公寓，但都没上去，“不知道给我开门的是什么人，我需要说什么话，做什么”。直到第三次，他才敲开青同的门。“我顿时踏实下来，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如今，规模渐大的青同依然只有一名全职人员，日常活动必须依靠志愿者展开。在外人看来，青同内部成员的群体归属感很强。年会那天，虎子和青同的执行主任鸣鸣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但一个多月后，鸣鸣以“理念不合”为由，离开了青同。

获得民政局注册后，青同的工作重心放在了艾滋病检测与防治上。公开资料显示，青同是亚太地区艾滋领域青年领袖网络Youth LEAD中国国家唯一协调机构，青岛市MSM人群（男性性接触人群）艾滋病监测哨点。

鸣鸣不否认青同在防艾上的意义，“同性恋都藏起来了，政府找不到他们，而民间公益组织能利用自身优势找到他们”。但他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刻意忽视。

贝利•马丁基金会中国防艾项目高级顾问星星博士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为什么艾滋病的议题会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说白了，就是它影响到了包括异性恋群体在内的更大的社群，男同恰巧是艾滋病的高流行人群。” 在他看来，政府重视艾滋病防治的出发点并非只是关怀同性恋群体。

所以，鸣鸣更倾向做面向全社会的“倡导”。2015年12月，首届青岛民生公益慈善成果展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青同作为唯一一个由性少数人群组成的公益机构受邀参加。会场上，鸣鸣想拿着彩虹旗绕场跑一圈，他觉得这类行为能对政府产生无形的压力，从而迫使它做出改变。

“他一直强调增加同志的可见度，感觉有点激进。”对于鸣鸣在青同的表现，虎子不太能够接受。“可能年代不同吧，我们会更谨慎些，出了门还是得夹着尾巴做人。”其实，除了所谓的“年代”，虎子的谨慎还与青同受到政府监管有关。

2016年春节，监管部门的一个突击检查中，虎子电脑上的所有资料被拷走，这虽然没对青同造成实质影响，但还是让他胆战心惊。“政府实际上对这种倡导还是比较抵触的，如果被叫停，我们就被端窝了，所以我们做倡导会比较小心。”

为避免连累青同，鸣鸣发起一个子项目——“青虹同性恋”，他打算以后的倡导活动都以“青虹”的名义进行。最初虎子并不反对，“但是后来就开始拉人，就像搞独立一样”，最终，虎子的男友和鸣鸣大吵一架。

2月底，鸣鸣带走了青虹的几十位志愿者，开始独立发展。对于青虹，鸣鸣有远大的目标，但起步阶段“还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去做”。目前，青虹的活动仍以内部娱乐为主，每周举办爬山、桌游等活动，“可能改变的人不是很多，但还是鼓舞士气的一种方式”。

别提“同性恋”

虎子和鸣鸣的分道扬镳，既反映了同性恋群体内部的分化，也折射出同性恋民间组织的无力，然而，这终究与政治现状有关。同性恋者很清楚，比起让自己同伴接受自己，让社会接纳自己是一道更难跨越的障碍。

鸣鸣坚信自己在做“一件好的事情”，而“圈子里的人不理解”。但鸣鸣的思路却与同性恋亲友如出一辙，二者均强调同性恋群体的倡导。同性恋亲友会是一个于2008年6月在广州成立的草根组织，旨在帮助同性恋群体与亲友更好地沟通相处，目前已在全国4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会。

2016年4月16日，由同性恋亲友会主办的华北华东六省市同志亲友恳谈会在济南举行，2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家长与同志孩子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

鸣鸣特意从青岛赶去参加这次恳谈会。当天下午，作为嘉宾，他分享了向母亲出柜的经历。远在老家的鸣鸣妈妈也通过现场大屏幕讲述了自己从最初绝望到最终接受儿子的心路历程。从大骂儿子“变态”到勇敢地在镜头前分享接受儿子的经历，完成这个转变，鸣鸣妈妈用时仅1年。鸣鸣说，在这转变过程中，同性恋亲友会功不可没。

可青同、青虹也好，同性恋亲友会也罢，这类组织都把精力放在群体内部。也曾有不少同性恋组织尝试走出圈子，开展面向异性恋的活动，但多以失败告终。

2013年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中国海洋大学爱心社下属的同伴教育部准备发起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按计划，当天预估会有一百多人从教学区出发，举着反恐同的标牌经过图书馆，最终到达校领导的办公楼。

但就在计划执行前夕，校团委来了个“紧急叫停”，“反恐同游行”计划胎死腹中。据当时的爱心社社长宋诗雨回忆，叫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游行的形式过于激进，二是同性恋话题太过敏感。

大学生是同性恋群体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同志运动积极的倡导者，因此青同很重视与学生社团保持关系。关于此事，与海大爱心社关系密切的虎子也有所耳闻。但时隔两年后提及此事，他依然认为学生们的想法有些激进。

星星博士认为这类活动没有多大意义，“大家都想做更惹眼的事，但这没什么用，惹完眼两天就忘了。很多同性恋的自我认同都没做到，你让他们去上街游行是不太可能的”。据星星博士介绍，美国的同志游行被称为“骄傲游行”，是因为他们为同志的身份而骄傲，而目前中国大部分同性恋还做不到这一点。

“北京同志中心一年最多能接触5000多同性恋个体，而同志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全世界都一样，是3%—5%，那北京人口是多少？”星星博士无奈地指出，很多同志运动都是小众的自我娱乐。在他看来，中国的同志运动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很多同志运动所做的事与现在中国同志所要面对的问题关系不大，因此参与度很低，即使在北上广等同性文化较发达的地方也是如此。

这种尴尬状况也映射出了同性恋公益组织发展的困境。同性恋群体成分复杂，内部分化严重，他们面临的问题以及诉求点也各不相同，因此以性少数群体为服务对象的公益组织很难面面俱到。而在具体工作中把重点放在什么方面，决定了每个组织不同的发展方向。

虎子所领导的青同一直以艾滋病防治与检测为重心，目标明确，加之其职能与政府防艾目的高度一致，因此它的发展会比较顺利。但像同性恋亲友会、青虹等以同性恋倡导为主要诉求的组织，其发展注定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

同性恋亲友会自成立起便试着申请民政局注册，但从未成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同完成民政局注册仅用了两年。据同性恋亲友会的执行主任阿强介绍，完成注册也不难，“它（广州民政局）说只要你们不叫同性恋亲友会，叫亲友会或者彩虹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我们一直想体现同性恋的可见度，你叫亲友会别人不知道是什么亲友会”。坚持原则的代价便是“尝试了8次注册都没有成功”。 

青同在注册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虎子的策略灵活得多。“不让我们写同性恋，就写为社会大众提供宣传服务。他们对男同还是有一些偏见的。这都能理解，无所谓，能办下来就行。”

民政注册对民间公益组织来说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合法身份和更多的资源。合法身份和资金来源，是压在同性恋公益组织上的两朵乌云。据同性恋亲友会的工作人员介绍，深圳每年都有一个慈善展，通过注册的公益组织可以展出自己的公益项目来吸引投资，“我们经常去，但是人家说你没注册，没有资格做这个”。

目前，同性恋亲友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项目资金申请和社群内部捐款，外加少量的企业赞助。对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机构而言，资金是决定其能否生存的关键。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捐赠渠道尚不成熟，政府资助仍是最重要的来源。 

2015年7月21日，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的通知》，批准设立首个社会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基金，启动资金5000万。根据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过的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需与经政府确定的培育基地联合申请。此举虽被视作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良好开端，但社会组织申请基金依旧困难重重。

这一政策的出台在青岛同性恋公益组织中引起不小的轰动，虎子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青岛市一夜间冒出23个草根组织出来申请这个项目，好多都没听说过”，但对现在的同性恋公益组织来说，5000万的基金只是杯水车薪。

畸形化的主角

关于“同性恋”，政府避之不谈，民间组织无力插手——两者的双双失效使这一群体依旧游走在主流之外。但在商业资本的作用下，同性恋群体当上“主角”；可也正是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他们的形象被扭曲。

年初，奶爸在爱情上又遭遇了变故——他与交往两年多的男友分手了。或许是想忘记这段过去，他在今年3月去了泰国旅游。

与奶爸同行的有31人，全是男性，且均为同性恋。“大家在一起不需要设防，非常本我的一个感觉”，他回味着那趟行程，无比轻松。

组织这次泰国游的，是深圳的“蓝丝带户外俱乐部”，这是国内最早向同性恋群体提供包价旅游服务的旅行社。而在当下的中国，这类针对同志开展的旅游项目越来越多。

“同性恋者旅游的热情高于异性恋”，2015年ZANK（赞客）出品的《中国同性恋群体消费调查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同志旅游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于是，在商业的作用下，千千万万个像奶爸这样的同性恋成为资本的关注对象。

事实上，在更多敏感的商人眼中，同性恋群体所蕴藏的商业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旅游业上。

深夜，在青岛市市北区大成路附近一栋不起眼的楼里，一家同志浴池水汽蒸腾，玻璃上雾气蒙蒙，透出昏黄的灯光。八年前，从部队退伍的老王发现了这里，也嗅到了商机。在紧挨着这一同志浴池的地下，他张罗起了一家酒吧。

“这可是青岛的第一个（同志）酒吧”，老王满是自豪。在酒吧经营走上正轨后，他又接手了浴池。老王把地上、地下打通，挂上新招牌，试图打造出供岛城同志消费的大型俱乐部。如今，老王和他的酒吧在圈内已小有名气。

“酒吧每周三、五、六有演出，其他时间只提供酒水服务”，老王介绍。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在白天繁华的商业圈渐渐安静后，散落在青岛各处的同性恋陆续汇集到这个充斥着音响与各色灯光的狭窄空间。来者以男同居多，偶有女同和跨性别者。 

“欢迎青同防艾领导工作组莅临本酒窖”，1月9日，老王特意在酒吧台前挂了条官腔味儿十足的横幅。他知道，今天的生意会很好，虎子和几十名志愿者将在年会结束后来玩。作为同志酒吧的老板，沉默寡言的老王深知该如何与这些同性恋组织搞好关系。“我跟虎子很熟”，老王说，在虎子那，他叫“王哥”。

当晚十点，酒吧内掀起热潮。表演者身穿白色亮片艳舞服、背着夸张的羽毛道具登台——那同胸部一样隆起的肚腩、粗壮的手臂及略微凸起的内裤，暴露了她“变性人”的身份。

台下，一个性别认同为女性的易装男性，如一尊塑像般端坐着；而暗处的角落里，一对男同情侣旁若无人地深情拥吻……在这幢房子里，他们可以避开外界审视的目光，在尽情做回自己的同时感到安全。

性少数群体对娱乐场所的差异化需求，吸引了包括直人在内的投资队伍，成就了又一细分市场——同志酒吧。在商业的推广下，同性恋的活动圈子渐渐浮现在主流人群眼前。

关于青岛的同志酒吧，鸣鸣知道的就有三家。但他觉得这些场所已经到了该升级的时候，档次需要提高。 

比起去酒吧，鸣鸣更愿和男朋友林林一起逛街。衣、食、住、行，就生活上的消费需求来说，鸣鸣并不比身边的异性恋少——在精明的商家那，同性恋群体的服装、餐饮等市场又是块大蛋糕。

同志社交软件、同志理财产品……还有许多围绕同性恋展开的经济活动，商界将之统称为“粉红经济”。而随着更多的人把触角伸向针对同性恋的产品和服务、赚起“粉红钞票”时，这个群体开始作为普通消费者被关注。

不过，资本是逐利的，它能让同性恋成为商业世界中的消费主力，也能让他们成为被直接消费的对象。

上世纪80至90年代，强调同性之爱的耽美文化从日本传入中国，漫画延伸到影视、小说、游戏乃至真人配对等同性恋题材作品，吸引了众多年轻女性的喜爱甚至迷恋——这些耽美爱好者构成一个不断壮大的特殊群体，即“腐女”。

4月26日17时26分，百度“腐女吧”里的会员数和发帖数分别显示为2221572与83665218。时间每过一分钟，这两个数字就会跟着滚动上升。

在那里，互动从未停止。有征求网络剧、小说等耽美作品的，有分享腐段子与资源、发福利的……腐女们集成社群，沉溺于虚拟的美型男子间的唯美爱情甚至性爱中。

面对如此狂热的需求，商业资本不请自来。在粉红经济之外，另一座名为“腐女经济”的城池也被打开。为了赚腐女的钱，娱乐圈借“卖腐”创收，投资人更挖掘起耽美IP市场，如《逆袭》、《上瘾》。当然，要迎合腐女的审美享受，这些作品会把同性恋者特意塑造成富有魅力的美男，会把男男恋情与性爱场面刻意描绘得纯真、唯美。

“她们只喜欢像郭子阳这样的，像我这样的就不可能被腐女喜欢”，星星博士和北京佐佑中心负责人郭子阳是搭档，合作过数场同性恋话题的讲座。“现实中的同性恋都可能和她们想象的是一个模样吗？这是一种精神自慰和意淫，和现实中的同性恋是没什么关系的。”无论是以同性恋的立场，还是站在专家的角度，星星博士都认为腐女市场所热捧的同性恋形象是异化的。

“我是从看小说开始的，里面都是帅哥，感觉都是真爱”，大明湖边，两个女孩在接过同性恋亲友会男同志愿者手中的宣传册之后一脸兴奋。她承认很多腐女都是“颜控”，对真正的同性恋并不了解，自己对此也是一知半解。

在耽美文化里，同性恋的形象是畸形化的，但这却是腐女们乐意消费的，也是娱乐资本所拥趸的。

2016年2月22日，耽美网剧《上瘾》突然下架。身为同性恋，鸣鸣对此不了解，郭子阳甚至根本不知道这部剧。但为了看它，腐女小雨开始翻找网盘，还在“腐女吧”发帖求助，甚至不惜花钱买未删减版资源。

《上瘾》的火爆吸引了众多广告植入、业内投资。虽然还有3集未播，但包括DVD在内的周边衍生品，都能让这部剧在下架后继续变现。在为之买单的人里，有真正认同耽美的真腐女，也有只是凑热闹的伪腐女。可不管真伪，她们对男男关系的消费需求驱使商业市场拾起同性恋话题，让同性恋又一次成为主角。只不过，这次的形象有些“脱离现实性”。

眼下，腐女市场看似火爆，可星星博士却预测“会有衰落的趋势”。而热闹的粉红经济，可能也仅仅是个开始。

其实，与同性恋相关的消费浪潮是涨是退，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对于同性恋群体来说，他们能做的只是着眼现在 。 

4月6日，星星博士和郭子阳结束在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的主题讲座，飞往广东。那里，广州的直同道合-中国直同联盟、深圳的同性恋亲友会分会等着他俩做分享。

青岛这边，鸣鸣穿上“青虹”新制的T恤，为将在5月28日举办的“山东青岛同志亲友分享会”做准备。虎子则忙着写两份长达50页的公益机构年检报告。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撞击着阻隔在自己与大众间的墙，至于何时能推倒它，仍是未知数。

致谢

这篇深度报道是在我们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张晨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从选题、采访、写作到最后定稿，张晨老师始终和我们一起努力，这份教导也让我们对深度报道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感谢半岛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朱艳丽老师，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刘万永老师。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知道做一篇深度报道需要的不只是一腔热情，更需要行动和智慧。

感谢张北川教授给予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了解到更多与同性恋有关的知识，从而更好地进行采访和调查。

感谢“青同防艾志愿者服务中心”“青虹LGBT”“同性恋亲友会”的所有成员，正是有了他们的合作，我们才能接触到这篇报道中出现的采访对象，获得可用的信息，并最终完成了这篇深度报道。

感谢那些对我们深度报道提供帮助的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和青岛科技大学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在此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另外也感谢我们的家人，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能够在学校安心地完成学业。

    声名：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图片涉及隐私不予呈现。

本期统筹 | 谭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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