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献的，可我总觉得国家对不起他
有人说过，张伯驹的名字，要么不知道，知道了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你只知道故宫，却不了解张伯驹的一生。那将是一个莫大的遗憾。时至今日，故宫的镇馆之宝上，依然留有他的气息。而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一生行过的姿态。
——书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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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河南项城，曾有两家大户，一袁一张。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书香门第张家，7岁那年，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这一去，人生就发生了巨变。
张镇芳是光绪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当过河南总督。因擅长理财，在天津创办了盐业银行，位高权重，财运亨通。张伯驹到天津后，自然是锦衣玉食。他也没让张镇芳失望，聪颖好学， 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一本《古文观止》倒背如流。
家里人想让他做军官。然而，看到军阀内斗，发觉政治风云竟如儿戏，张伯驹认为做军人简直是自辱，毅然脱下军装，从此在家读书，写诗作画，看戏唱曲。
<张伯驹>
30岁这年，张伯驹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一天，他外出办事，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地摊边溜达。突然，一幅写有“丛碧山房”四个大字的书法闯入眼帘。凭着旧学根底，张伯驹断定此作不俗，马上掏了一千大洋买下。待回家细细研究，居然是康熙御笔。
这一年，父亲安排他打理银行。他却每日闲散读书，而只要看中的字画，再贵也要买。为了收藏名品，一掷千金，气得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相比之下，生活上，他却极为素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常年一袭长衫，出门从不讲派头。与遗老相交，却不酸腐，与阔公子为友，却不沾染纨绔习气，来往不乏名伶，身上却没有丝毫浮薄的味道。
他的志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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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张伯驹一生的跌宕，必须先讲讲他的夫人潘素。
说起潘素，也是个奇女子。她生于姑苏，先祖为清代状元宰相。可惜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将祖产挥霍一空。幼年时，生母为潘素聘名师，音律、绘画、无一不通。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便将她送到青楼。因弹得一手好琵琶，出落秀气，谈吐不俗，很快就红透了上海滩，一时间博得了“潘妃”的美誉。
<潘素>
每年，张伯驹会到上海查账。为了应酬，常去风月场所走动。看到潘素的第一眼，张伯驹就沦陷了。
一见倾心后，张伯驹发誓要娶潘素。当时，潘素早被一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一听说张伯驹有意于潘素，对方赶紧派人将潘素软禁。上海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张伯驹便托好友买通了中将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走。几日后，携潘素回到北京，迅速成婚。
回到北京，张伯驹将巨款分给其他太太，结束了复杂的婚姻关系，从此专宠潘素一人。张伯驹见潘素聪慧，就请人教她山水画、通鉴古文。潘素果然没有辜负张伯驹的栽培，悉心钻研工笔画法，日后成了颇有造诣的青绿山水画家，连张大千都赞叹不已。
从此，潘素抚琴泼墨，张伯驹填词作诗，琴瑟和鸣。但对张伯驹而言，潘素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后来的岁月里，人世间无数悲欢荣辱，如暴风骤雨向张伯驹袭来，潘素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一步也没有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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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张伯驹豪掷千金买字画，是满足个人情致。当他知晓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民间，又被倒卖到国外后，内心的忧愤便越来越重。
那一年，听说溥儒要将《平复帖》转卖，张伯驹坐不住了。溥儒是恭亲王之孙，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此前，他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倒卖给英国人，气得张伯驹直跺脚。而这次的《平复帖》，是西晋文人陆机的真迹，有1700年历史，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素有“中华第一帖”之誉，上面盖满历朝历代名家印章。满纸生辉，其文物价值，自不用多言。
如果流失到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溥儒说自己不缺钱，可张伯驹一问，他就要20万大洋。三番两次请人说和，一毛钱也不便宜。张伯驹只能作罢。时至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二话不说，借出一万大洋。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张伯驹以四万大洋购得《平复帖》，成功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
<陆机《平复帖》>
此后，张伯驹陆续收得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他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只为买下这些珍贵的古字画。
1941年，上海一场轰动一时的绑架案，差点令张伯驹丢掉了性命。那天，张伯驹出门办事，迎面出现三个大汉，拔枪示威，将张伯驹绑走。不久后，潘素接到电话，绑匪要求交出200万，否则就撕票。潘素急得到处求人：“一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别说200万，100万也凑不出来，看来只能卖字画了！”
经多方斡旋后，潘素终于跟张伯驹见上一面。当时，张伯驹已瘦得没了人形，却对潘素说：“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我珍藏的那批字画，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为了救张伯驹，潘素托他的好友多方打听，这才得知是仇家所为。原来，张伯驹到上海任职，对方恨其挡了自己的仕途，勾结“76号”特务机构绑架。不久后，绑匪害怕事情闹大，将张伯驹移交给上海一个伪军头目。潘素去要人时，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要20根金条。潘素无可奈何，只好到处借债，这才赎回张伯驹。
离开上海后，潘素将女儿托人照顾，往来于北平与西安之间长达数年。女儿长大后才得知，当时北平沦陷，为了不让《平复帖》等国宝出任何意外，母亲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带出了北京。
张伯驹说：“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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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古董商马霁川正在出售一件非同寻常的“东北货”，那就是《游春图》。
《游春图》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当时，故宫正在收购民间珍品，张伯驹听到消息，希望故宫出面购买，如果经费不足，愿代周转。可是马霁川开出天价，开口就是800两黄金，故宫只能望画兴叹。
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给洋人，张伯驹多方奔走呼吁：“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马霁川有点怕了，便说：“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为凑钱，张伯驹只好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要知道，这宅子可不一般，原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马未都曾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展子虔的《游春图》>
谁知，拿到黄金时，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还要再追加20两，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张伯驹只好回家央求潘素变卖金银首饰，终于将《游春图》收入囊中。
后来，南京总统府派人来京，打听《游春图》下落，愿以500两黄金入藏《游春图》。张伯驹复函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为了一件件国宝，张伯驹倾家荡产，宁死不卖。谁能想到，1956年，他决定将平生所藏，尽数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这8幅字画，都是上上极品。即使在当时，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因此学界有称：“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至今日，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为此，政府本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他却分文不取，只答应收下文化部发的一张奖状。
很多人问张伯驹，为什么要无偿捐献？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张伯驹眼中，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外国。这些文物，首先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花多少代价留下来，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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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年后，张伯驹被打成了“右派”。
青年时代，张伯驹已是发烧级票友。30岁时，他与京剧大师余叔岩学戏。余叔岩不肯教给孟小冬的戏，却愿意教给张伯驹。40岁时，为给河南赈灾，他在北平唱了一天堂会，请的全是戏剧界最顶尖的角儿。为推动京剧发展，还创立“国剧会社”，不遗余力推广国粹。
建国后，为响应“百花齐放”的口号，张伯驹拉了一帮老艺人，排练戏曲《马思远》。没想到却遭人攻击，被视为封建余孽。随即被打成了右派。
别人被扣帽子，大多唉声叹息。张伯驹却闲居在家，并不当做负担。解放时期，他与“儒帅”陈毅有过私交，算是棋友。陈毅听说此事，觉得荒唐：“张伯驹一个读书人，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是右派？”
<张伯驹与潘素>
有人问张伯驹作何感想，张伯驹说：“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
明知自己冤枉，1961年，陈毅安排他和潘素去吉林博物馆，临行前，陈毅问：“关于右派的事，你有些想不通吧？”张伯驹却说：“这件事的确出我意料，但受些教育，未尝不可。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等到了吉林博物馆，参与鉴定工作。张伯驹将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博物馆人员。此外，他又决定将30余件文物字画，一并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包括南宋的一幅《百花图》。此画不但为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作品，被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对张伯驹的个人意义，亦不同于其他。
张伯驹曾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就是如此，他还是毫无保留地捐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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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成右派时，单位要求女儿与张伯驹划清界限。女儿很不服气。张伯驹却说：“只要我们没有亏欠国家，没说过一句坏话，就可以坦然行事。”
他还不知道，更大的厄运正等着他。
1966年，浩劫袭来，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8个月后，被吉林博物馆辞退，送到舒兰县插队。当时张伯驹已近70岁，县上一看，“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无奈之下，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冒着大雪，回到北京。
回京后才发现，自己的宅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夫妇两人，只好蜗居在10平米的小房子里。他们没有户口，分不到粮票。这个曾坐拥亿万家产的民国公子，只好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
虽清贫寒苦，张伯驹和潘素，依然在家画画作诗，陶冶性情，内心好似未曾遭受任何震荡。当时，多少被侮辱、被诬陷的人，要么愤愤不平，要么自叹自哀。唯独张伯驹，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感佩道：“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要知道，当初张家生活好时，曾有10位管家，负责中西餐的4位大厨。他在丛碧山房会客，席间有一道菜，叫做“清炒口蘑丁。”听起来平平淡淡，其实大有来头：野生口蘑产自张家口外草原，产量极少，异常珍贵，味道鲜美，远非其他菌类所能及，美食家多用它调羹、打卤，舍得清炒的，大概只有张伯驹一人。
而多年后，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只见他孤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黄永玉不禁感叹道：“能喝此蹩脚红菜汤，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黄永玉所绘张伯驹>
生活的落差，并没有让张伯驹感到不平。在文革中最困难的3年里，有人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张伯驹的散逸超达，是常人所达不到的。对他而言，再大的风云变幻，也动摇不了心性，再大的浪潮袭来，也不会为其所困——荣辱得失，过眼烟云。
1972年，陈毅去世。张伯驹本想吊唁，因政治身份未能如愿。只好送上一幅挽联。追悼会上，毛泽东看到挽联，问：“书法好，词也好，这是谁写的？”陈毅夫人张茜一听，忙说：“这是张伯驹送来的！”毛问：“他现在还好吗？”听完张茜介绍张伯驹一家人的处境，毛泽东对周恩来嘱咐道：“你去安排一下吧。”
就这样，张伯驹进了文史馆，潘素进了中国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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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泰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在“做人”二字上，张伯驹一生亦是万中无一之高标。
作家章诒和第一次见他，觉得他不容易接近。聊了一下午，都是潘素说话，他在一旁，半天也不理人。后来章诒和才知道，张伯驹个性散淡，待人就是如此。
红学家周汝昌跟他熟了，到他家里去，也不用打招呼，自己翻看藏书、欣赏字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后辈面前，张伯驹没有半点傲气的派头。
当初，一代收藏大家王世襄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又不敢轻易开口。酝酿了好几日，才向张伯驹张提出请求。出乎意料的是，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王世襄听了，下巴差点掉到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平复帖》捧回家，不敢有半点闪失。
<晚年张伯驹与潘素>
章诒和的回忆录中，写过张伯驹两件事：
● 其一，抗战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被蒋介石没收家产，从此以典当为生。日本方面一心想要将其笼络至麾下，借他的背景做些事情。袁克定宁可饿死，也不做汉奸。张伯驹得知，见他生活难以为继，就把他接到自己家住。袁克定拿到文史馆工资，张伯驹分文不取，对他一养就是10年，直到1955年去世。
● 其二，父亲章伯钧被打成右派，最后凄苦而死，自己只得搬家。碍于其右派身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上门吊慰。直到有一天，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居然是张伯驹夫妇。两人得知章伯钧的死讯后，多方打听，拄着拐棍找了整整一天，才寻访到她的住处。
对此，章诒和写道：“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张氏夫妇不过是君子之交，看看画，吃吃饭而已。怎能和父亲的至亲相比？怎能与父亲的战友相比？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之人，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
难怪有人说，张伯驹这一生最宝贵的，并不在于他曾有万贯家财、逍遥富贵，也不在于他无偿捐献了《平复帖》《游春图》这样的重量级国宝。最宝贵的，是他的“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
他的生命气息与光泽，才是永恒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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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因为感冒，张伯驹住进北大医院。
他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潘素提出要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有利于病人休息，但医院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张伯驹不够级别。
病房内无比嘈杂，已经84岁的张伯驹目睹身旁的病人死亡，情绪极坏。潘素再次与医院交涉，依旧被拒绝。张大千的孙子前去探望张伯驹时，张伯驹有气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只能默默地流泪。
<张大千之孙探病张伯驹>
两天后，病房又死一人，张伯驹转成肺炎。
就在上级领导批文下来的前一天，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早已停止了呼吸……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
在追悼会上，经济学家千家驹感慨道：“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多年后，一向以嬉皮笑脸示人的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讲起张伯驹的死，不禁眼泪婆娑，长叹唏嘘。
他说：“张伯驹他没有死，你灭不了他！当年他说过，‘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我跟你们说，咱们都死光了，千秋后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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