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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民心尽失的历史警示

袁刚 法政新观察 2019-11-21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自古革命,务归人心!”这是唐人张廷珪在武则天卧床不起被迫交权时说的一句话,意指政权的废立即其合法性完全取决于人心向背。其时人心归向李唐,于是废周复唐,顺乎民心,这场流血很少的革命,仅诛除了武则天的几个嬖倖。开元初张廷珪又上书唐玄宗,称:“古有多难兴国,殷忧启圣。盖事危则志锐,情苦则虑深,故能转祸为福也”。经过一阵大刀阔斧的改革,顺应民心,澄清吏治,扫除贪官,终于迎来盛唐开元之治。

  古代圣贤历来把民心得失看作是政治的晴雨表,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宋人辛弃疾强调:“自古天下离合之事,常系民心”。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就是在民心丧尽的情势下,在武昌起义后不几个月,即被各省代表选举产生的民国临时政府所取代。武昌枪响后一个月竟有14个省宣布独立,失民心的清室没有奥援,空前孤立,只能任由袁世凯摆布,诚可谓失人心者失天下。

  

  一、清政府自我改革以挽救人心

  

  清朝虽由少数民族建立,但不能说其建国伊始就缺乏合法性。由于明朝末年的腐败尽失人心,摄政王多尔袞率13万八旗兵入关,在很短时间即横扫中国建立皇统,随后出现康乾百年盛世,地丁银改制减轻了百姓税负,“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还是很得民心的。但鸦片战争后清内外交困,中枢虚弱,政治腐败,甲午战争竟败于小日本,使天朝上国的颜面尽失,民心崩解。康有为为此上书光绪皇帝,警告“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

  戊戌变法是政治体制改革,企图挽大厦之将倾,但因触犯既得利益权贵,仅行百日即被废止。清上层倒行逆施又引发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为此康有为又上书粤督李鸿章,呼吁改弦易辙,“天时不可失,人心不可违”。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庚子祸乱后清上层几乎没有谁再反对改革,为救治沉疴,连慈禧太后也支持并主持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方面,其特点是引鉴西学西政,1906年提出预备立宪,并派出大臣去西方各国考察。“ 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同,博采众长”。应该说清廷是看到了人心思变,企图以改革来挽救危亡唤回人心。

  辛亥前十年清改革力度很大成效显著,不能说是敷衍人心。北师大历史系曾尽搜文献编了这十年“民变档案史料”两大册,所谓“民变”,即群体性抗捐抗租等变乱,其实每年也不过就一两百起,比起当今每年群体性维权事件好几万起,以致要“天价维稳”,应该说算不得什么。革命党孙文、秋瑾等也发动了十数次起义和暗杀,但多限于局部地区,规模都很小,少有人响应,而无妨大局。应该说清政府通过全方位改革,在庚子乱局后很快稳定了人心,控制住了政治局面。因而,在武昌主持改革的“香帅”张之洞写了一首“爱国歌”:“大清皇帝坐明堂,天下人民愿自强。海晏河清环宇泰,忠臣孝子姓名香”。

  

  二、创设民意机构以沟通民心

  

  改革向纵深发展必然要触及既有权力格局,触及到政治体制根本。清改革“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所谓“公诸舆论”,即设立“民意”机关,以沟通民心,“博采群言”。1908年清廷开始在地方各省筹办谘议局,在中央筹办资政院,宗旨是“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而发挥其“舆论总汇”的功能。为此各省都进行了议员选举,选出民意代表。1909年10月,全国有21个省召开了第一届谘议局会议,并选出议长,江苏为状元张謇、湖北为进士汤化龙等。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在北京开院,宣御旨:“慨念时艰,深思政本,仰承慈训,俯顺人情,毅然宣布德音预备立宪,开千古未有之创局,定百世不易之宏规”。摄政王载沣训词:“立国之要,端在政治通达,法度修明,尤在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资政院为代表舆论之地,各议员等皆朝廷所信任,民庶所推仙崇,必能殚竭忠诚,共襄大计”。

  民意机关的设置是中国政制前无古人的创革,也是对两千年传统君主专制政体作温和且又是根本性的改造,这就要求清廷开放言路,开放政权。然而一触及根本权力,就不是那么好商量也不那么好改了。清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派系,而无论是清流还是浊流,各派都是主张改革的,由于尚未建立现代民主博弈机制,各派都耍弄权谋,围绕着权力始终在明争暗斗。内耗大大地折损了改革成效,丁末政争弄得两败俱伤,先是清流岑春煊被外放,后是浊流袁世凯被罢黜,大权最后归于20来岁的摄政王载沣等满族亲贵。民意代表张謇等则在体制内打民意牌,要求“速开国会”,再成立向国会负责的行政内阁,以从根本上改造政治博弈规则,建立宪政体制。

  民意代表的能量也很大,他们身份合法,又是民选,有合法机关资政院、谘议局作为讲坛,在体制内为民请愿进行合法斗争。1910年他们组织了三次大规模要求“速开国会”的和平请愿,征集到20多万人签名,有百万民众参与,要求将民意机关升格为俱有立法监督权的国会,真正实行宪政。湖南请愿代表团赴京时,教师徐特立竟当众剁下一指,蘸血书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产生震撼性影响。由于资政院开院,第三次请愿就直接把请愿书交给了这个“舆论总汇”的准国会,各地民意机关互相串联,形成有组织的立宪派。

  

  三、民意与清政府博弈加速民心流失

  

  面对民意政潮压力清政府也作了让步,缩短了预备立宪期限,但也摆出了镇压姿态,指责请愿是“民气喧嚣”,将企图组织第四次请愿的代表押送回原籍,逮捕并流放较激进的天津立宪人士温世霖。清不立开国会,却于1911年4月悍然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致举国哗然,朝野上下一致谴责。连山东巡抚孙宝畸也公开上奏反对,被任为内阁总理的奕劻也请辞,说“诚不欲负天下臣民之望”。

  时满清亲贵老成一些的如奕劻、善耆、溥伦等其实都倾向立宪,但当权的是摄政王载沣及其兄弟载洵、载涛等一班不谙世事的少年,他们把权力看得比命还重,不但死抱不放松,反而集权皇族,这就使朝廷人心解体。舆论认为朝廷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连无血缘关系的满人(如铁良)也不信任,仍将国家视为一姓之私产。这等于坐实了革命党指控满清乃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不“驱除鞑虏”,汉人将永受奴役。

  本来革命党打民族主义牌就使满清王朝的正当性受到严辞拷问,立宪派梁启超、杨度等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对此有所化解,新政改革“破除满汉畛域”也蛮有成效。但推出“皇族内阁”,不仅使先前多项改革努力前功尽弃,而且立即引发王朝的合法性危机,把清室推向了民心向背的临界点。

  “皇族内阁”使民众与朝廷离心离德,但温和的立宪派仍于7月4日以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联名的形式,以积诚罄哀的态度上奏,称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摄政王载沣等一小撮权贵怙恶不悛,竟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批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让议员今后“不得率行干请”。这就把朝廷苦心栽培的民意代表推向了对立面,彻底开罪了民意机关,使之与清廷尖锐对立,其后果是民心迅速转向“排满革命”,清室在政治上空前孤立。

  

  四、民心的力量让清政府土崩瓦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第二天就来到起义士兵中间表示支持,并即时领衔率湖北省全体民意代表,公开通电全国各省谘议局,号召响应革命。其电文略云:“清廷无道,自招灭亡,化龙知祸至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民意,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溥仪坚子黄口,摄政愚谬昏庸,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强恃专制,维新绝望。楚虽三户,誓必亡秦。武汉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

  民意有力量,有组织的民意机关更是力量强大。通电发出几乎全国各省谘议局都不同程度地响应,一个月内有14个省宣布独立,而其中一半是由谘议局主导。南方独立各省还马上酝酿成立了新的民意机关,即独立各省代表会议,相当于临时国会,未独立的北方各省谘议局也可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很快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与起草的3人之一江苏民意代表雷奋曾是清资政院议员,几个月前还在北京参加资政院年常会,现已转入革命阵营。相当多象雷奋这样的民意代表,在极短的时间就由体制内转为体制外,且参政议政同样相当活跃。

  依据《组织大纲》,临时国会以每省一票计,17票中16票多数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投票者包括尚未独立的北方谘议局派出的民意代表,如辽宁省等,说明民国新政府颇具民意基础。3个月后又选举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清朝也就寿终正寝了。

  辛亥革命使用暴力有限,流血较少,最后是南北和谈,以优待条件让清室退位而结束了清王朝。退位诏书以隆裕太后名义发布,这个诏书事先获得南京的临吋国会批准,其辞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武昌起义后清朝几个月内即彻底败亡,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退位诏书已点明,在于“人心所向”,清亡于民心尽失。唐人所谓“自古革命,务归人心”,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本来清末新政改革很有起色,预备立宪开始也办得有声有色,而一旦改革深入,涉及到根本权力,要求开放政权时,最高统治者就很吝啬,举措失当,死抱权力不放,以致毁掉改革。这说明要改革却不敢彻底,也是没有出路的。改革本是危亡中求生存,“情苦则虑深”,为求得民意支持,清政府引鉴西政举办了民意机关,最后却又逆拂民意,开罪于民意机关,非但不能转祸为福,反而转福为祸,加速了其败亡。为什么?因为民意不可侮,民心不可欺,古圣所谓“顺乎天”,即顺应民意。汉朝刘向《说苑》告诫:“失众心,足以亡”。

  古往今来有多少政权,因贪腐恋权人心丧尽而败亡。晚清袁世凯在官场上的死对头,时谪居上海的清流领袖岑春煊在清亡后沉痛地总结:“宣统改元后,醇邸摄政,亲贵擅权。……洵、涛诸人,又皆年少无识,惟知聚敛。吏残于上,民怨于下,臂犹厝火积薪,不可终日危亡之势,尽人所知”。一小撮既得利益权贵,为聚敛自肥死抱权力,不怕积怨于民,尤如自掘坟墓。而死到临头他们还要排除异己,排斥汉人。

  遥想当年多尔衮辅幼主入中原,任明降臣洪承畴等经略东南,京师明官吏一概留用,从而大获人心,奠定了清朝基业;两百多年后载沣辅幼主搞改革,却拼命揽权于皇室,使民心丧尽,最后葬送了清王朝。清一头一尾两个摄政王,人心向背大不一样,可谓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成败在民心,顺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所以,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说:“立国基础,就是万众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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