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育：依然贫困如斯的中国法学教育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朱庆育教授2014年12月20日在浙大所做的讲座实录（为成功推送有删节），原题“法学教育漫谈——大学法律教育何以重要？”，标题为法政新观察编者所加。
我今天定「法学教育漫谈」这个主题，原因有三，一是在这种类似于民国的中央政治大学的培养模式中，同学们正准备接触或者刚接触法学，因而还是要谈一谈情怀，二是同学们天天上课听那些概念已经累得不行，我们大可以不谈那些学术问题，而谈一谈情怀，三是这个主题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不得不谈一谈情怀。
民国时期的法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短短数十年，从无到有，却产生了王宠惠、吴经熊、蔡枢衡、史尚宽等一大批饱学硕儒，诸如王宠惠、吴经熊等人的成就更是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国际影响。如果说这批法学大家的修为主要还是在国外养成，那么，谢怀栻、潘汉典、王名扬诸先生则已可归诸国内教育之功。至于其时法律教育的情形，不仅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盛况令人钦羡，复有谢怀栻、姚瑞光诸先生的深情回忆引人神往。大体而言，称民国法律教育严格而高效、民国法学家严谨而博学，应大致无差。
民国著作之水平，从几件事可见一斑，王宠惠先生是世界上德国民法典第一个英译本的作者，吴经熊先生和美国法学家大法官霍姆斯著作相互引用。而当今法学水平，远不如民国，不仅整体水平差得很远，个体层面也难以找出几个大师级人物。
然而，即便是我们现在要仰视的民国法学，在民国仍然处于尴尬的地位。中国的法学根基浅，对于很多现代法学的理念难以理解，总是试图从传统律学的角度去理解法学。由于没有基础，资料都要翻译过来，翻译的内容，有的还有条理，加点中国佐料，有的连包装都没有，词句都不像中国话。金克木先生，是在北大旁听自学成才的杂家，他几乎所有学科都涉猎过，唯独法学一次也没有去旁听。只因有一次，金先生搞到了一份法学的讲义，结果读了半天什么都看不懂，便觉索然无味（ 根本无法尝味道 ）于是便决定永远不去听法学的课。可见法学的讲义具有排他效应，外人很难进入。西南联大的学生评价法学教授：「法律系教授授课索然无味也是一绝。」以致后来西南联大的纪念册上，唯有的两位得到负面评价的教授也都是法学教授，「像个绣花枕头，外表尽管漂亮，肚子里装的却是糟糠。」他自己常这么说：「上我的课简直是吃苦瓜。」我们佩服他是个明白人。」这样的评价极尽讽刺之能事。但也突出反应了民国法学教育的尴尬局面。当然，这可能也反应出了学生认为联大的学者过于计较法规的字面含义，以至于不够关心法律的精神。
当然，当年的法科学生，也有很大的问题，大体与我们现在相似。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曾评价道：「欧美学生以考入法科为最难，而中国则最易，凡不学凿空之徒皆趋之 …… 法学精深，本不易习，而中国法学，诸事苟且，文凭贱如粪土，学士多如苍蝇。」北朝阳南东吴，也被金克木讥为「东城的朝阳大学法律系出了几个法官、律师，就有点名气。其实谁都知道，那不是靠上课，是靠关系，是靠名流校长不单挂名。」
大体民国法学的贫困，与其自身贫困有关，然而，法学之于西方，其地位也是尴尬的。
罗素曾经这样评价罗马「罗马人没有创造过任何的艺术形式，没有形成过任何有创见的哲学体系，也没有做出过任何科学的发明。他们修筑过很好的道路，有过有系统的法典以及有效率的军队。但此外的一切，他们都唯希腊马首是瞻。」在罗素看来，法典的成就不过是与修路相提并论罢了。
法学在古希腊，与智者联系紧密，这些传授诡辩术的教师，就是律师的雏形，他们的保护神是赫尔墨斯，被认为是狡黠的。法学也被很多诗人打上了恶毒的诅咒，歌德、席勒、海涅这些诗人都是从法学院逃逸的。歌德曾说：「我真不想为法学那广博高深去勉强自己，我只能对你们说不要对它感到厌恶。」席勒曾说：「除了那些总是不公平的法律之外，他们还有自然法，这些通常比起其他法律更加不公平。」海涅甚至说：「法学是最狭隘小气的科学，罗马人的《民法大全》则堪称魔鬼的圣经。」并且，法律工作者还要面对更多的困境，这是一份没有对公正的热爱就无法进行下去的职业，但是适用法律必须撇开自己的正义观，有时候法律本身的不公正，使得这些人要在最大程度上效力于不公正，这就是拉德布鲁赫所说的正义的镣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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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法学被如何诟病，没有人能否定它的历史地位。
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念》中曾说：「今天仍然在使用的学术上的系科划分，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地位较高的三个系是神学、法学和医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覆盖了科学研究的永恒话题：理解宗教启示，理解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成文法，理解人的自然本性。」而更早的大学，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一开始只有法学专业。
约 1080 年，在意大利一家图书馆发现 500 年前的优士丁尼法典及学说汇纂等法律文件。这些文件的意义在于，罗马法在当时的欧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地位，因而这些法律文件也是对抗教会法律的武器，使得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使得经济活动有法可依，所以学习这些法典的人就汇集在意大利，相互讨论，聘请教师讲解，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大学。1088 年，博洛尼亚大学创立。这所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 Alma Mater Studiorum ）的大学最初只有一个系——法律系。所以说大学的出现是法学教育的学校，如果一直停留在中世纪的自由七艺阶段，而没有法学的出现，大学就不可能兴起，思想就不能启蒙。
法学的研究价值，曾经在西方一度被怀疑，有人提出法学是以成为法典为研究对象，而成为法典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因而法典变化，就可能使得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也一同消亡。这就是「以偶在现象为研究对象其自身也必然成为偶在」的著名论断。
然而拉伦茨在《论法学作为科学的不可或缺性》中提出：「只要如何公正解决彼此层出不穷的利益冲突之追问不会停止，如何合理建立相互唇齿相依的生活秩序之追问不会停止，法学就会存在，对于人类即是不可或缺——这不仅是因为它有着实践功用，更在于它表述着人类精神的实质。」人类要合作就必然有纠纷，而纠纷正是以正义理念去解决，而这种正义理念，就是法的研究对象。
并且法的意义不止于此。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 ( 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 )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用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其店铺的未来现金流日益上涨( 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 )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又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已经让她很满足了，她不知道自己还有对相应部门作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作行政诉讼，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其多年建立的品牌等无形资产被毁。
后来，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外选址重新开店，她渐渐找回了过去的常客。可是，再过两、三年当其店铺重新开始盈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用太多员工的作法。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所以说，当一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就会鼓励短期行为，而这样的短期行为，会导致信任的危机，从而破坏经济活动，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的权利必须有制度的保障才能成为永恒。
同样，在西方，西班牙之所以没落，而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财富的差异，而是制度的不同，西班牙的专制势力会直接剥夺民众创造的财富，而英国确立了保护产权和司法独立制度。这使得创造财富的努力有了预期，这种预期就是制度的保障，从而激发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促进了技术的革新。同样是办洋务，清政府不重视制度建设，而日本国则第一时间地翻译了西方政治著作和法律制度，从制度层面改变落后面貌，这一切都体现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
在回到现实当中。现在的大学太过谄媚，向权力与财富不断靠拢，整天搞创业，一有政商名人来，则趋之若鹜，这都使得学术本身开始贫困，一旦学术贫困，则得不到尊重，就像民国的法学一样，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只有「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才能立起一个大学之精神。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书能读，以至于读得越多，则谬得越深，我后来的学习都是在纠正以前的错误，而今在座诸位都能读到最一流的书，应当趁着本科阶段多读点书，提升一下水平，想一些具体问题，不要纠结于过于宏观的问题。
目前全国有 700 余个法学院，毕业生如瀚海星辰，可是真正的法律人才依然稀缺，法律人的能力不能让人信服，法学学术依然贫困，虽然目前在倡导法治，然而真正的法治不是以非法治的方式倡导出来的，法治的到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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