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法官为何不审案？

来源: 南方周末2014-04-0，作者:刘长、周楠
 

 　　编者按：12年前，中国首批大法官诞生，法官职业化改革全面启动。大法官群体的出现，寄托了公众对于中国职业法官的想象与期待：他们首先是“法官”，而不是“官”；他们身着黑色法袍，稳坐审判席上，敲响法槌，写下判决书。

　　从《法官法》到最高法院文件，都强调大法官的审判职责。然而，在公众视野中，亲自审案的大法官越来越少。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公开可查资料发现，卸任及现任的110多名大法官中，仅能找出11位大法官亲自开庭的记录（特别说明：因条件所限，本文数据均为不完全统计）。
　　大法官是法官职业化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检验标尺。本应为法官楷模的大法官极少审案甚至从不审案的奇怪现象，凸显了深入推进法院去行政化、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紧迫性。中央政法委书记撰文强调、最高法院郑重承诺——大法官回到审判庭，我们拭目以待。

　　多数能审案的大法官：懂法律，有经验。由于法官等级与行政职务挂钩，没学过法律、没审判经验，但因当上法院院长“自动”成为大法官的案例并不鲜见。

　　“大法官不审案，是因为管别的法官去了。”某位大法官从事了大量行政管理工作，如参加开学典礼、观看离退休干部美术展，唯独没有亲自主持庭审的记录。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3Q案”一审判决由广东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大法官奚晓明签署的终审判决书，不再有审判委员会的影子。

　　时隔6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再次坐上审判席。

　　2014年2月24日下午，“3Q大战”终审宣判：360败诉。

　　此案于2013年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庭，地点设在最高法院第一法庭，审判长是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奚晓明。

　　最高法院大法官上一次主持庭审，要回到2007年，同样选在12月4日，在最高法院第三法庭，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黄松有主审了一起家庭财产纠纷案件。

　　自2002年3月首次评定、晋升大法官，12年以来，中国产生了3位首席大法官和110多位大法官。南方周末记者据公开可查的资料统计，至少有11位大法官曾亲自主持16个（次）案件庭审，多于此前媒体所报道的5位。

　　迄今没有首席大法官和一级大法官留下审案记录。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最高法院和多个高级法院法官，但未能获取更多案例。
 

　　谁能审案：懂法、有经验

　　2013年12月4日当天，审判长奚晓明迅速将“3Q大战”的争议归纳为5个焦点问题。庭审中，大法官不时有针对性地发问，对互联网行业新的技术名词、经营模式皆信手拈来。

　　留下审案记录的11位大法官，多是这样的标准法律人：科班出身，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或从事法学研究。通俗点说，能审案的大法官，基本都有两把刷子：懂法律，有经验。

　　4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曾亲自断案，个个都是法学博士。

　　第一位上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原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2002年和2006年两度审案。在1996年调入法院系统前，万鄂湘是知名的国际法学者，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后来因贪腐落马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留下的审案记录最多——至少4次，其中2003年和2007年两度审案被媒体广泛报道。他在广东担任法官近二十年，因组织审理湛江走私案扬名。

　　现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2003年8月26日审结了一起借款担保纠纷上诉案。江必新与周强同为西南政法1978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最高法院工作，1997年曾参与审理“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深圳贤成大厦案。江拥有北大法学博士学位，是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著作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领域。

　　审理“3Q大战”的现任大法官奚晓明，也是北大法学博士，同样在最高法院一步步成长，为资深民商事法官，参与过合同法、公司法等多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其余7位亲自审案的大法官，来自地方高级法院。

　　原吉林高院院长张文显是知名的法理学家，担任过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其所编著《法理学》被视为经典教材，作为学者，他曾以兼职律师身份打官司。张文显现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原河北高院院长刘瑞川、现任浙江高院院长齐奇，都是资深的司法官。刘瑞川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晋升大法官之前，已当了近三十年法官；毕业于华东政法的齐奇，长期在上海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工作，当上海市高院常务副院长时也有亲自审案纪录。

　　现任青海高院院长董开军是中国社科院民法博士，在审计署法规司、北京市政法委、司法部等部门工作过，没有审判经历。但自2007年11月调任青海高院常务副院长之后，多次审案。

　　非法律科班出身的只有3人。

　　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毕业于中文系，但在法院和司法行政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2004年2月，中纪委外围调查阶段，吴还以高院院长身份亲自主审了一起绑架杀人案。

　　原黑龙江高院院长徐衍东和现任广西高院院长罗殿龙，既非法律科班出身，在晋升大法官之前也没有审判经验。

　　但哈军工毕业的徐衍东，却在首批大法官诞生后第一个审案，比万鄂湘还早。2002年9月，他担任审判长主审了一起杀人案，而且罕见地当庭宣判。徐在黑龙江当过市委书记、省长助理，与法律唯一的交集是当了5年省政法委书记（包括3年公安厅长）。

　　罗殿龙2011年亲自开庭审理了5起减刑案件。他学的是哲学，在广西当过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有一段不到两年的市政法委书记经历。

　　由于法官等级与行政职务挂钩，从未系统学过法律、从未审过任何案件，因当上法院院长“自动”成为大法官的案例并不鲜见。

　　不过，自“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资深法律人晋升大法官。外界对大法官亲自判案的期待越来越高，包括西南政法毕业的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

　　审啥案、怎样审：应起示范作用
 

　　奚晓明大法官选择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庭审理“3Q”案。这一天也是最高法院的公众开放日，有80余位公众代表入庭旁听。电视台、广播、网络进行“全媒体”全程直播。

　　6年前的同一天，大法官黄松有主持分家产官司庭审，央视录制了特别节目《大法官开庭》，中国大法官第一次通过电视节目与公众见面。

　　从电视节目标题可见，面向全国公众的审判，看的是“大法官”的表现。

　　奚晓明率领的合议庭阵容强大，成员包括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副庭长王闯等4名法官。

　　如此高规格的合议庭，基本上是大法官断案的标配——大法官亲自担任审判长，相关业务庭的庭长、副庭长参与。

　　能入大法官“法眼”的案子，往往有特别的理由。

　　“3Q大战”打到最高法院，诉讼双方均视为“终极之战”。最高司法机关如何界定互联网领域的竞争规则？长达四万字的判决书给出了答案。

　　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大法官的择案标准，可供参考的是2007年3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有四类案件被提倡由他们审理：1、疑难、复杂、重大案件；2、新类型案件；3、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4、认为应当由自己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3Q大战”符合多种类型：重大（创同类案件诉讼标的额之最的1.5亿）；疑难（技术创新、自由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界限）；新类型（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及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的二审案件）。

　　现任浙江高院院长齐奇2010年4月审理的引渡案，在浙江省是首例。齐奇当庭裁定准予引渡。他对这类案件并不陌生。中国首起涉及俄罗斯当事人的引渡案件，就是齐奇在担任上海高院常务副院长时审理的，结案后他还与同事撰写了一份“引渡案件审查工作要领”。

　　除了上述两个案例，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其他9名大法官审理的，都不是热点案件，也算不上特别重大疑难，更看重的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

　　在一位基层法官眼中，这些案件都是常见的案件类型，往往契合当下的法律政策热点或司法价值理念。

　　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审理了3起合同纠纷案，还特别挑选了一起分家产官司，他的理由是——“家事如天”。他从此案的发展过程，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财产结构发展变化的轨迹，民众法制观念、维权意识的增强。

　　上述4起案件，有两起以调解方式结案。其时，正逢调解手段得到大力倡导，召开民事调解会议，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时，代表最高法院出面发言的，往往就是黄松有。

　　2006年3月，原河北高院院长刘瑞川开庭审理了一起抢劫案死刑二审案件，并要求全省法院推广，以回应最高法院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的新政策。“目的都是对生命权的尊重，不错杀，保证每个死刑案子都办成铁案。”

　　2011年9月20日，广西高院院长罗殿龙亲自开庭审理了5起重刑犯的减刑案件，专门邀请各界代表旁听。据介绍，这是为了推进“阳光司法”，示范性地将减刑过程公之于众。在以往，减刑、假释案件是不公开开庭的，由此引发暗箱操作“花钱买自由”的担忧。

　　大法官审案过程中的细节，被媒体悉数捕捉到。

　　审理家庭财产案件时，黄松有没有选择气势恢宏的大法庭，“大法官希望让当事的这一家人能够近距离、面对面地交流”。

　　刘瑞川主持的庭审中，被告人不戴戒具，着一身休闲服装坐在被告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发问时多使用“请”字，“无罪推定原则充分渗透”。

　　大法官不仅参与审案，还决定案件的结果。

　　徐衍东、齐奇审理的两起案子，都是当庭作出裁决。“3Q大战”一审判决由广东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大法官奚晓明签署的终审判决书，不再有审判委员会的影子。

　　一起案件由大法官或由普通法官主审，在法律上他们所拥有的独立审判权并没有本质差别。不过，不少重大疑难案件的判决，是领导审批、向上级法院请示、或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结果。

　　审判委员会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虽能起到“把关”案件质量作用，但因审、判分离——不参加庭审而作裁定，且不公开，数十年来一直饱受争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均是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而其余大法官，则是各地方高院审判委员会的主持者。

　　不审案的大法官：管别的法官去了

　　11位亲自审案的大法官，都是二级大法官。3任首席大法官和5位一级大法官，都没有留下审案记录。

　　东部某省一位中院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省高院院长在担任其所在中院院长时，就已不审案子了。

　　“在法院科层制下，大法官不审案是正常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分析，大法官要承担更多的司法管理职能，比如，案件审批和司法解释制定、协调。

　　侯猛曾对某位大法官首次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547天任期内的活动做过简单统计，发现他从事的是大量行政管理工作，诸如国家法官学院培训班开学典礼、观看最高法院离退休干部美术展等。唯独没有亲自主持庭审的记录。“他在任时太忙。”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更直截了当：“大法官之所以不审案，是因为他们在管别的法官去了。”

　　中国的法官等级制度是在1995年制定通过法官法时确立的，分“四等十二级”：首席大法官、大法官（一级、二级）、高级法官（一级至四级）和法官（一级至五级）。

　　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通常有一位副院长为一级大法官，其他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和各地方高级法院院长则为二级大法官。

　　可见，大法官之所以能成为大法官，首先是要具备相当的职务资格，这也使得他们的职责有别于纯粹的办案法官。

　　《法官法》没有具体描述大法官的职责，仅从法官的行政职务角度规定：“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除履行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履行审判职责是否意味着必须亲自开庭审理案件？也没有明说。

　　一位高院院长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自己实际上“早已经进入了办案的角色”：有的案子批示了几十次，“进入了具体的细节”，没有必要亲自开庭。他还认为，作为法院院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队伍，“从某种意义上比办一个案子更重要”。

　　对于审判和管理的双重角色，审过案子的大法官有不同理解。

　　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打过这样的比方：“作为院长，作为大法官，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去尝一尝，这对如何抓好审判方式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位原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他的第一次审案结束后对媒体表示：大法官开庭审案只是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不应当成为什么新闻。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在法院当了个什么‘长’后，亲自开庭审案就很少了，甚至不开庭审案了，这是不应该的，”他说，“院长、庭长首先是法官，是法官就应当能够走上法庭审案，这是一名法官应该具备的基本功。”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多名大法官在晋升前都曾开庭审案，晋升之后反而难觅审案的公开记录。

　　近几年，大法官们与公众最近的距离，在各种大接访现场。公开报道显示，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景汉朝于2011年11月在呼和浩特亲自参与调解了一件长达18年的信访积案。“亲自包案”、“带案下访”，是媒体近年来报道大法官们的热词。

　　侯猛认为，大法官不审案现象，是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是政治、人事、司法制度之间相互纠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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