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勇的遗产：中国律师的“第四种道路”

特约撰稿 / 刘显刚（法治评论家、资深媒体人）

蒋勇律师遗像

23号下午，消息突兀地在法大校友圈中流传开来。

和许多人一样，我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第一时间给蒋勇律师的微信发去问候，然而却未如往常一般等来回复；给相熟的天同友人发去信息，对方却也只有一句不明不白的“抱歉刘兄，这会儿在忙，稍后回复您”。

随后，多个渠道信源的交叉验证，一次又一次把这个残酷的流言渐渐推向了“事实”的位置。下午五点多，自媒体上逐渐有消息出来，然而表述依然隐晦。下午六时许，眼见全网“流言四起”，渐渐失控，天同方面终于提前发布了官方讣告（据说原定时间是晚上七点），一时之间，整个法律圈都在刷屏，一片震惊和哀悼的声音。

更令我意外的是，这则消息甚至冲出了法律人的同温层，在23日晚一度成为“热搜第一”的社会事件。

这一切当然是颇不寻常的。

一个律师的离世，不仅引发了整个中国法律人圈子（律师同行，法官、检察官、法学学者）的震动、哀悼和惋惜，甚至冲破了职业壁障和行业壁垒，成为一起部分圈层尽皆关注的社会事件。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似乎还从来没有哪个律师或者法律人的逝世能拥有如此之大的社会动能和公众影响力。

在这个意义上，蒋勇律师再一次创造了历史。

事实上，生前，他已经多次创造了历史。

他在50年短短一生中所取得的成绩、所开创的历史和所打破的记录，这里不再一一历数，因为这一部分自有他作为创始人的天同律所和无讼网络科技去整理。客观而言，他的确做到了他曾经许下的人生愿景：

“他说他把自己在事业上的追求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当个好律师，第二层是办一家好律所，第三层是希望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From:范否《给所有知道你名字的人》）

蒋勇律师在离世后所引发的全网现象级悼念，正是他这些年来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的最好的反馈与回响。

我与蒋勇律师的相识，源于一场由天同发起的法律新媒体交流会。彼时，我在内蒙一家大学法律系任教，业余打理着一个阅读量当时可在全国排进行业前三的法律类微信公众号。

那场在天同小院里进行的同行交流愉快而充实，天同的牛肉面也很好吃，当时参会的很多人现在已成为名动一方的行业翘楚。在那次交流会上，我和蒋勇律师有过一次短暂的对谈，他的谦逊、低调和诚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为法大校友，他给我提供了一幅关于“中国律师”的不同的风景。

中国律师群体鱼龙混杂，就其大项而论，可约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者，是所谓红顶律师。此辈众人摆出一幅“居庙堂之高”的姿态，一般挂着地方律协领导的铭牌，上下其手，左右勾兑，在地方上混的风生水起，阵仗吓人。

其二者，是“处江湖之远”的死磕派（真死磕派，不是那种摆完造型就熄火的假死磕派）。这类律师往往直面风险值偏高的刑案或所谓的敏感案件，面对司法运作中的不堪现实时选择坚守行业底线和法律原则，甚至不惜以相对激烈的方式发声维权乃至“冲撞”他们口中的“司法铁幕”。

当然，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红顶律师，还是处江湖之远的死磕律师，他们毕竟都是少数。在二者之外，是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存在的“庸常律师”，他们是中国律师的第三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

表面看来，蒋勇似乎也属于信奉“沉默是金”的第三种律师。他也的确不对敏感的时政或政治议题发言，而是埋首于专业领域，钻研律师业务，并在商事诉讼领域带出了一个优秀的律师团队。

但在我看来，他实际上在走的是“第四种道路”。埋头做事，他的不说话，不代表没有立场，没有选择。

他崇尚专业精神，甚至是“工匠精神”，却并不将自己局限于专业之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推动的很多事已经超脱了“私”的范畴，带上了公益的色彩，他自己也从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渐渐变身为一位引领时代风潮的法律行业的领军人物。

从精研法律实务到支持法学学术，从天同律所到无讼网络，他的棋盘很大，落子也多，格局广大却着眼于行业公益，这一点“无私”殊为难得。

就像他自己说的：

“我们免费给大家看干货文章，免费把小院开放出来，把天同的三大诉讼法宝开放出来，免费给大家开发案例检索工具，免费给大家做律师名片，免费拍职业头像照，免费搭建律师合作平台，免费搞一场接一场的知识沙龙……当我们投入一两个亿的资金在行业基础设施上，怎么会没有人念我们的好呢？”

是的，蒋勇律师，从昨晚到现在，所有人都在念你的好。

在未来的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有更多的人念你的好。

你燃烧自己成为了一束光，照亮了隐晦昏沉的中国法律行业的天空。红顶律师们看到你会自惭形秽吧，死磕派那些早生华发的苦行者们大约也会体谅你的苦心——其道也不同，然殊途而同归矣！

逝者安息，生者努力，谨以此文纪念蒋勇律师。

2021年6月23日 于江左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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